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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第026章 获奖之后 ...

  •   抽屉深处传来的声音,叶葆启是在一个雨夜听见的。

      那枚“新闻奖”奖牌被他用红绒布裹好,锁进办公室右手第三个抽屉。同事们都说抽屉老了,黄铜锁舌磨得薄如纸片,夜里会发出细微的叹息。但叶葆启知道不是锁舌的问题——是奖牌自己在说话。每当夜深人静,他伏案改稿时,就能听见那声音,像一枚硬币在深井里旋转,嗡嗡地诉说着什么。

      “别听它的。”老校对员陈瞎子有天突然对他说。陈瞎子在报社干了四十年,眼睛坏了,耳朵却灵得很。“荣誉这东西,活久了就有了魂。你喂它正气,它就是镇纸石;你喂它邪念,它就成精了。”

      叶葆启笑笑没说话,但夜里还是往抽屉缝隙里塞了张纸条,上面抄着范仲淹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说来也怪,那之后奖牌的声响就变了,从嘤嘤嗡嗡变成了沉稳的心跳声,像一颗种子在黑暗的土壤里搏动。

      生活看似回到了旧河道。夜班、热线、现场、听潮阁——这些词像老唱片的凹槽,一圈圈旋转着他的人生。但河水已经不同了。同事们看他的眼神多了层光晕,像冬日呵出的白气,模糊了真实的轮廓。他们叫他“叶大拿”,那声音在走廊里回荡时,会生出奇怪的回音,仿佛真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在应和。

      就连报社那台老式铅字机也认得他了。每次叶葆启经过,滚筒会无端空转两下,铅字在字盘里微微颤动,拼出不成文的词组:“荣……光……责……”油墨师傅老吴说,机器也有灵性,沾了太多好文章的气,成精了。

      荣誉带来的不只是声音。

      第一个找上门的是个穿中山装的男人,袖口磨得发亮,像抹了层水银。他出现在叶葆启值夜班的凌晨两点,没有脚步声,就那么突然站在记者站门口。

      “叶记者,”男人的声音像是从井底传来,“我家老板想请您写个传。”

      叶葆启抬头看他,发现男人没有影子。日光灯惨白的光线穿透他的身体,在地板上留下一片模糊的晕。

      “什么传?”

      “发家史。”男人从怀里掏出一个牛皮纸袋,放在桌上时发出金属的闷响,“材料都备好了,您润润笔就成。报酬……”他伸出三根手指,那手指在灯光下透明得像蜡。

      “我不写这种东西。”叶葆启把纸袋推回去,触手冰凉。

      男人笑了,嘴角咧到耳根:“您再想想。这世道,笔杆子能换金条子。”说完他化作一缕青烟,从门缝钻了出去。纸袋还在桌上,叶葆启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叠冥币,面额都是“亿”。

      第二天他跟素琴说起这事,素琴正在腌咸菜。她把手从陶缸里抽出来,在围裙上擦了擦,说:“你爷爷那辈人就说过,出名了,不光活人找你,死人也会找。咱家祖坟朝南,阳气盛,你心里那杆秤不斜,就没事。”

      叶葆启握了握妻子的手,那手因为常年劳作粗糙得像老树皮,却温暖踏实。

      真正的考验在一个黄昏降临。

      那是个星期五,下班时间,报社走廊空荡荡的。叶葆启收拾东西准备回家,电话响了。接起来,那头是海浪的声音,哗啦哗啦,潮汐般规律。

      “叶记者,”一个女声混在海浪里,“我是海岛县的。我们这儿的海,今年颜色不对。”

      “怎么不对?”

      “红。”女人说,“像血,又像铁锈。渔民不敢下网,说网捞上来都是空的,只有腥气。”

      叶葆启记下地址,准备周末去看看。挂电话前,女人突然说:“叶记者,您获奖的那篇报道,我剪下来贴在灶王爷像旁边了。您笔下有正气,能镇邪。”

      这句话让叶葆启愣了许久。他走到窗前,看暮色中的城市。远处工地的塔吊像巨大的竹节虫,一口一口吞噬着天空。这座城市在变,变得陌生,而他笔下的文字,真能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符咒吗?

