《自用资料篇》张鼎鼎

11、宋代的马政

　　马政体系的建立

　　(一)职官系统的完善。五代时朝廷有马坊使的设置，后唐明宗之初，改马坊使为飞龙使，长兴元年七月，又分飞龙院为左右二院。宋太祖时仍相沿未变，到太宗太平兴国五年，改飞龙院为天厩坊，雍熙二年，又改为左、右骐骥院。随着马匹的增多，监牧之事逐渐繁多，于是在咸平三年始置群牧司，“以内臣勾当制置群牧司，京朝官为判官”。景德四年，以知枢密院陈尧叟为群牧制置使，“自是率以枢臣专领，以重其事”。群牧司设使、副使、都监、判官等官。其职掌是：“掌内外厩牧之事，周知国马之政，而察其登耗。凡受宣诏、文牒，则以时下于院、监，大事则制置使同签，小事则专遣其副使。都监不备置，判官、都监每岁更出诸州巡坊监，点印国马之蕃息者。左右骐骥院勾当官各三人，以诸司使、副及内侍充，掌牧养国马，以供乘舆及颁赐王公群臣、蕃夷，给骑军厩置之用。”这样，自骐骥院以下及各州监牧，凡涉马匹之事统归群牧司管辖，为北宋马政系统之最高机构。元丰五年改行官制，将群牧司隶属于太仆寺。崇宁二年又规定：“太仆寺依旧制不治外事，归尚书驾部；应马事，上枢密院所隶官司。”据《宋史·职官志》二载：枢密院下属有支马房，“掌行内外马政并坊院监牧吏卒、牧马、租课”。以上只是机构归属的变化，并不是马政管理系统的削弱或对马政重视程度的减轻。
　　为了处理各种具体事务，宋代还设有许多专门机构。如牧养上下监，“掌治疗病马及申驹数”；估马司，“凡市马，掌辨其良驽，平其直，以分给诸监”；卖马务，“掌受退而出市之”。即把诸蕃部入市的马匹中，不合规格的驽马转卖给民间饲养。神宗熙宁七年，又创置提举茶马司，其中买马司专掌招买西北诸蕃马。
　　对于分布在京城之外的诸州牧监，规定由当州知州、通判兼领之，“诸监马置勾当官二员，又置左右厢提点”。每监根据所牧马匹的多少，配备有饲马兵校若干人。这样，就形成了上下完善的一整套马政体制，以保证马匹买卖、牧养、治疗、取用的顺利进行。
　　(二)监牧制度的完善。宋太祖整顿监牧，“始置养马二务，又兴葺旧马务四，以为放牧之地。分遣中使诣边州岁市马，自是闲厩之马备矣”。太平兴国四年，北宋出兵灭亡北汉，并乘胜进攻幽燕地区，得到汾晋、燕蓟之马四万二千余匹，“始分置诸州牧养之”。次年，于诸州“择丰旷地置牧龙坊八，以便牧养”。另据《玉海》卷149《马政下》载，太平兴国五年始称马务、马监为牧龙坊。(景德二年七月，又改称牧龙坊为牧监)。经过太祖、太宗及真宗初年的努力，到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宋朝监牧已颇具规模，京畿地区计有左右天驷监四，左右天厩坊二，统隶于骐骥院；在外之监共十六个，分布在黄河南北地区，即河南洛阳监、大名大名监、□州广平监、卫州淇水一二监、郑州原武监、同州沙苑监、相州安阳监、澶州镇宁监、邢州安国监、郓州东平监、中牟淳泽监、许州单镇监、滑州灵昌监。据《宋史?兵志》一二载，淇水监分为第一、第二，原武监《玉海》记为广武，亦据此书改。“又有牧养上下监，以养疗京城诸坊监病马。”南方泉州、福州、兴化军一带亦有监牧，其中泉州有浯州、列屿二牧，福州有水峭、龙胡、沥畸、海澶四牧，兴化军有东越、侯屿二牧。当时，“凡内外坊、监及诸军马凡二十余万匹，饲马兵校一万六千三十八人”。
