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知我意》猫猫不吃糖

1、全文

　　第一章：初遇·寒枝

　　岭城的冬天是存了心要冻死人的。

　　这话梁阿婆常说，一边说一边往炉膛里添煤块，火星子噼啪作响，映着她那张沟壑纵横的脸。

　　我缩在炉子旁的小板凳上，手指冻得通红，握着一本翻烂了的《代数》，那些数字和符号在眼前跳舞，就是不肯乖乖进脑子里去。

　　那年我十六，高二。成绩单上数学那一栏永远是个刺眼的六十二，或者五十八，总归在及格线上下挣扎。母亲看着成绩单叹气，父亲则沉默地抽完一支烟，最后说：“要不找个人给你补补？”

　　他们说的是林夕。

　　林夕这个名字在岭城是个小小的奇迹。

　　贫寒到极致——

　　梁阿婆捡回来的孤儿，住在镇子最西头那间漏风的土坯房里；

　　优秀到极致——

　　岭城一中连续三年的年级第一，数学竞赛省里拿过名次。

　　人们提起他，总要摇摇头，说不清是怜悯还是赞叹。

　　我第一次真正见到他，是在一个周末的下午。母亲让我给梁阿婆送新腌的酸菜，我提着沉甸甸的玻璃罐，踩着冻得硬邦邦的土路往西头走。

　　梁阿婆家的院子比我想的还要破败。土墙塌了一角，用几根木棍勉强支着。院子里有棵光秃秃的老槐树，树下蹲着个人。

　　他背对着我，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棉袄，袖口磨得起了毛边。肩上落了一层薄薄的霜，该是在那儿蹲了有些时候了。

　　走近了才看见，他面前蜷着一只瘦骨嶙峋的小猫，黄白相间的毛脏兮兮的，正小口小口吃着他手心里的什么。

　　听到脚步声，他回过头来。

　　后来我常常想起那个瞬间——他转过脸的弧度，睫毛上沾着的霜花，还有那双眼睛。

　　岭城的冬天是灰蒙蒙的，天空、房屋、街道，一切都蒙着一层洗不掉的旧色。可他的眼睛是清亮的，像深山里的泉水，一眼能望到底。

　　“你是阿琦吧？”他站起身，动作不急不缓，拍了拍手上的灰。手指很长，冻得有些发红，但指甲修剪得很干净。

　　我点头，把酸菜罐子往上提了提，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阿婆去买药了，一会儿就回来。”他说话声音不高，带着点少年人变声期刚过的沙哑，但字句清晰，“你先进屋坐，外头冷。”

　　我没动，目光落在那只小猫身上。它吃完了食，怯生生地蹭他的裤脚，他弯腰摸了摸它的头，动作很轻。

　　“你要不要也喂喂它？”他从口袋里又掏出一点碎馒头，递过来。

　　我犹豫了一下，接过。蹲下身时，棉裤绷得紧紧的，发出细微的摩擦声。小猫警惕地后退半步，圆眼睛盯着我。

　　“慢慢来，它怕生。”他在我旁边说，也蹲下来。我们挨得不远不近，我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皂角味，混着冬日的寒气。

　　我把碎馒头放在地上，小猫迟疑许久，终于凑过来。它的胡须轻轻颤动，吃得很小心。

　　“它喜欢你。”林夕说。

　　我抬头，正好撞上他的目光。他在笑，嘴角弯起一个很小的弧度，眼睛微微眯起来。炉火映在他瞳孔里，跳动着两簇小小的光。

　　那一刻，我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咚咚，咚咚，像有只小锤在胸腔里敲。脸颊发起烫来，好在冬天冻得本来就红，该是看不出来。

　　“它叫什么名字？”我慌慌张张找话说。

　　“没名字。”他说，“阿婆叫它‘咪咪’，但我觉得它该有个正经名字。”

　　“你给它起一个？”

　　他想了想，看着小猫黄白相间的毛色：“叫‘初雪’怎么样？梁阿婆说它是初雪那天在门口捡到的。”

　　我点点头。小猫像是听懂了，抬起头“喵”了一声。

　　梁阿婆就是这时候回来的。老人裹着厚厚的头巾，挎着个竹篮子，还没进门声音就先到了：“夕娃子，快来接把手——”

　　林夕应声起身，快步走过去。他接过篮子，扶住梁阿婆的胳膊，动作熟稔自然。老人看见我，笑起来，脸上的皱纹更深了：“阿琦来啦！哎哟，还带了酸菜，你妈就是客气……”

　　那天的后半段记忆有些模糊。只记得梁阿婆硬要我留下来吃晚饭，林夕在灶台前忙活，我帮着择菜。昏黄的灯光下，蒸汽氤氲，三个人围着一张旧木桌，吃最简单的白菜炖豆腐。梁阿婆絮絮叨叨说着街坊邻里的琐事，林夕安静地听，偶尔应一声。

　　我偷偷看他。他吃饭很慢，每一口都细嚼慢咽，背挺得笔直。昏黄的灯光洒在他侧脸上，勾勒出清晰的轮廓——鼻梁很高，下巴的线条还带着少年人的柔和，但眼神已经有种超乎年龄的沉静。

　　饭后我要帮忙洗碗，林夕不让：“水冷，我来。”

　　我就站在厨房门口看他。他挽起袖子，露出一截瘦削的手腕。水很凉，他的手很快冻得通红，但他动作不疾不徐，每一个碗都洗得干干净净，倒扣在竹筐里沥水。

　　“你的数学，”他突然开口，没回头，“是不是不太好？”

　　我一愣，脸又烧起来：“……嗯。”

　　“阿婆说，你妈妈想找人给你补课。”他擦干手，转过身来，靠在灶台边，“如果你不嫌弃，我可以试试。”

　　窗外，岭城的夜幕早早落下，寒风在屋檐下打着旋儿。厨房里，灯光温暖，蒸汽还未散尽。

　　我看着他的眼睛，那双清澈得像湖水的眼睛，点了点头。

　　“好。”