      他破例参加的内海大学讲座,也出现了奇异的场景。

      那天新闻系礼堂坐满了人,空气闷热,吊扇在头顶缓慢旋转,切割着光线。叶葆启讲“螺壳镇小学”,讲那封读者来信如何变成铅字,如何变成行动。讲着讲着,他看见第一排有个女学生一直在哭。不是抽泣,是无声地流泪,眼泪在笔记本上洇开,把字迹化成蓝色的河流。

      提问环节,那个女生举手:“叶记者,您说记者要有‘傻气’。可如果‘傻’到最后,什么都没改变呢?”

      礼堂突然安静下来。吊扇的声音变得格外清晰,咯吱,咯吱,像老人在磨牙。

      叶葆启沉默了片刻。他想起螺壳镇小学那位王老师,想起她被调离时回头看校园的眼神,想起后来听说她在郊区小学的状态。记忆像一坛埋得太久的酒,打开时涌出的不只是醇香,还有沉淀的渣滓。

      “也许改变不在表面,”他缓缓说,“而在看不见的地方。批评像一把手术刀,切下去会流血,会疼,但目的是治病。有时候病治好了,疤还在;有时候疤消了,阴雨天骨头还会酸——这些都是改变的证据。”

      讲座结束,老教授握着他的手。老人的手干枯如树根,却异常有力。“你讲的是新闻的‘道’,”教授说,眼镜后的眼睛闪着奇异的光,“但现在很多人只修‘术’。他们会把笔练成绣花针,在锦缎上绣出漂亮图案,却忘了笔原本是犁,要翻开板结的土地。”

      走出礼堂时天色已暗。校园里的老槐树下,叶葆启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是螺壳镇小学那位王老师。她站在树影里,穿着一件素色衬衫,朝他微微点头。

      叶葆启想走过去,一阵风吹过,槐花如雪落下。再抬眼,树下空无一人,只有一地白花。

      是幻觉吗?他不知道。但那天晚上,他梦见自己回到螺壳镇小学。操场上的草长到齐腰高,教室里课桌还在,黑板上留着半道没算完的数学题。他推开教师办公室的门,看见王老师坐在窗前批改作业,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一直延伸到走廊尽头。

      “叶记者,”梦里的王老师没有抬头,“谢谢您的刀,切得准。”

      醒来时凌晨三点,叶葆启坐在床上,听见客厅老座钟的滴答声。那声音和抽屉里奖牌的心跳声,在深夜里形成了奇妙的和声。

      素琴翻了个身,迷糊地问:“怎么了?”

      “做了个梦。”

      “梦是反的。”素琴喃喃道,又睡去了。

      叶葆启却再也睡不着。他走到阳台上,看这座沉睡的城市。远处仍有零星的灯火,像不肯闭上的眼睛。他突然想起自己刚当记者时,老主任说过的话:“记者是这座城市的守夜人。别人睡了,你得醒着;别人看不见的,你得看见;别人不敢说的,你得想办法说。”

      荣誉带来的骚扰接踵而至。

      ××公司的李经理打来电话时,叶葆启正在写一篇关于菜市场搬迁的稿子。电话里的声音油腻腻的,像沾了太多猪油的抹布。

      “叶大记者,您抬抬手,给我们的新产品美言几句……”

      叶葆启拒绝后,对方不死心:“您别清高嘛。现在都什么年代了,笔杆子要会转弯才行。”

      “我的笔只会写直线。”叶葆启说,“弯了,就断了。”

      挂断电话,他发现自己写稿的红墨水在纸上洇开了,像一滴血。奇怪的是,那滩红色慢慢凝固,竟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奖杯形状。他用手指去抹,墨迹已经干了,抠不掉。

      素琴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有天晚上吃饭时,她突然说:“葆启,你这几个月,白头发多了。”

      “老了嘛。”

      “不是年龄的事。”素琴给他夹了块鱼,“是心里的事。我看你有时候对着空气发呆,眼里有重影。”

      叶葆启摸摸自己的脸。镜子里的男人确实有些陌生了,眼角的皱纹深了,眼神却更亮,像暗夜里的炭火,风吹不灭,反而更炽。

      他把更多精力投入“听潮阁”。这个栏目在他获奖后,有了奇妙的生长。每次活动现场,叶葆启都能看见一些普通人看不见的“客人”——角落里蹲着的老人,抱着孩子的妇女,他们的身影模糊,像水中的倒影。但他们会认真听,听到关键处会点头,散场时默默离开。

      解平生有天悄悄问他:“叶老师,您看见了吗?坐在最后一排那个穿蓝褂子的老大爷,每次都在,但签到表上从没他的名字。”

      叶葆启没回答,只是拍拍年轻人的肩膀:“记住,我们来这儿不是为了看见什么,而是为了被看见的人能看见希望。”

      “听潮阁”开始尝试专题形式。第一次做“老旧小区改造”专场时,发生了件怪事。居民代表里有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耳朵背,说话却响亮。她讲到一半,突然指着天花板说:“看,梁上的燕子回来了!”