　　宋朝诸军之马，“皆本军饲养也”。在外屯戍者就近放牧，禁军之马“每至三月分出于近京州郡放牧，至九月复还本军。”不论内外坊、监还是诸军牧马之地，均“自畿甸及近郡，使择水草善地而标占之”。其牧地最多时是在淳化、景德年间，坊、监和诸军班共计98700顷。此后，由于坊、监废置无常，经界不明，加之侵冒者的蚕食，牧地渐缩，终两宋之世，再也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凡坊、监牧均置有凉棚、泉井、马厩等设施，“春夏出牧，秋冬入厩”。每岁按马数和牧马人数的多寡，拨给相应数量的草、麸料、盐、油、药、糖等类物资，条教其备。
　　骐骥院所管坊、监马匹，大中祥符元年规定，皆春季出牧，孟冬则分别其羸病，就栈饲养，“其尚乘之马，惟备用者在焉。”次年又规定，骐骥院马数必须“旬奏月比”，在此之前则是每日必奏。可见宋朝对马匹增减之重视程度。对于诸外监之马的增减，也有详细的奖惩条例。如大中祥符元年制定的“牧监赏罚令”规定：“外监息马，一岁终以十分为率，死一分以上勾当官罚一月俸，余等第决杖。牧倍多而死少者，给赏缗有差。凡生驹一匹，兵校而下赏绢一匹”，“三岁都比，以该赏者闻”。天圣七年改为从通判到官之日起，记录所辖马匹，“岁一考之，官满，较总数为赏罚”。生驹不到四分者，罚；生驹多、死数少者，赏。北宋以大名府、■、卫、相等州七监为孳生监，作为主要繁殖马匹之地，选择良种善马，“合牝牡为群”。群牧司判官每年十二月巡行诸监，“阅二岁驹点印，第赏牧兵”。嘉八年群牧司规定：■生诸监，“每监岁定牝马二千，牡马四百，岁约生驹四百，以为定数”。这次的规定具体简明，易于检查督评。对于新增殖的马匹，治平二年规定：诸监生驹满三十个月，选牡之良者送淇水第二监饲养，满六十个月后，给配诸监为种马；其牝马满三十个月，则本司另立群放牧，满五十个月后，再拨配其他诸监。从以上规定看，北宋监牧条例已日渐趋于完善。
　　马匹又分为御马三等，给用马十六等。御马为皇帝专用之马，给用马供国家日常各种用途，包括颁赐臣僚、诸军用马、驿铺传送等。宋代国家养马主要满足军事需要，故对诸军配备或补充战马，也有详细规定：“凡配军，视其奉钱之数，马自四尺六寸至四尺三寸，奉钱自一千至三百，为四等，差次给之，至五月权止。外州军士阙马，先奏禀乃给。”凡阙马军士，“视其阙之多寡，以分数配填”。随着军事局势的变化，各个时期诸路配填的比例也不同。如庆历四年，“诏陕西、河北、河东填五分，余路填四分”。至和元年，“诏军士戍陕西、河东、河北填七分，余路填六分”。
　　(三)买马制度的健全。宋代的买马分为四种形式：一曰券马，即“戎人驱马至边，总数十、百为一券，一马预给钱千，官给刍粟，续食至京师，有司售之，分隶诸监”。一曰省马，即“边州置场，市蕃汉马团纲，遣殿侍部送赴阙，或就配诸军”。另一种称马社，指的是“陕西广锐、劲勇等军，相与为社，每市马，官给直外，社众复裒金益之”。还有一种称括买，指“军兴，籍民马而市之以给军”。总括起来说，宋代买马不外两种对象，一种是周边少数民族马，主要方向在西北；另一种即国内民间马。太祖、太宗两朝由于战事较多，向周边少数民族买马还未形成制度，故多次括买民间马，以“补战骑之阙”。此后虽逐渐减少，但仍不失为补充官马的一种形式。北宋市买蕃马主要在河东、陕西、川峡三路，对象是吐蕃、回纥、党项、藏牙、白马、鼻家、名市诸族。对西南诸族的买马，主要是出于政治需要，因为这里所产之马皆“驽骀下乘”，不可备行阵之用。泸州知州何悫说：“西南夷每岁之秋，夷人以马请互市，则开场博易，原以金缯，盖饵之以利，庸示羁縻之术，意宏远矣。”正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当时将这类马统称为羁縻马。