　　第二章：暗涌·习题册

　　补课定在每周二、四的晚上，周六下午。

　　我家客厅的旧茶几成了临时书桌。母亲特意多生了一个炭盆，放在我们脚边。红色的炭火在铁盆里明明灭灭，散出持续而温和的热度。

　　第一次补课那天，林夕准时到了。他背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书包，进门时在门口仔细踩了踩鞋底的雪，然后脱下那双看起来很单薄的旧棉鞋——鞋帮已经开裂，用线粗糙地缝过。

　　母亲眼神里闪过一丝不忍，转身去厨房倒热水。我装作没看见，把数学书和习题册摊开在茶几上。

　　“从哪里开始？”他问，声音平静。

　　“这里。”我指着期中考试卷上一道打了大红叉的题，“完全看不懂。”

　　那是一道解析几何。椭圆、焦点、切线方程，每一个词都认识，连在一起就成了天书。我盯着那道题看了整整一周，草稿纸撕了十几张，最后交卷时还是空白。

　　林夕拿起试卷，看了大约半分钟。

　　“坐过来点。”他说。

　　我挪了挪小板凳。我们肩膀之间隔着一拳的距离，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干净的肥皂味。

　　“你看，”他抽出一张草稿纸，用我递过去的铅笔开始画图。笔尖摩擦纸张，发出沙沙的轻响。“椭圆的方程给了，先把a和b算出来。”

　　他的手指修长，指节分明。握笔的姿势很标准，用力均匀，写出的数字和字母工整清晰，像印刷体。

　　“焦点在这里和这里。”他在图上标出两个点，“题目说，过这个点做切线……”

　　他讲得很慢，每一步都拆解得清清楚楚。遇到我卡住的地方就停下来，换个角度再讲一遍。炭火偶尔噼啪作响，窗外寒风呼啸，但屋里很安静，只有他的声音和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

　　“懂了吗？”他讲完最后一步，抬头看我。

　　我愣愣地看着那张草稿纸。原来这道题只需要七个步骤，而我之前连第一步都没想到。

　　“懂了。”我小声说，心里涌起一种奇异的感受——不是喜悦，更像是突然推开了一扇一直紧闭的门，看见了门后那个清晰、有序、可以理解的世界。

　　“那你自己做一遍。”他把草稿纸翻到空白面。

　　我接过笔，手有点抖。那些字母和数字在脑海里重新排列组合，我按照他教的思路，一步一步写下去。写到第五步时卡住了，皱着眉想了好久。

　　“别急。”他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很轻，“想想椭圆的切线方程通式。”

　　我恍然大悟，继续往下写。最后一笔落下时，长长舒了口气。

　　“对了。”他检查完，点点头，眼里有浅浅的笑意，“做得很好。”

　　那笑容很淡，一闪而过，却让我整颗心都雀跃起来。炭火的热度好像突然升高了，脸颊又开始发烫。

　　从那以后，每周三次的补课成了我最期待的事。

　　林夕是个极好的老师。他有种罕见的耐心，从不因我反复问同一个问题而不耐烦，也从不说“这么简单都不会”之类的话。他会找出我卡住的关键点，用我能理解的方式解释，然后让我自己动手做。

　　我的数学成绩以缓慢但稳定的速度提升。期中考试后的月考，我第一次及格了——六十八分。卷子发下来时，我看着那个红色的数字，几乎要哭出来。

　　那天补课，我兴冲冲地把卷子推到他面前。

　　他仔细看了一遍，点点头：“有进步。但这里，”他指着一道选择题，“不该错。三角函数的基本公式要记熟。”

　　“我背了，可是一到考试就混……”

　　“那是因为你没理解。”他合上卷子，从书包里拿出一本自己订的笔记，“这是我整理的公式推导和记忆技巧，你拿去看。”

　　笔记本是普通的作业本，用针线仔细地缝成了厚厚一本。封面干干净净，只写了“数学笔记”四个字。我翻开，里面密密麻麻全是字迹，工整得令人惊叹。每一个公式都有详细的推导过程，旁边还用红笔标注了易错点和记忆口诀。

　　“这……这是你自己整理的？”我震惊了。

　　“嗯。”他语气平淡，“闲着没事的时候弄的。”

　　我知道他不是闲着没事。梁阿婆说过，林夕每天放学后要去镇上的杂货店帮忙卸货，周末去木材厂打零工。他所有的时间都被学习和打工填满，哪来的“闲着没事”？

　　“太珍贵了，”我摸着笔记本粗糙的封皮，“我抄完就还你。”

　　“不用还，送你了。”他说，“我用不着了。”

　　我抬起头，正好看见他的侧脸。他望着窗外，眼神有些飘忽。冬日的天光灰白，映在他脸上，显得格外清冷。

　　“林夕，”我鼓起勇气问，“你以后……想去哪里读大学？”

　　这个问题在我心里憋了很久。岭城太小了，小到装不下他这样的天才。所有人都知道，他一定会离开，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他沉默了很久。炭火在盆里轻声爆响，窗外传来远处货车的鸣笛声。

　　“南方。”他终于说，声音很轻，像在说一个秘密，“我想去南方。”

　　“南方？”我有些惊讶，“听说那里夏天很热。”

　　“但冬天不会下雪。”他转过头看我，眼睛里有种我从未见过的光，“一年四季都有绿色，阳光很充足。不需要穿这么厚的衣服，不需要烧炭取暖。”

　　他说这些时，语速比平时快了一点，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茶几的边缘。我忽然意识到，这个总是平静淡漠的少年，心里原来藏着如此炽热的渴望。

　　“那……你会报考南方的大学？”

　　“嗯。”他点头，“已经看好了几所。”

　　“很远吧？”

　　“坐火车要两天一夜。”他说，“但值得。”

　　我的心一点点沉下去。原来他早就计划好了，早就把每一步都想清楚了。南方——那个阳光灿烂、四季常绿的地方，是他拼了命也要抵达的远方。

　　而我，还在为一道解析几何题苦苦挣扎。

　　“阿琦，”他突然叫我，眼神认真，“你也该想想以后的事。不能永远待在岭城。”

　　“我？”我苦笑，“我成绩这么差，能考上大学就不错了，哪还敢挑地方。”