      所有人都抬头,只见空荡荡的天花板,连个蜘蛛网都没有。

      但叶葆启看见了——不是用眼睛,是用某种更深的知觉。他看见房梁上确实有燕子在筑巢,泥巢还是湿的,有新草的气味。那是记忆中的燕子,是这栋老楼五十年前的模样。

      活动结束,老太太拉着他的手说:“记者同志,你眼里有光,能照见旧东西。这好,这好,人不能忘了本。”

      叶葆启指导年轻人的方式也在变。他不再只是讲技巧,更多时候讲故事。讲他采访过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些在岁月长河里一闪而过的微光。他告诉曹东方:“写批评稿不是泼脏水,是洗镜子。镜子脏了,照出来的人脸就是歪的。我们的工作是把镜子擦干净,至于照镜子的人愿不愿意看真实的自己,那是另一回事。”

      赵宛芳有一次哭着从采访现场回来,说被采访对象轰出来了。叶葆启没安慰她,而是泡了壶浓茶,给她讲了自己早年的一次经历。

      “那是个冬天,我去采访一个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包工头。他放狗咬我,我在雪地里跑掉了鞋。后来怎么写成的稿子?我在他工地对面租了间房,盯了七天,记下所有进出车辆的车牌,算出了他实际的工程量。稿子登出来,劳动部门介入,工资发下去了。”

      “您不恨他吗?”赵宛芳问。

      “恨过。但后来想想,他也是链条上的一环。问题不在某个人,在整套齿轮怎么转。”叶葆启看着杯中沉浮的茶叶,“记者的愤怒要像茶,不能是白开水,烫一下就凉;也不能是酒,烧昏了头。要有点苦,有点涩,但回味是清的。”

      1999年春天来得晚。三月了,河面的冰还没化尽,像老人不肯掉的牙。叶葆启听说王老师在郊区小学的消息,是在一个早晨。消息是随风传来的——真的是一阵风,吹开了他办公桌的窗户,夹带着远郊田野的气味和孩童的读书声。

      他决定去看看。

      郊区小学在三十里外,要穿过一片桃林。时值花期,桃花开得疯癫,红得不像真花,像泼出去的颜料。叶葆启骑车前往,花瓣落了他一身。

      学校很小,只有两排平房,操场是泥地,但扫得干净。他到的时候正是课间,孩子们在玩老鹰捉小鸡。王老师当母鸡,伸开双臂护着身后一串“小鸡”。她的动作有些笨拙,但眼神明亮,那是叶葆启从未在她脸上见过的光。

      她没有看见他。叶葆启就站在围墙外看了十分钟,然后悄悄离开了。回程路上,他想起老领导的话:“记者的每一天都是新的。”其实每个人都是,王老师是,那些孩子也是。时光是最公正的编辑,它会删掉一些章节,重写一些段落,但好的内核,总会在某个版本里留存下来。

      儿子叶舟高考前的那晚,父子俩在河边散步。这是叶葆启最喜欢的一段河岸,老柳树垂着长发般的枝条,对岸的灯火倒映在水里,碎成千万片金箔。

      “爸,你当记者图啥?”十八岁的叶舟问出了那个问题。

      叶葆启没有立即回答。他弯腰捡起一块扁平的石头,打了个水漂。石头在水面跳跃七次,画出一串同心圆。

      “你看这水漂,”他说,“石头最终会沉下去,但它激起的涟漪会传到很远。也许到对岸,也许更远,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记者做的事,就像这水漂——不求石头永远漂着,只求那圈涟漪能触到该触到的岸。”

      叶舟似懂非懂,但他记住了父亲打水漂的姿势:身体微微侧倾,手腕发力,石片脱手时有个漂亮的旋转。后来他很多次模仿这个姿势,始终不如父亲打得远。

      高考那三天,素琴在家坐立不安,把观音像擦了又擦,香炉里的灰满得溢出来。叶葆启照常上班,但写稿时写错了好几个字。老陈瞎子闻着空气说:“今天报社的气场乱,有大事。”

      发榜那天,邮差在门口喊:“叶舟家,挂号信!”