　　宋代买马对马龄或尺寸等都有严格的规定，划分等级，按等给值。凡券马到京师后由估马司定其值，“自三十、五十至(八)千，凡二十三等，旧选三岁至十七岁者”。景德二年诏：只市四岁至十三岁者。沿边买马之州皆置有买马场，由主要官员按等招买。如康定元年，规定陕西等路括买战马，“自四尺六寸至四尺二寸，其直自五十千至二十千，凡五等”。官府对马价及马龄、尺寸的规定并非一成不变，随着市场和军事需要的变化，其规定也时时改变。如康定二年，由于以前所定等级偏高、价格偏低，买得马匹不多，诏河北军州市马“宜增值。第一等二万八千、第二等二万六千、第三等二万四千、第四等以下及牝马即依旧直，仍自第二等以下递减一寸”。这个价格已相当高了。为了鼓励官员尽职，宋代还规定“买马及三千匹者转一官，比但以所买数推赏，往往有一任转数官者”。熙宁三年规定按朝廷所定买马额，“以十分为率，买及六分七厘转一官，余三分三厘均为三等，每增一等更减磨勘一年”。南宋初，改为推赏以马送到京师的实收数为准，如果死于途中，则“黜降有差”。神宗熙宁时，创立茶马法，专以蜀茶交易马匹，影响后世最为深远，详情后述，就不多说了。
　　宋代对私人买马限制颇严，真宗咸平五年，还制定了“秦州私贩马条例”，规定：“自今一匹仗一百，十匹徒一年，二十匹加一等，三十匹奏裁。其马纳官，以半价给告事人。”即使官员私买马也不允许，以保证政府对马匹的控制。但是由于官府买马“市良而弃驽”，又不准民间私买，蕃人往来驱赶，死于途中不少，获利不多，使得交易马匹减少，影响了政府用马。所以有时也允许私人买马，但良马必须卖给官府。总的看来，有宋一代禁止私贩的时候多，开禁的时候少，开禁只是调整马匹交易的权宜之计。
　　北宋的保马、户马、给地牧马诸法
　　北宋牧监养马虽然制度较健全，但仍存在不少问题。首先，监马少，占地广，花费巨大。河北牧监平均一马占地150亩，其中广平监的五六千匹马，就占有邢、BC3A、赵三州良田15000余顷，平均一马占地达300亩至250亩。据包拯的调查，漳河南北良田，被水淹毁的有6/10，其余四分中又有三分被牧监占有。农业和牧马争地的矛盾突出。仁宗时，叶清臣估计，当时全国监马仅三四万匹，占良田共九万余顷，岁费钱百万缗，平均养一马，耗费五百多缗，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其次，牧监之马多不合骑用，每“驱至边境，未战而冻死者十八九”。据中书省、枢密院的报告，河南北十二监，从神宗熙宁二年至五年，每岁出马1640匹，可供骑兵之用者才264匹，“余止堪给马铺。两监牧(熙宁初，在河南北各置监牧司，分管在外诸监，五年废)岁费及所占牧地约租钱总五十三万九千六百三十八缗，计所得马为钱三万六千四百九十六缗而已”，还不到成本的零头多，每年亏损50多万缗。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王旦、丁度、宋祁、叶清臣、李中师等许多人都先后曾提出鼓励民户养马的办法，以为补救。宋祁在仁宗时提出，不仅河北、陕西、河东产马之地可以让民户养马，就是京东、京西、淮北不产马地区亦可允许民户养马。叶清臣还提出了具体方案，即于河北、河东、陕西、京东西五路，命上户养一马，中户二户养一马，“养马者复其一丁”。熙宁初年，李中师甚至提出废“河南北监牧，省国费而养马于民”的建议。