　　“你能的。”他的语气异常坚定，“只要你愿意。数学我会帮你，其他科目有不懂的也可以问我。”

　　我看着他清澈的眼睛，心里某个角落被轻轻触动。

　　“那……你会帮我到高考吗？”我问，声音小得自己都快听不见。

　　他笑了。这次笑得很明显，嘴角弯起，眼睛眯成月牙形。

　　“当然。”他说，“直到你不再需要我帮忙为止。”

　　那一刻，窗外寒风凛冽，屋内炭火温暖。少年的承诺轻如羽毛，却在我心里重重落下，生了根。

　　第三章：微光·图书馆

　　岭城唯一的图书馆在城东，是一栋五十年代建的红砖老楼。暖气时好时坏，窗户漏风，但藏书量意外地不错。

　　我和林夕开始周末去那里自习。

　　通常是我先到，占靠窗的位置——那里有整面墙的窗户，虽然漏风，但光线好。冬天的阳光稀薄苍白，斜斜地照进来，在旧木桌上投下长长的光影。

　　林夕总是迟到十分钟左右。他打完上午的零工，从城西走过来，要走四十分钟。进来时带着一身寒气，脸颊和鼻尖冻得通红。

　　“给。”我推过去一个保温杯，里面是母亲熬的姜茶。

　　他道谢，接过，双手捧着杯子取暖。热气蒸腾起来，模糊了他的眉眼。

　　我们各学各的。我做数学题，他看我从没听说过的英文原版书，或者厚厚的大学教材。

　　图书馆很安静，只有翻书声和偶尔的咳嗽声。管理员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总坐在入口处的柜台后打毛线，偶尔抬头看看我们，眼神慈祥。

　　有时候我做题做烦了，会偷偷看他。

　　他学习时有种全身心投入的专注，背挺得笔直，睫毛低垂，在眼睑下投出小小的阴影。嘴唇抿成一条直线，只有思考时会无意识地轻咬下唇。阳光落在他侧脸上，能看见细小的绒毛，还有他左眼角下那颗很淡的痣。

　　看得久了，他会察觉，抬起头：“怎么了？”

　　“没事。”我慌忙移开视线，脸又开始发烫。

　　他会轻轻笑一下，继续看书。那笑声很轻，像羽毛拂过心尖。

　　有一次，我在他借的书里看到一张地图。是手绘的，用钢笔细细勾勒出海岸线、山脉、河流。南方几个省份被重点标注，旁边用秀丽的小字写着气候数据、主要城市、知名高校。

　　“这是什么？”我问。

　　他看了一眼，神色如常：“随便画的。”

　　“你想去这些地方？”

　　“嗯。”他指着地图最南端的一个点，“这里，南州市。冬天平均气温十五度，几乎不下雪。”

　　他的手指在那座城市的位置停留了很久，轻轻摩挲着纸面，像在抚摸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那里很远。”我说。

　　“远才好。”他轻声说，更像自言自语，“远到可以重新开始。”

　　我没问他要重新开始什么。有些问题，即使问了也不会得到答案。就像我从没问过他亲生父母的事，没问过他被遗弃的那个雪夜，没问过他这些年在岭城承受了多少异样的目光。

　　我们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比同学近，比朋友远。

　　他帮我补课，我给他带热茶和点心。我们聊学习，聊书本，偶尔聊起未来，但从不触及彼此的过去。

　　这种平衡一直维持到高二结束的那个暑假。

　　岭城的夏天短暂而珍贵。蝉鸣撕心裂肺，阳光灼热刺眼，连风都是烫的。林夕打工的时间更长了，常常一天做两份工。我看他越来越瘦，眼下总有淡淡的青黑。

　　“你没必要这么拼。”有一次我忍不住说，“学费可以申请助学贷款……”

　　“不止是学费。”他打断我，语气依然平静，但眼神里有种倔强，“阿婆年纪大了，身体不好。我得攒钱，万一……”

　　他没说完，但我懂了。

　　那个暑假的午后，我在图书馆等他。他迟到了一个小时，进来时满头大汗，工装服上沾着木屑和灰尘。

　　“抱歉，木材厂临时加班。”他坐下，声音疲惫。

　　我从书包里掏出饭盒，推过去：“我妈做的凉面，多带了一份。”

　　他愣了一下，没推辞，接过筷子。吃得很快，但依旧安静，不发出声音。吃完后，他把饭盒仔细洗干净，擦干，还给我。

　　“谢谢。”

　　“不客气。”

　　我们继续自习。他看起来累极了，做了两道题就开始揉太阳穴。

　　“要不今天休息吧？”我说。

　　他摇摇头，坚持做完了一套物理卷子。交卷时，他趴在桌上，脸埋在臂弯里，许久没动。

　　我以为他睡着了，轻轻叫了一声：“林夕？”

　　“嗯。”他闷闷地应，没抬头。

　　“你……一定要去南方吗？”这个问题在我心里憋了太久，终于忍不住问出来。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

　　“阿琦，”他终于抬起头，眼睛里有血丝，但眼神依然清澈，“你知道岭城的冬天有多长吗？”

　　我点头。岭城的冬天从十一月持续到次年四月，整整半年。天空永远是灰的，大地永远是白的，寒冷无孔不入，渗透进骨髓里。

　　“我在这里过了十七个冬天。”他轻声说，“每一个冬天，我都在想，如果有一天，我能去一个不下雪的地方，该多好。”

　　他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像小锤，敲在我心上。

　　“可这里……有梁阿婆，有……”我把“有我”两个字咽回去，改口，“有熟悉的一切。”

　　“熟悉的不一定是好的。”他笑了笑，笑容有些苦涩，“有时候，熟悉意味着你永远无法摆脱过去。”

　　窗外，蝉声如瀑。阳光透过梧桐树叶的缝隙洒进来，在他脸上投下晃动的光斑。

　　那一刻，我清楚地看见我们之间的鸿沟——他在拼命逃离，而我在安然接受；他看向遥远的南方，我看着眼前的岭城。

　　“那……你去吧。”我说，努力让声音听起来轻松，“等你到了南方，给我寄明信片，让我看看不下雪的地方是什么样子。”

