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用资料篇》张鼎鼎

40、中日贸易

　　◎宋元时期中日贸易的内容

　　宋元中日贸易的扩大，有两个方面的前提条件。

　　一是航海技术的提高。中日之间跨越东海的航海始于唐代，那时的航海技术较落后，如日本的遣唐使船就有1/4沉没海底。唐代的造船技术也不是很高明，由于船的结构不合理，风浪稍大船只就被撕裂。另外，海员们也没有学会利用季风帮助航行。宋元时期的航海业大大发展，当时的大船能负荷三四千石大米，而且船只坚固，抗击风浪能力较强。利用季风在这时已经不是秘密了，双方的船只都自觉地在顺风的季节出发。元朝第二次征讨日本的时候，江南军能以10万之众，乘3500艘战舰，横渡东海直达日本，可见航海技术的成熟。

　　另一个前提条件是，工艺技术的提高使商品的大量生产和交换成为可能。在中国的工艺史上，宋朝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时期，宋朝的各种商品精致优良，深受各国客商的喜爱。丝织品和刺绣自古就是中国出口的大宗物品，宋朝的时候又增加了一大项——瓷器，当时中国的瓷器造型优美、工艺精湛，定窑、汝窑、钧窑等都名扬四海，宋朝的瓷器被各国视为珍贵的艺术品，极为畅销。日本对于中国商品需求一直很旺盛，当时日本上流社会的奢侈品大多自中国舶来，甚至到了以用中国货为荣的地步。如中国因日本纸张质量上乘视为名贵之物，但在日本却反而以使用中国纸张为荣。其次，日本的社会经济在宋元时代已经具有较高的水平，其文化也颇具特色。因此，日本的特色工艺品在中国极受欢迎，如日本的漆柄折扇制作精美，所配的书画笔法精妙，深得中国文人喜爱；日本刀闻名中国，一柄日本刀价值百金仍然供不应求。

　　中日两国商人不畏波涛，穿越东海，自然是因为从贸易中能获巨利。如日本四面临海，珍珠在日本是常见之物，但日本珍珠被贩运到中国后，价值立刻翻倍。以70贯在日本收购的蚌珠，到中国能卖出数万贯的高价。另，据日本入宋僧成寻记载，随同他入宋的日人在宋买麝香13个，十分高兴，因为这些麝香在日本价值500石大米之多。

　　中日两国官方对双边贸易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宋元都是积极促进，而日本则顾虑重重。宋朝是弱势王朝，由于其北部和西部都有少数民族的政权存在，故传统的陆路贸易大大萎缩，所以有意识地拓展海上贸易。宋朝的国际贸易往西到阿拉伯半岛，东到朝鲜、日本。当某些国家的贸易船来得少的时候，宋朝廷还会主动前去招徕，如987年，宋太宗赵光义曾派出四路宦官奔赴东南亚各国开辟贸易航线和鼓励赴宋贸易。宋神宗在接见日僧成寻时，特意询问日本人最喜欢中国的什么东西。另外，当日本的后白河法皇接见宋商人的消息传到宋后，宋明州刺史马上遣使赴日作为回应。这些都说明宋对中日贸易是持积极态度的。元朝廷与宋朝廷一样，也是支持对外贸易的。元朝是蒙古人诸国中的宗主国，国际意识很强，对于海上贸易持大力发展的态度。

　　在日本方面，对中国贸易的态度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态度是严格控制甚至禁止，第二阶段是积极发展，这两种不同的政策是由日本朝廷不同的政治力量制订的。严控阶段大约是在中国的北宋时期，在中日贸易中，中国居于强势地位，日本人入多出少，国内财富大量流向中国，天皇朝廷担忧这种情形不利于日本经济，因此严控宋日贸易。中国南宋建立的同时，日本天皇权力旁落，武士阶层开始执掌国家实权，他们关注的是从贸易中得到实利，并不在意其他，因此与宋贸易的态度较为积极。从平氏到镰仓幕府都十分支持对宋贸易，他们也因此获利颇丰。据说平清盛拥有“扬州之金，荆州之珠，吴郡之绫，蜀江之锦，七珍万宝，无所不有”。

　　宋朝输往日本的货物有丝织品、瓷器、药材、香料、书籍和文房用具等。这些物品在日本都大受欢迎，入日后价值倍增。日本输入宋的物品主要有沙金、硫磺、水银、木材、日本刀及各种工艺品。元朝时中日商品交流的内容与宋时类似，而且宋元时期日本对中国铜钱的需求非常旺盛。众所周知，日本列岛矿产资源贫乏，储量少而且品位低。因此，当日本的商品流通规模扩大后，货币供应就难以为继，成了稀缺品，大大阻碍了经济的正常运行。日本天皇政府也曾主持铸造铜钱，但是由于铜质低和冶炼技术不过关，铸出的钱质量极差，规格不一，有的大，有的小，有的还残缺，根本没法作为货币来流通。这些铜钱勉强使用一段时间以后，终于在一条天皇时代（984年后）完全停止使用。那么，日本就只能从中国进口铜钱了。最初，只是中国的商人入日时携带铜钱，到后来日商就直接到中国来买铜钱了，因此宋朝的铜钱大量流向日本。现在屡有日本出土中国宋钱的报告，而且地点分散，数量众多，证明了中国铜钱在日本流通之广。铜钱大量外流对宋的经济也有消极的影响，宋朝遂下令禁止铜钱外运，但仍然禁之不绝。为了阻止日商偷运铜钱，南宋在管理对外贸易的机构 —— 市舶司设立官吏，专门负责监督此事。在日商的船只离港时，官员们都要上船检查是否有私携铜钱的情形。在中国政府的严厉禁止下，日本想获得中国的铜钱一度变得非常困难，因此他们还直接向中国政府乞求换铜钱。

　　宋元时期中日民间贸易往来频繁，也为官方信息的传递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除了忽必烈的几次遣使是自高丽乘船外，其他的中国使节赴日几乎都是乘坐中国的商船。可以说，民间贸易为中日之间的交流架起了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