　　实际上在王安石改革马政制度以前，宋王朝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有限地改革了马政，实施了牧马于民的办法。早在真宗时，曹玮知秦州期间，便试办了民户养马，以补充官马之不足。仁宗天禧元年，宰相向敏中提出将官马出卖，由民户牧养，国家“缓急取之，犹外厩耳”。于是下令将牧监“十三岁以上配军马估值出卖”。庆历时又令“河北民户以物力养马，备非时官买”。神宗时推行的保马、户马法，就是在以上建议和实践的基础上发展完善起来的。
　　在王安石变法中，当保甲法推行之后，保甲教阅缺马的问题便突出了，所以改革马政便首先从推行保马法入手。熙宁五年五月，诏开封府界诸县保甲愿养马者投名，马由官府提供，每年不许超过3000匹。次年八月，颁布了曾布拟定的保甲养马法条例，自开封府推行于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具体条例如下：
　　凡五路义(勇)保(甲)愿养马者，户一匹，有物力养马二匹者听。以监牧见马给之，或官与其直使自市，毋或强与。府界毋过三千匹，五路毋过五千匹。除袭逐盗贼外，不得乘越三百里。在府界者岁免(输)体量草二百五十束，(加)给以钱(布)。在五路者岁免折变缘纳钱。三等已上十户为一保，四等五等十户为一社，以待死病补偿者。保甲马即马主独偿之，社户马半使社偿之。岁一阅其肥瘠，禁苛留者。凡十有四条，先自府界颁行焉，在五路者，委监司经略司州县更度之。
　　保马法的实施，节省了北宋政府的开支。实施两年后，即到熙宁八年，根据官府的推算，官养一马，按中价计之，每年需要27千钱，而民间养一马所免除的“折变缘纳钱”只合144千钱，每匹马节支126千钱。同时还极大地降低了马匹死亡率，从熙宁五年、六年的情况看，“官马死倍于保甲马”。另外“保甲有马则可习骑战，平时可使袭逐盗贼”，加强了北宋的军事力量。保马法实施以后，屡有变化补充，到熙宁九年，根据蔡确的建议，在京畿地区罢给保甲养马者钱布，只免输草。元丰六年，王崇拯又建议河东路保甲“十分取二，以教骑战，每官给二十五千，令市一马，限以五千”匹。诏以京东路盐息钱给之市马，“于是保甲皆兼市马矣”。次年，霍翔建议“京东、西路保甲免教阅，每一都保养马五十匹，给十千。限以京东十年，京西十五年而数足”。“愿以私马印为保马者，听养至三匹，蠲除之外，每匹名次下一人，许赎杖罪。”
　　推行保马法后，遂逐渐废去牧监。熙宁五年，废太原监，七年，废去东平、原武监，又把淇水二监合而为一，八年，除存沙苑监外，其余八监全数废去。所省监钱除给市易司外，其余充熙河路“岁计”。诸监废除后，国家需马“仰给市马，而义勇保甲马复从官给，朝廷以乏马为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元丰三年二月，根据王拱辰的建议，在开封府、京东西、河北、陕西、河东等路州县推行户马法。规定：民户各计资产买马，坊郭户家产二千缗、乡村五千缗者，养马一匹，家产增倍者，增加一匹，最多不超过三匹。所养马必须达到四尺三寸以上，八岁以下，“及十五岁则更市如初”。当年六月，根据各路所当养匹数，定开封府为4694匹，河北东路为615匹，西路为854匹，秦风等路642匹，永兴等路1546匹，河东路366匹，京东东路717匹，西路922匹，京西南路599匹，北路716匹。为了防止商贾乘机提高马价“以病民，命以群牧司骁骑以上千匹出市，以平其直”。