　　他看着我，眼神复杂。许久，轻轻点了点头。

　　“好。”

　　那个暑假结束后，高三来了。

　　时间突然加速。黑板右上角挂起了高考倒计时牌，每天撕下一页，数字越来越小。试卷像雪片一样发下来，做不完的习题，背不完的知识点。

　　林夕更忙了。他辞掉了杂货店的活，但还在木材厂打工，周末去给学生补课——不是我，是几个初中生，家长出的价钱不错。

　　我们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偶尔在校园里碰到，也只是匆匆点头。他瘦得厉害，校服穿在身上空荡荡的，但眼睛里的光越来越亮——那是对远方的渴望，炽热得几乎灼人。

　　我知道他在为什么拼命。南方的大学学费不菲，生活费也高。他要攒够路费，攒够第一学期的开支。

　　有时候深夜，我做完习题，望着窗外漆黑的夜空，会想起他说的那句话：“远到可以重新开始。”

　　重新开始——多么诱人的词。抛下过去的一切，在新的地方，成为新的人。

　　我可以想象他在南方的阳光下，穿着单薄的衣衫，走在绿树成荫的校园里，没有寒冬，没有回忆，没有那些如影随形的目光。

　　那该多好。

　　可每当这么想时，心里总会泛起细密的疼痛。因为那个没有寒冬、没有回忆的南方，也没有我。

　　十二月的某个周五，放学后我在校门口等他。天阴沉沉的，又开始飘雪。学生们裹紧围巾匆匆走过，自行车铃声叮当作响。

　　他出来得很晚，背着那个旧帆布书包，低头走路，没看见我。

　　“林夕。”

　　他抬起头，眼里有血丝，但看到我时，还是露出一个很淡的笑：“阿琦。”

　　“这个给你。”我把一个厚厚的信封递过去。

　　他疑惑地接过，打开一看，愣住了。里面是钱，厚厚一沓，有零有整。

　　“你……”

　　“我攒的零花钱。”我抢着说，“还有……我跟爸妈说，你帮我补课，我想付你补课费，他们同意了。”

　　其实不全是真的。零花钱只有一小部分，大部分是我把外婆给的金项链卖了——那是我十六岁的生日礼物，一直珍藏着。

　　他盯着信封，像是明白了什么，手指收紧，指节发白。

　　“我不能要。”他把信封推回来，语气坚决。

　　“就当是我借你的。”我又推回去，“等你以后工作了，再还我。”

　　我们僵持在雪地里。雪花落在肩头，很快融化，留下深色的水渍。

　　许久，他深吸一口气，把信封小心地放进书包内袋。

　　“谢谢。”他说，声音有些哑，“我会还的，一定。”

　　“嗯。”我笑了，“我相信。”

　　雪越下越大，很快在地上积了薄薄一层。我们并肩往家的方向走，没说话，只有踩雪的咯吱声。

　　快到分岔路口时，他突然开口：“阿琦。”

　　“嗯？”

　　“如果……我是说如果，”他停下脚步，看着我，眼神认真得让我心跳加速，“有一天我能在南方站稳脚跟，你愿不愿意……也去看看？”

　　雪花落在他睫毛上，很快化成细小的水珠。他的眼睛在雪光映照下，亮得惊人。

　　我张了张嘴，想说“愿意”，想说“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可话到嘴边，却变成了：“等你能站稳脚跟再说吧。”

　　他眼里的光黯了黯，但很快又亮起来。

　　“好。”他说，“等我。”

　　那是高三冬天，我们之间最后的约定。

　　第四章：远行·站台

　　次年六月，高考结束。

　　林夕毫无悬念地成了岭城的理科状元。成绩出来的那天，整个小镇都轰动了。梁阿婆家那间破旧的土坯房第一次挤满了人——校长、老师、记者，还有看热闹的街坊。

　　林夕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校服，平静地接受采访，回答每一个问题。他说感谢梁阿婆，感谢学校，感谢所有帮助过他的人。笑容得体，言辞恳切，完美得无可挑剔。

　　只有我知道，他此刻最想感谢的，是那个拼了命努力的自己。

　　他填报的志愿全是南方——第一志愿南州大学，第二志愿广南理工，第三志愿深城大学。每一所都离家两千公里以上。

　　录取通知书在七月底寄到。南州大学，数学系。

　　那天下午，他来找我。手里攥着那个大红色的信封，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阿琦，我拿到了。”他的声音在颤抖，不是悲伤，是压抑到极致的激动，“南州大学，数学系。”

　　我接过信封，展开。精美的纸张，烫金的校徽，工整的印刷字。每一个字都在宣告：他要离开了，真的要去那个遥远的地方了。

　　“恭喜你。”我说，努力让声音听起来正常，“你终于……可以去看不下雪的冬天了。”

　　他看着我，眼里的兴奋慢慢褪去，换成一种复杂的情绪。有愧疚，有不舍，还有我看不懂的东西。

　　“阿琦，等我毕业，”他郑重地说，“等我毕业了，我就回来。”

　　这句话他说得很认真，每个字都像誓言。可我听出了其中的不确定——四年，太长了。南方的骄阳那么炙热，他又怎么会轻易的回到这小小的岭城呢。

　　但我还是点头，微笑。

　　“好，我等你。”

　　八月，岭城依旧炎热。林夕开始收拾行李。其实没什么可收拾的——几件旧衣服，几本书，一些日用品。最大的行李是梁阿婆给他新做的一床棉被，虽然南州用不上，但老人坚持要带。

　　“万一冬天冷呢？”梁阿婆一边缝被角一边念叨，“听说南方冬天也冷，湿冷湿冷的，钻骨头。”

　　林夕耐心地听着，不反驳。他花更多时间陪梁阿婆，帮她挑水、劈柴、做饭。老人身体越来越差了，常常咳嗽，走路需要拄拐杖。

　　“夕娃子，”有一次我听见梁阿婆对他说，“到了那边，别惦记我。好好读书，出息了，阿婆就高兴。”

