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之音》问心问道

50、为与不为

　　剥削、压迫、兼并不严重的时候，只要社会处于相对的安定稳定状态，没有大规模战争，华夏大地就会爆发出惊人的繁荣。这是一条深埋于我们文明地层的规律，中华文明的潜能，不在刀兵，而在安宁。它不像某些伪文明，以征服为荣，以掠夺为生；我们的文明它更像一片沃土，只需风调雨顺，无人毁耕，便能自生万顷金浪，自起千家灯火，自传百代书声。
　　这就是我们建设型文明与西方掠夺型伪文明最大的区别之处，这是华夏文明内生的农耕文明的基因，它有来源，可考究，可自生。
　　中国人，天生是建设者，不是破坏者。战乱时，藏书、护种、背井离乡、牺牲也要保住血脉斗争到底的底色；
　　一旦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不需号令，不需强推，农人自会开渠引水，商旅自会踏出丝路，匠人自会雕梁画栋，书生自会开馆授徒。这是这片土地上老 百姓骨子里的“生生不息”。只要给一口喘息之机，就能把荒原变家园，把废墟变城郭。
　　汉初“文景之治”，休养生息不过几十年，“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
　　唐初贞观，战后凋敝，不过二十余年，“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
　　明初洪武，“十室九空”之后，移民屯田，百年间江南市镇星罗棋布。
　　如今日改革开放，一松绑，全盘活。这繁荣，从不靠“刺激”，只求不扰。当然前提是剥削、压迫、兼并不严重的程度。我们说“程度”因为历史从不因“有”剥削而亡，却因过度而崩。
　　百姓不怕苦，怕的是苦尽无望；不怕劳作，怕的是收成尽入他人仓。只要税赋有节，土地可耕，冤屈有处诉，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便安于桑麻，乐于市井，用双手一寸一寸垒起富庶和强大。这是我们这个文明几千年下来形成的规矩。我们的文明如一棵巨树，根系深广，生命力强，但若寄生过重，虫害蚀心，它便会自我震荡，抖落枯枝，甚至整皮剥落或树倒生新芽，只为重生。
　　每一次大动乱，看似毁灭，实则是对失衡的清算，土地兼并到极致？乱世中豪强覆灭，流民成军，新政权重新分田；特权膨胀到遮天？起义军杀尽不平方太平，旧门阀灰飞烟灭；统治彻底失信？就是我们课文里学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就是君待民如草芥，民待君如仇寇，底层直接重洗牌局。这不是野蛮，这是文明在无现代制度时，唯一能用的“重启”方式。
　　说这些干啥？让大家思考，现代在变化的方式，底层规律不变，但模式是一直在变的。以前地主收租，现在是企业放贷。方式变了底层逻辑却还是那个逻辑。当然不要将思维困步于此，去拓展思考，现在都有哪些方式进行着全新的剥削、压迫、兼并，就能看清我们想要跨周期现阶段要解决的问题。记得这些问题的产生在初期是有利于发展的，只是发展到了全新的阶段后，不仅不再利于创新和发展反而是阻碍发展，而这些问题由于利益牵扯群体掌握着资源与权利，想要求变，难难难……
　　真正的力量，藏在民间。让土地生金的，是那面朝黄土的身影；让市集喧闹的，是那挑担叫卖的喉咙；让文化不灭的，是那油灯下教子读书的父母。
　　繁荣的本质是，民气之苏醒，生机之奔涌。安则繁荣，苛则崩裂；而其间尺度在民心。这就是为何总说无为而治吧，无事的管理就是找事，这也是为何总是问题爆发后才治理。这与后知后觉的管理模式，而不是防火与未燃有着矛盾统一的关系。看似矛盾却很合理，只是中间的度因为利益、人性、群体智慧低下，很难把握好这个度。人常理解无为而治是“什么都不做”，真正的无为，不是懒政，而是不妄为，不强为，不以“管理”之名，扰动自然生机。
　　古代、现代都有一个通病就是认知低，智慧不够，管理者、学者等等，怕显得无所作为，便无问题时出新政，设考核，添流程，改条例。明明河水平静，偏要投石问响；明明百姓安居，偏要优化升级。就像一个健康的人，医生非要开药，不治点什么，显得医生无用。结果小病治成大病，无病治出新病。
　　另一方面通病就是为何总是等问题爆发才治？后知后觉的宿命，这是权力运行的惯性危机，问题爆发才是启动治理的“合法钥匙”。灾荒未起，无人听“防旱备井”的建议；疫病未传，“加强卫生”被视为多此一举；土地兼并悄然进行，“限田均产、共产”反被骂“扰乱秩序”。因未燃之事，看不见，摸不着，难量化，无法成为政绩，也无法激发行动。一旦民怨沸腾，火烧眉毛，才惊觉该治了！这是体制的感知延迟，它只对显性危机有反应，对隐性溃烂视而不见。
　　这其中两个关键点就是，人民的认知智慧也是低下的，而这种低下牵扯利益关系。比如，无问题时出新政符合你利益你开心，一旦有些不符合你利益就坚决反对，觉得不公平，也许新政的是对集体无利的呢？集体无利，个体有利从而损公肥私，集体企业私有，群体百姓是没有这个觉悟或是后知后觉，而推崇西方的自由和自私利己的思想下更是问题不断，北面老大哥解体看不出来什么吗？比如有问题时，出新政符合你利益你开心，一旦有些不符合你利益就坚决反对，觉得不公平，也许对你可能有损失，但对集体有利，而你本也是集体一员，但利益关系和认知原因，个体或少部分人是认知不到或是即使认知到了也很难说服自己的人性去接受。这两个关键点要细细体会，尤其是看到什么钉子户，新条文等等出现和有问题的时候。仔细思考和求证，就会发现无外乎是这两种情况。这也是集体制度和部分群体利益平衡关系下的最关键的问题点。
　　防火于未燃与救火于已燃是矛盾中的统一。这是治理哲学的核心张力，防火于未燃是智者之道，修堤于无形，止乱于未萌，功成而不居，世人皆谓本该如此。救火于已燃是常态之实，危机显化，英雄登场，力挽狂澜，名利双收。二者看似对立，实则共存，因少有人防火，故常需救火；因总在救火，便轻视防火。
　　我笑那救火者如英雄，而你却不知是他纵的火，或是他等的火，想想大明官兵为何总是养寇自重。
　　这中间的度，因利益与人性，利益群体极难把握。这“度”与“人性”这才是最深的病灶。这也是历史不可鉴的本因。
　　“度”是什么？管到哪为止？放到什么程度？何时该出手？何时该退场？这本应由公心衡量，可现实是有的人要绩，便偏好看得见的工程；集团要利，便游说放松监管；权利要稳固，就会压制潜在风险而非解决；人性怕担责，便选择等上面指示。于是无为成了不作为的借口；有为成了乱作为的狂欢；适度成了各方博弈的残渣，偏离了民之所需的根本。
　　为何这样我却觉得很合理？这就是其荒诞背后的逻辑，这不是某个坏人的错，而是系统在稳定与变革间的精算。系统不追求最好，只求不崩。它允许小问题积累，民怨缓慢上升，直到逼近临界点，才启动最小必要干预，平息危机，维持统治。这就像，一个家庭，明知孩子心理有问题，却自欺欺人，需要却拖到其自残才就医；一个公司，明知产品有缺陷，却等大规模投诉才召回。因为早治要付出成本，而晚治至少活到了今天，这就是我从上家公司体会最深感受。
　　无为者非不为；为所不欲为。

作者有话说

　　为或不为存乎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