户马法的推行对保证北宋军事用马起了极大的作用，此后和西夏作战，“颇调户马以给战骑”，只是当时“借者给还，死则偿直”，故户马仍然能维持。到了元丰七年，下诏命河东、延、环庆等路各发户马二千匹“以给正兵”，河东取之本路，延益以永兴路和京西路坊郭马，环庆益以秦凤路和开封府马。由于这次征调户马，“后遂不复补”，直接地破坏了上述诸路民户继续养马的条件。当年，还在京东、京西二路，“罢乡村先以物力养马之令，尚养户马者，免保马，凡养马免大小保马税租支移，每岁春夫催税甲头盗贼备赏保丁巡宿，凡七事。于是京东西户马更为保马矣”。为什么这么看呢?马端临说：养“户马则是蠲其科赋，保马则是蠲其征役”。由于上述蠲免均属征役，当然是变户马为保马的行为。这样，户马法已完全被破坏殆尽，元丰八年四月，北宋政府只好宣布取消户马法。户马法如此短命，完全是由于王安石罢相后，宋神宗主持变法期间，改变了王安石原来的宗旨，把变法改革引到加强军事力量和夺取对外战争的胜利的方向去，一切为这一目的服务，一当军事需要，就不惜破坏其他法规。关于神宗的这一动向，漆侠先生已有详细的阐述可以参阅，就不多费笔墨了。
　　宋神宗死后，哲宗即位，“言新法之不便者，以保马为急”，连变法派的重要分子章此时也说：“保甲、保马，一日不罢，有一日害”。于是下诏将执行保马法最为彻底的京东、京西两路保马，分配诸军，“余数发赴太仆寺，不堪支配者斥还民户而责官给元价”，于是“保马遂罢”。元符初年，应王岩叟之请，恢复了洛阳、单镇、原武、淇水、东平、安阳诸牧监。牧监虽然恢复，但其原有的弊病并未根除，随着北宋末年政治的腐朽混乱，反而愈加严重。曾布说：“元中，复置监牧，两厢所养马止万三千匹，而不堪者过半”。枢密院也认为：“熙宁中，罢诸监以赋民，岁收缗钱至百余万。元初，未尝讲明利害，惟务罢元丰、熙宁之政，夺已佃之田而复旧监。桑枣井庐多所毁伐，监牧官吏为费不赀，牧卒扰民，棚井抑配，为害非一。盖自复监以来，臣僚屡陈公私之害。若复元仓卒更张之法，久当益弊。”这段话既批评了牧监所存在的弊病，又反省了元初年仓促罢去保马法的盲目性。由于已经认识到继续坚持“元仓卒更张之法，久当益弊”，所以在绍圣三年接受了知县韩筠的建议，下令推行给地牧马之法，规定：官授民牧田一顷，民为官牧马一匹，蠲其租赋，“不责孳息”，不愿者不加抑配。“应有监牧州县悉施行之。”次年，遂废去淇水、单镇、安阳、洛阳、原武等监，惟存在东平，沙苑二监。此法实施后，并未全力贯彻推行，直到徽宗大观元年，有司统计各路给田牧马之数，总计为1800匹，其中河北西路就占1400匹，其他诸路数量都很微小，河东路仅9匹，而开封府、京西南路、京东东路竟无一匹。所保留的二监中以沙苑监规模最大，占地9000余顷，牧马6000匹，每年花费40余万缗钱，自元符元年到二年，马“亡失者三千九百，且素不调习，无以任骑乘。”。由于其他牧监罢废，所留者又是如此混乱的状况，给田牧马也未努力推行，所以哲宗时期为北宋马政最为混乱时期，国家拥有马匹数量也最少。究其原因和统治阶级内部党争激烈，盲目地反对熙宁新法有极大关系。徽宗统治时期给田牧马一度取得较大成就，但由于统治阶级已彻底腐朽，内部斗争更加激烈，致使朝令夕改，莫衷一是，最终使北宋马政彻底垮台，徽宗末年时，已搞得国家几无一马。简要情况如下：由于哲宗时期给田牧马效果不佳，所以大观四年索性罢去此法，此后国马更加缺乏，遂又于政和二年再度恢复，从京东西、河北等路开始，以次推行于诸路。“尽括泽潞、京西、山东、河北等田”以给民养马。由于推行得力，规模大，范围广，到宣和二年再次罢去给田牧马法时，诸路所牧之马竟达九万余匹之多。