　　林夕没说话，只是紧紧握住老人枯瘦的手。

　　临走前三天，他来找我。那天异常闷热，乌云低垂，像要下雨。

　　我们沿着镇外的河堤走。河水因为干旱变得很浅，露出大片的鹅卵石滩。蝉声嘶力竭地叫着，空气黏稠得化不开。

　　“车票买好了？”我问。

　　“嗯，后天下午的火车，到南州要三十八个小时。”

　　“这么远……”

　　“远才好。”他重复了那句说过的话，但这次语气里多了些别的东西。

　　我们在河堤上坐下。风吹过来，带着河水的腥气和泥土的味道。

　　“阿琦，”他突然说，“有件事，我一直没告诉你。”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其实……我知道我亲生父母是谁。”

　　我猛地转头看他。他望着远处的山峦，侧脸在阴沉的天光下显得格外平静。

　　“梁阿婆告诉我的。是我六岁那年，她觉得我该知道了。”他捡起一块石子，在手里摩挲，“他们不是岭城人，是南方来的知青。返城的时候，把我扔在了这里。”

　　石子被他用力扔出去，在河面上打了几个水漂，最后沉下去。

　　“他们不是养不起，只是不想带一个拖累。”他笑了笑，笑容里没有温度，“所以我一定要去南方。我想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地方，能让人狠心抛弃自己的孩子。”

　　风吹乱他的头发。我第一次在他脸上看到如此清晰的恨意，虽然很淡，但真实存在。

　　“林夕……”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没关系，”他转过头看我，眼神又恢复了平时的平静，“都过去了。我只是……想让你知道。”

　　知道什么？知道他为什么一定要离开？知道他即使回来，也永远不会真正属于这里？

　　我没问。有些答案，不知道比较好。

　　“到了那边，记得写信。”我说。

　　“嗯。你也是，好好复读，明年考个好大学。”

　　我苦笑。我的高考成绩刚过二本线，志愿填得不好，可能落榜。已经决定复读一年。

　　“我会的。”

　　我们又沉默地坐了很久。天边响起闷雷，雨终于要来了。

　　“回去吧。”他站起身，朝我伸出手。

　　我握住。他的手很热，掌心有薄茧，是常年干活留下的。他拉我起来，很快松开。

　　雨点开始落下，很大，砸在尘土里溅起小小的坑。我们跑起来，在雨幕中冲向镇子。到我家门口时，两个人都湿透了。

　　“后天……我去送你？”我问，喘着气。

　　他摇头，头发上的水珠往下滴。

　　“别来。”他说，“我不喜欢送别。”

　　“……好。”

　　他看着我，雨水顺着脸颊流下，像眼泪。但他没哭，眼睛依旧清澈。

　　“阿琦，保重。”

　　“你也是。”

　　他转身离开，背影在雨幕中渐渐模糊。我站在门口，直到完全看不见他，才转身进屋。

　　雨越下越大，洗刷着岭城闷热的夏天。也洗刷着，一个少年离开的足迹。

　　第五章：空轨·六年

　　林夕走的那天，岭城少见的没有下雨。天阴着，风不大，但冷飕飕的，已经是初秋的感觉。

　　我终究没去送他。不是因为他那句“别来”，而是我发现自己无法面对那样的场景——看着他踏上火车，驶向两千公里外的远方。

　　光是想象，就已经呼吸困难。

　　但下午三点，火车出发的时间，我还是偷偷去了火车站。

　　岭城站很小，只有两个站台，每天经过的列车不超过十趟。我躲在候车室外的柱子后面，看着稀疏的旅客进进出出。

　　然后我看见了他。

　　林夕背着巨大的编织袋——那是梁阿婆用旧床单缝的，装着他所有的行李。手上还提着一个网兜，里面是搪瓷缸、饭盒、脸盆。他穿了一件白色的旧夹克，很薄，在秋风里显得单薄可怜。

　　梁阿婆拄着拐杖送他，老人不停地抹眼泪。林夕弯着腰，凑在老人耳边说着什么，表情温柔。

　　检票铃响了。林夕抱了抱梁阿婆，转身走向站台。他走得很慢，不时回头。最后一次回头时，他的目光扫过候车室，扫过我藏身的柱子。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看见我。即使看见了，大概也认不出来——我戴着母亲的大围巾，遮住了大半张脸。

　　火车进站，汽笛长鸣。绿色车身上写着“岭城—南州”。林夕上了车，从窗口探出身，朝梁阿婆挥手。

　　火车开动，缓缓加速，消失在铁轨尽头。

　　梁阿婆站在原地，久久不动。最后是邻居把她搀扶回去。

　　我靠着冰冷的柱子，慢慢蹲下来。眼泪终于落下，无声无息。

　　那一刻我知道，有些东西，真的结束了。

　　林夕离开后的第一个月，我收到了他的信。

　　信很简短，用的是南州大学的信纸。他说旅途顺利，学校很大，宿舍有六个人，都是南方人，说话有口音但人都很好。南州确实不下雪，但冬天阴冷潮湿，比想象中难熬。他找了一份家教的工作，教初中数学，课时费不错。

　　随信附了一张照片。是在大学门口拍的，他穿着白衬衫，头发剪短了，笑容腼腆但明亮。背景是高大的棕榈树，绿叶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我把照片夹在日记本里，每晚睡前拿出来看。

　　我们的通信保持每月一封。他讲南方的见闻——会飞的蟑螂，甜得发腻的点心，听不懂的方言。我讲复读的枯燥，数学成绩的进步，岭城又下了几场雪。

　　信件成了我们之间唯一的纽带，纤细但坚韧。

　　第二年春天，我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大学。不算顶尖，但已是我的极限。离家不算远，火车四个小时。

　　林夕在信里说：“恭喜你。省城是个好地方，比岭城大，机会多。”

　　我回信：“但还是比不上南州。”

　　他没再提“等我回来”的话。我也不问。

　　大学生活平淡如水。我学中文，读很多小说，开始尝试写作。偶尔有男生追求，我都婉拒了。心里那个穿着白衬衫、站在南国阳光下的少年，依然清晰。

　　大三那年的十一月底，第二场雪落下时，我收到了他这年的第二封信。信里夹着一片梧桐叶，已经压得平整干燥。

　　他说他参加了数学建模社团，忙但充实。信的末尾，他写道：“阿琦，岭城下雪了吗？南州今天气温22度，我穿着短袖。”