此次变更是因为蔡京下台，新用事者攻击其法不便的缘故。当时下诏将这些马尽数赏赐童贯和补充陕右诸军之缺马者，由于护养措施不力，“道毙者十八九”。所收田地“以赐诸苑囿及道宫”。宣和六年，宋金关系交恶，“始悟阙马，乃复给地牧马，既无马以给民，又不得元田，州县强民出马以牧，文具而已”。靖康时，金军逼近开封，遂尽括京内外马匹，加上在京骑军之马，还不到20000匹，全数交给宦官梁方平所率之军去防守黄河，“至则大败，马复歼焉”。
　　建炎以来的马政
　　宋室南渡之初，“无复国马”，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从马政制度看，南宋仍然承袭北宋，只是规模、人员有所缩小。比如京师仍设有骐骥院，建炎三年四月，下诏将其官吏由北宋原额减半。说明其所管马匹已大大减少了。至于牧监系统更是不可与往昔相比，从绍兴三年起，开始设置牧马监，数十年间，陆续在饶州、临安之余杭与南荡、镇江、扬州、鄂州、郢州、德安之应城、苏州、秀州等地置监。这些牧监不仅规模小，而且存在时间短。如扬州牧监，有马千匹，隆兴元年十月置、次年五月废。应城监，乾道六年置，直到乾道九年才有马634匹，不久亦废。。南宋置监目的在于繁殖马匹，由于地理环境不适合养马，故繁殖率极低，如郢、鄂州之间的牧监，有牝、牡马千余匹，十余年间才生驹30匹，又不可用于骑乘，“故凡国之战马，悉仰川、秦、广三边焉”。南宋和北宋一样在川秦置有提举茶马司，川司设在成都，秦司先在凤州河池，后改设在兴元府。南方买马司置于绍兴三年，分别在广南西路的邕州和宾州，起初置有买马提举官专领其事，后废去，以经略安抚使代行其事。
　　南宋的川秦茶马贸易与北宋时相比，发生了许多变化。北宋实行的是榷茶买马，建炎二年，赵开主持四川财政，上书指陈茶马五害，指出官买官卖茶叶弊病甚大，只会蚀本不能盈利。于是大更茶法，实行商买商卖，茶商只需向官府买得茶引，便可持引贩茶，严禁私贩，政府只管卖引、征税，不再干预茶叶卖买。自从赵开变更四川茶法后，终南宋一代再无改变。实行的结果增加政府收入，到建炎四年，“茶引收息至一百七十余万缗，买马乃二万匹”。这是南宋川秦买马的最高额，此后茶引年收入竟达二百万缗之多，大大超过了北宋时的水平。另据载北宋蜀茶年收入为：熙宁七年40万缗、元丰二年50万缗、元丰七年100万缗、元年120万缗。南宋川秦马的另一变化，乃是买马总额大大低于北宋水平，其中川司马额上升，秦司马额下降。除了建炎四年的买马额相当于北宋水平外，此后各朝买马额均在万匹上下，宁宗嘉泰末年数额最多，也只12994匹，“自后所市未尝及焉”。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在于陕西的丧失。自从张浚富平大战南宋丧失陕西后，失去了西北的主要买马场。以往北宋茶马贸易，川司提供茶货，秦司负责买马，川司极少买马，如今西北马源减少，只好增加川马额。南宋川秦买马场初为七场，即秦司西和州宕昌寨、阶州峰贴峡寨共二场，川司黎、叙、文、长宁、南平等州军五场，后将文州场划归秦司，川司增加珍州场，总计八场。从买马场看，川司多于秦司，买马额(见下表)二司几乎相当，可见陕西的丧失对南宋马匹贸易影响之大。不仅马匹数额有影响，而且对马匹质量也有很大的影响。北宋主要靠秦司买马，所得马均为西北良马，而南宋所得西北良马惟秦司“宕昌、峰贴峡、文州所产是也”，川司黎、叙等五州军所产皆羁縻马，“格尺短小，不堪行阵”，“羁縻马每纲五十匹、其间良细不过三五匹，中等十许匹，余皆下下，不可服乘”。