　　我把那片梧桐叶夹在日记本里，和林夕的照片放在一起。一南一北，一夏一冬，隔着纸页静静对望。

　　林夕离开岭城第六年的冬天，梁阿婆去世了。

　　消息是母亲打电话告诉我的。老人走得很安详，睡梦中去的，没受什么苦。邻居帮忙料理后事，等林夕回来出殡。

　　林夕知道消息后坐最快的火车赶回来。我也请了假，回了岭城。

　　出殡那天，雪下得很大。送葬的队伍在雪地里缓缓移动，纸钱在风中翻飞。林夕捧着遗像走在最前面，一身黑衣，背挺得笔直。他没哭，表情平静，但眼睛里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

　　葬礼结束后，他一个人在坟前站了很久。雪落满肩头，像又添了一层孝。

　　我没去打扰。有些悲伤，只能独自承受。

　　等他整理好一切，我们终于说上话了。

　　多年不见，他瘦了很多，胡子拉碴，眼窝深陷。南方的阳光似乎没在他身上留下痕迹，反而让他看起来更疲惫。

　　“阿琦。”他声音沙哑。

　　“节哀顺变。”我说，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好。

　　我们站在门口，夜风在中间穿梭。六年时间，两千公里距离，已经在我们之间划下了看不见的鸿沟。

　　“你……还好吗？”他问，语气局促。

　　“挺好的。”

　　“好……那就好。”

　　他低下头，像在斟酌词句。我也沉默，等他说些什么。

　　“我要结婚了。”我说。

　　这句话脱口而出，没有任何预兆。说完我自己都愣了。

　　林夕猛地抬头，眼睛瞪大，嘴唇微微颤抖：“什么……什么时候！？”

　　“年底吧。”我继续说，像在背诵别人的故事，“家里介绍的，人挺好，在省城税务局工作。”

　　我没告诉林夕对方是南洲人，已经没有必要了。

　　“我……你……你要……”他语无伦次，像六年前没背熟的临别赠言。

　　“先走了，他还在家等我”我打断他，努力扯出一个笑容，“回头吃酒了提前通知你。”

　　没等他回应，我转身离开。雪还在下，不算大，我懒得撑伞，就这样走进雪幕里。

　　我没回头，不知道他是否还在原地。就像多年前，他义无反顾地奔向南方，没有回头。

　　至于那句被打断的祝福，在很多年前我就收到了。

　　在一个午后，某个山顶，他望着我笑着说：“希望阿琦永远快乐，永远幸福。”眼神里尽是温柔。

　　那时清风徐徐，吹乱了我的头发，也吹乱了十六岁少女的心。

　　这个场景我记了好久。

　　但该忘了。

　　第六章：归雪·婚礼

　　婚礼定在十二月二十八日，旧历的腊月初三。

　　母亲说这是个好日子，宜嫁娶。岭城刚下过一场大雪，整个世界银装素裹，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婚礼在镇上的老饭店举办，摆了二十桌。宾客大多是亲戚和父母的朋友，我的大学同学只来了几个。场面不算盛大，但足够热闹。

　　早上五点，化妆师就来家里了。我坐在镜子前，任她在脸上涂涂抹抹。母亲在旁边忙着清点嫁妆，一边念叨哪些东西忘了带。

　　“阿琦，你看这床被子，棉花是今年新弹的，暖和……”

　　“妈，南州冬天不冷。”

　　“那也得带着，万一呢？”

　　我没再争辩。自从知道我要嫁去南州，母亲就开始准备各种御寒的东西，好像我要去的是北极。

　　是的，我要嫁去南州。那个林夕去了六年，念念不忘的南方城市。

　　新郎叫陈启明，南州本地人，在岭城税务局工作三年了。我们是通过相亲认识的，见过五次面，吃过三顿饭。他比我大四岁，稳重，踏实，话不多但体贴。母亲说他“靠得住”。

　　靠得住——婚姻里最重要的品质，他们说。

　　化完妆，我看着镜中的自己。粉底遮住了熬夜的黑眼圈，口红让苍白的嘴唇有了血色。婚纱是租的，简约的款式，腰身收得很好看。

　　“新娘子真漂亮。”化妆师笑着说。

　　我扯扯嘴角，算作回应。

　　上午十点，接亲的车队到了。鞭炮声震耳欲聋，红色的纸屑在雪地里格外刺眼。陈启明穿着黑色西装，胸前别着红花，在伴郎的簇拥下进门。

　　按照习俗，他要找到我藏起来的鞋。我的表妹们闹着要红包，笑声此起彼伏。我坐在床边，看着这场与我有关的闹剧，像个旁观者。

　　鞋找到了。陈启明蹲下身，帮我穿上。他的手很稳，动作轻柔。

　　“走吧。”他说，抬头看我，眼里有温柔的笑意。

　　我点点头，被他牵着手走出房间。父母在客厅等着，母亲已经哭了，父亲眼睛也红红的。我跪下磕头，说些“感谢养育之恩”的话，说着说着，自己也哽咽了。

　　盖头落下之前，我最后看了一眼这个家。熟悉的客厅，褪色的沙发墙上的老照片，窗台上那盆快要枯死的茉莉——林夕送的，高二那年生日礼物。

　　“要好好养。”他当时说，“茉莉喜欢阳光。”

　　可岭城的阳光太少了。

　　车队缓缓驶向饭店。雪又开始下，细细的，像盐粒。路两旁的商铺都贴上了喜字，行人驻足观看，指指点点。

　　饭店门口，宾客已经陆续到了。我下车时，听见有人小声议论：

　　“新郎官不错，公务员呢。”

　　“阿琦这孩子命好，嫁去南方，享福了。”

　　“可惜了，当年和林夕……”