也就是说每年所买之马半数是不能用于军事作战的，即使如此，“然累岁所市多不及额焉”。原因：一是“茶马司靳吝钱帛，蕃蛮马至，多不即偿故也”。茶马司这样做是由于“守卒兵官有市马赏，茶司属官亦有，而都大主管官独无之，故至此”。二是“庆元中，金人既为蒙国所侵，冀之北土遂失，己未岁(1199年)，乃于洮中置场买马”，使得西北马源更加紧缩。三是“旧博马皆以粗茶，乾道末，赵彦博为提举，始以细茶遣之”。结果是西北蕃人“尽食永康细茶，而宕昌之茶贱如泥土”。秦司买马场如此，而川司的情况亦不妙，由于“雅州徼外夷人亦有即山种茶者，由是纲茶遂为夷人所贱。然蜀茶之细者，其品视南方已下，推广汉之赵坡，合州之水南，峨眉之白菜、雅安之蒙顶，……但所产甚微”。不能满足博马之用。南宋川秦买马另一变化，便是马价上涨严重，且多用钱绢支付。川茶通商后，茶叶大量涌入蕃部，“其茶既多，北人遂贱茶而贵银绢　”，和北宋时的情况正好相反。因此导致马价上升，“祖宗时一驮茶易一上驷”，“今宕昌四尺四寸下驷一匹，其价率用十驮茶，若其上驷，则非银绢不可得”。淳熙以后，南宋每年用于川秦买马的费用、仅钱一项就达二百四十九万余缗。如此巨额的钱币外流，对南宋经济带来极不利的影响。
　　南宋的政治、军事重心在东南，故川秦所买马匹还有个向东南转运的问题。川马每年拨发江上诸军58纲，秦马每年拨发三衙112纲。每纲50匹，共计8500匹。绍兴二十七年，又命川马不赴行在，分拨江上诸军，加上殿前司与马、步司以及进御之马，总计为8700匹。然而“卒未尝如数”。这是因为累年买马往往不能足额，加之“起纲远来，或死道路，其仅至者，但有皮骨，茶马司以其将毙者，责付诸县鬻之，至则随死，而计纲赴江上者，又为押纲卒校窃其刍粟，道毙相望焉”。所以南宋每年花费巨额财货，所买之马有相当部分并不能使用上。绍兴二十四年以来，三司取马用兵校4400人，一年一往返，所有费用由沿路州县支付，造成当地很大负担。
　　南宋把广南西路所买之马统称为“广马”，包括两种马，一种是“岭南自产小驷马，直十余千，与淮、湖所出无异。”非南宋博马主要对象。另一种买自罗殿、自杞、大理诸蛮，而自杞等不产马，是从大理转购而来。“大理地连西戎，故多马，虽互市于广南，其实犹西马也。”。是南宋博马的主要对象。南宋博买广马始于建炎四年，到绍兴七年买马额达2400匹，淳熙二年达到3000匹，为广南买马最多的一年，通常年买马额为1500匹。由于西南也产茶叶，所以南宋以金银锦绢及盐支付马价。每年买马费为黄金5缢，中金250镒、锦400端、绮4000匹、廉州盐200万斤，而得马1500匹。价格是马必须四尺二寸以上，付银40两，每高一寸，增银10两，最高每匹马可卖到六七十两。
　　此外，南宋还在淮南一带买马。孝宗隆兴初年，张浚为江淮都督，认为川广所买战马不仅价高，“而又道远多毙”，淮马价廉，“且军中即日可得”。请示孝宗同意，遂在当地收市马匹，“逮督府废乃止”。“然淮马矮小，实不可用，其可用者乃取之淮北耳。”乾道以后又准于淮南买马，多有越过淮河到金国境内盗马来售者，后金人抗议，孝宗以为失体面(实际是怕破坏两国和议)，下令禁止。由于南宋极缺战马，沿淮买马是不可能长期禁止的，仅理宗宝庆四年(1228年)，两淮制府就贸易“北马”5000余匹，“而他郡亦往往市马不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