　　后面的话被鞭炮声淹没。

　　婚礼仪式简单而庄重。司仪说着千篇一律的套话，我们跟着重复誓言。交换戒指时，陈启明的手在抖，戒指差点掉在地上。宾客们善意地笑起来。

　　礼成，敬酒。一桌一桌走，接受祝福，说着谢谢。脸笑僵了，脚站麻了，但必须继续。

　　走到最后一桌时，我看见了林夕。

　　他坐在角落，穿着一件黑色大衣，没系围巾。桌上只坐了他一个人，面前摆着酒杯，满的。他看着我，眼神平静，像在看一个陌生人。

　　我愣在原地，手里的酒杯微微颤抖。

　　“阿琦？”陈启明轻声唤我。

　　我回过神，挤出笑容，走向那桌。

　　“谢谢你来。”我先开口，声音还算平稳。

　　林夕站起身。他瘦了，也老了——不是年龄的老，是那种被生活磨去锋芒的疲惫。胡子刮得很干净，但眼角有了细纹。只有那双眼睛，依旧清澈，像岭城深冬的湖水。

　　“恭喜。”他说，举起酒杯，“祝你幸福。”

　　我们碰杯。玻璃相撞，发出清脆的响声。我一饮而尽，白酒灼烧喉咙，呛得想咳嗽。

　　“谢谢。”我说，眼睛开始发酸，“你……什么时候回南州？”

　　“明天。”他说，“公司只请了三天假。”

　　“工作……顺利吗？”

　　“还行。”

　　对话干巴巴的，像晒透的稻草，一碰就碎。

　　陈启明礼貌地站在一旁，没插话。他是个聪明人，大概猜到了什么，但选择沉默。

　　“那……你忙，我们先去别的桌了。”我说，转身要走。

　　“阿琦。”林夕叫住我。

　　我回头。

　　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摇摇头，笑了笑。

　　“没什么。去吧。”

　　我点点头，挽住陈启明的手臂离开。走远了，才敢回头看一眼。

　　林夕还站在那里，端着那杯没动的酒，望着窗外的雪。侧影孤单得像一棵冬天的树。

　　婚宴持续到下午三点。送走最后一批客人，我已经累得站不稳。陈启明扶我坐在椅子上，递过来一杯温水。

　　“累了吧？”他问。

　　“嗯。”

　　“晚上好好休息，明天还要赶火车。”

　　“嗯。”

　　我们坐在空荡荡的宴会厅里，服务生开始收拾桌子。红色的桌布被扯下来，露出底下陈旧的木头桌面。彩带和气球被踩破，发出噼啪的轻响。

　　繁华散尽，满地狼藉。

　　“刚才那个人，”陈启明突然开口，“是你以前的同学？”

　　我心跳停了一拍：“……嗯。”

　　“他专门从南州赶回来参加婚礼？”

　　“他是岭城人，回来……有事。”

　　陈启明点点头，没再问。他握着我的手，手心温暖干燥。

　　“阿琦，”他说，“我会对你好。”

　　我看着他的眼睛。诚实，温和，没有林夕眼里的炽热和锋芒，但让人安心。

　　“我知道。”我说，靠在他肩上。

　　窗外，雪又大了。鹅毛般的雪花簌簌落下，覆盖了这个小镇，覆盖了所有往事。

　　明天，我将离开岭城，去往南方。

　　那个林夕去了就不想回来的地方，那个我从未踏足却要称之为“家”的地方。

　　命运真是个讽刺的编剧。

　　第七章：南风·知否

　　南州的冬天确实不下雪。

　　但冷，是那种湿漉漉、无孔不入的冷。空气里永远弥漫着水汽，衣服晾三天还是潮的，被子摸上去总是黏腻。

　　我花了整整一个月才适应这种气候——或者说，假装适应。

　　婚后的生活平淡如水。

　　陈启明确实是个好丈夫。他工作稳定，朝九晚五，很少应酬。工资卡交给我管，家务分担一半，周末会陪我去超市采购，或者看场电影。我们像大多数夫妻一样，吃饭，睡觉，聊天，计划未来。

　　计划里包括：三年内买车，五年内换大点的房子，最好能要个孩子——他喜欢女孩，我说男孩女孩都好。

　　一切都按部就班，无可挑剔。

　　只有深夜，当陈启明睡熟后，我会悄悄起身，走到阳台上。

　　我们住在七楼，视野很好。南州的夜晚从不寂静，远处总有霓虹闪烁，高架桥上车流不息，像一条光河。风是温软的，带着海洋的咸腥和植物的清香。

　　林夕说过，南州的夜风叫“南风”，从海上吹来，温暖湿润，能吹散所有忧愁。

　　可我的忧愁，南风吹不散。

　　我拿出手机，点开那个从未拨出过的号码。林夕的号码，是梁阿婆葬礼后他留给我的。

　　“有事可以找我。”他说。

　　我一次都没打过。不知道该说什么，也没有立场。

　　有时候我会想，他此刻在做什么？还在那家软件公司吗？住在哪里？有没有遇到喜欢的人？

　　这些问题没有答案，也不该有答案。

　　婚后第三个月，我找到了工作。在一家出版社做编辑，负责青春文学板块。工作不算忙，但有趣，能读到很多年轻作者的故事——关于爱情，关于梦想，关于遗憾。

　　读得多了，我开始自己写。写一个小镇女孩的暗恋，写一个少年远走他乡，写一场无疾而终的告别。编辑说写得不错，有真实感。

　　我笑笑，没说话。

　　春天来了，南州变成了花城。街道两旁开满木棉，火红的花朵砸在地上，啪的一声，像心碎的声音。

　　某个周六下午，我去市图书馆查资料。那是一座现代化的建筑，玻璃幕墙反射着阳光，明亮得刺眼。

　　在三楼文学区，我看见了林夕。

　　他背对着我，站在书架前，仰头找书。还是那件黑色大衣，头发比婚礼时长了些，软软地搭在颈后。

　　我站在原地，动弹不得。想转身离开，脚却像钉在地上。

　　他抽出一本书，转身，看见了我。

　　时间静止了。

　　图书馆巨大的落地窗外，木棉花正盛放。阳光透过玻璃，在他身上镀了一层金边。我们隔着两排书架，十米距离，却像隔着一整个青春。

　　他先动了，朝我走来。脚步很轻，在安静的书馆里几乎没有声音。

　　“阿琦。”他在我面前停下，声音很轻。

　　“好巧。”我说，努力让声音正常。

　　“嗯。来查资料？”

　　“对。你呢？”

　　“随便看看。”他晃了晃手里的书，是加缪的《局外人》。

　　我们陷入尴尬的沉默。太久不见，太多话想说，反而一句都说不出。

　　“喝杯咖啡？”他提议。
　　“……好。”

　　图书馆一楼有咖啡厅。我们选了靠窗的位置，外面是小花园，紫藤花开得正盛。

　　“工作怎么样？”他问。

　　“挺好。你呢？”

　　“老样子。”

　　咖啡端上来，我们都低头搅拌，勺子碰着杯壁，叮当作响。

　　“你先生……”他顿了顿，“对你好吗？”

　　“很好。”

　　“那就好。”

　　又是沉默。窗外的紫藤花被风吹落，紫色的花瓣飘到玻璃上，粘住，像标本。

　　“林夕，”我终于鼓起勇气，“你为什么回岭城参加我的婚礼？”

　　他停下搅拌的动作，抬眼看我。眼神复杂，有惊讶，有疼痛，还有一些我看不懂的情绪。

　　“因为，”他缓缓说，“我想亲眼看见你幸福。”

　　“那你看见了吗？”

　　他没回答，反问：“你幸福吗？”

　　我张了张嘴，那句“幸福”卡在喉咙里，怎么也说不出来。

　　“阿琦，”他放下勺子，双手交握放在桌上，手指因为用力而发白，“有件事，我一直欠你一个解释。”

　　“六年前，我离开岭城，不只是为了去南方。”

　　我静静听着。

　　“那年夏天，高考结束后，我亲生父母找来了。”

　　我的呼吸一滞。

　　“他们现在过得很好，在南州做生意。说当年是不得已，说想补偿我。”他笑了笑，笑容里满是嘲讽，“他们给了我两个选择：要么跟他们回南州，他们供我读大学，安排工作；要么留在岭城，自生自灭。”

　　窗外有小孩跑过，笑声清脆。咖啡馆里流淌着轻柔的爵士乐。

　　“你选了前者。”我说，不是疑问。

　　“是。”他点头，“我恨他们，但我更恨贫穷。恨梁阿婆生病时我拿不出钱，恨每次开学都要为学费发愁，恨那些看流浪狗一样的眼神。”

　　他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像刀，割开往事，露出血淋淋的真相。

　　“所以我跟他们回来了。他们给我钱，给我房子，给我介绍工作。我接受了所有施舍，像个最无耻的乞丐。”

　　“林夕……”

　　“但我没要他们的姓。”他打断我，眼神突然锐利起来，“我还叫林夕，是梁阿婆给的名字。这是我唯一的坚持，可笑吧？”

　　我摇头，眼泪毫无预兆地掉下来，砸在咖啡里，漾开小小的涟漪。

　　“所以你现在……过得怎么样？”我问，声音哽咽。

　　“有房有车，工作体面，人人羡慕。”他说，语气里满是自嘲，“但每天晚上，我都会梦见岭城的雪。梦见梁阿婆，梦见你，梦见那个拼命想离开却永远离不开的自己。”

　　他看着我，眼睛里有水光闪烁。

　　“阿琦，我后悔了。”

　　这句话轻得像叹息，却重重砸在我心上。

　　“后悔什么？”

　　“后悔离开岭城，后悔没早一点告诉你，后悔……很多事。”

　　窗外的紫藤花还在落，像一场紫色的雨。

　　“林夕，”我深吸一口气：“都过去了。”

　　我们隔着桌子对望。六年时光，两千公里，无数个日夜的思念和挣扎，都凝结在这一刻。

　　但又能怎样呢？

　　我已经嫁为人妇，他有他的生活。我们像两条相交过的直线，短暂交汇后，只会越走越远。

　　“我要走了。”我站起身，拿起包，“启明在家等我。”

　　他坐着没动，只是抬头看我，眼神像受伤的动物。

　　“阿琦，如果……”

　　“没有如果。”我打断他，“林夕，我们都回不去了。”

　　说完，我转身离开。脚步很快，几乎是小跑。冲出图书馆，阳光刺得眼睛生疼。我拦了辆出租车，报出家的地址。

　　车窗外，南州春光明媚，繁花似锦。

　　这个他拼了命也要抵达的城市，如今也成了我的囚笼。

　　晚上，陈启明做了我最爱吃的糖醋排骨。饭桌上，他兴致勃勃地讲着单位的新政策，讲周末去看哪部电影。

　　我安静地听着，不时点头。

　　“阿琦，”他突然停下，“你今天是不是不舒服？脸色不太好。”

　　“没事，可能累了。”

　　他伸手摸摸我的额头：“没发烧。早点休息吧。”

　　洗完澡，我躺在床上，睁眼看着天花板。陈启明在书房加班，键盘敲击声隐约传来。

　　手机震动了一下。是陌生号码的短信，只有一句话：

　　“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

　　我知道是谁。也知道这句诗的下一句是什么——

　　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我没回复，删除了短信。

　　但那一夜，我梦见岭城下雪了。大雪纷飞，覆盖了街道、房屋、远山。我和林夕站在老槐树下，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棉袄，呵出的白气在空中消散。

　　“阿琦，下雪了。”他说。

　　“嗯，又下雪了。”

　　然后梦醒了。南州的晨光透过窗帘缝隙照进来，温柔而残忍。

　　我起身，拉开窗帘。远处，这座城市刚刚苏醒，车流开始汇聚，高楼反射着朝阳。

　　新的一天开始了。

　　无论有多少遗憾，多少不甘，生活都要继续。

　　就像岭城的雪每年都会下，南州的花每年都会开。

　　而我们，只能在各自的世界里，努力活得像个正常人。

　　偶尔在深夜，听南风吹过，想起那个关于雪的梦。

　　想起那个眼神清澈如湖水的少年。

　　想起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