      素琴冲出去,手抖得拆不开信封。叶葆启接过,用裁纸刀小心地划开。展开通知书那一刻,他看见的不是字,而是一片光——金黄色的,温暖的光,从纸面升腾起来,笼罩了整个客厅。那是希望的光,是未来的光,是一个父亲看见儿子踏上新旅程时,心里涌起的无法言说的光。

      素琴哭了,笑着哭。叶葆启抱住她,闻到她头发里油烟和桂花油混合的味道。这个味道他闻了二十年,是家的味道,是根的味道。

      那天夜里,奖牌在抽屉里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不再是心跳,而是像泉水,叮咚作响,清澈欢快。叶葆启打开抽屉,红绒布自己掀开一角,奖牌在黑暗里泛着温润的光,像一块被岁月摩挲过的玉。

      他把奖牌拿出来,第一次认真端详。金牌不重,上面刻的字在月光下清晰:“记录时代,守望正义。”这八个字突然活了,像小鱼游出水面,在空气中闪烁了几秒,又沉回金属的深处。

      叶葆启明白了。奖牌不是终点,也不是起点,它是一个坐标,标记出他在漫长职业生涯中的一个位置。而这个位置的意义,不在于它本身,在于它指向的方向。

      他把奖牌放回去,重新锁好抽屉。这次没有塞纸条,他觉得不需要了。

      1999年6月过去,夏天汹涌而来。报社窗外的梧桐树绿得发黑,蝉鸣震耳欲聋。叶葆启的采访本换到了第八本,封面磨破了,他用胶布粘好。笔也用坏了好几支,但他留着一支最早的英雄钢笔,铱金笔尖磨出了适合他握姿的斜面。

      这期间他做了几个重要的报道:一家化工厂的污染问题,经过三个月的追踪,最终促成搬迁;一个历史街区的保护,他写了整版调查报告,保住了三十多栋老建筑;还有一次跨省采访,帮一群被骗的农民工讨回了血汗钱。

      每次完成这样的报道,他都会在笔记本最后一页画个小记号——有时是一片叶子,有时是一圈涟漪,有时什么都不是,就一个点。这些记号连起来,是一条看不见的轨迹,记录着一个记者的良心如何在这片土地上行走。

      秋天的时候,叶葆启去参加了一个新闻界的年会。会上很多人谈论新媒体,谈论互联网,谈论即将到来的新世纪。有个年轻记者激昂地说:“传统媒体要死了,我们得转型!”

      叶葆启没说话。他想起老家的一句俗话:衣服会旧,但人总要穿衣服;碗会破,但饭总要盛在碗里。形式会变,但有些东西不会变——人对真相的需求不会变,对公平的渴望不会变,对故事的向往不会变。

      散会后,他在酒店门口遇见那位说“传统媒体要死了”的年轻人。年轻人有些尴尬,递给他一支烟。

      “叶老师,我是不是说得太绝对了?”

      叶葆启接过烟,没点,放在鼻子下闻了闻:“你知道我抽屉里锁着什么吗?”

      “您的新闻奖奖牌?”

      “不只是奖牌。”叶葆启望着街上的车流,“还有二十三封读者来信,最早的一封是1985年的。有感谢信,有批评信,有提供线索的,也有骂我多管闲事的。这些信我时不时会拿出来读读,它们比奖牌更重。”

      年轻人若有所思。

      “技术会变,平台会变,但记者这个身份的核心不会变——我们是代笔人,替那些不会写、不能写、不敢写的人,写下他们的故事;我们是传声筒,把微弱的声音放大,让该听见的人听见;我们还是镜子,照出这个时代的病灶和光彩。”

      叶葆启拍拍年轻人的肩:“别怕变,但要清楚什么不能变。”

      回家的公交车上,叶葆启睡着了。他做了一个短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一支笔,在巨大的纸页上行走。纸是土地的颜色,墨是夜空的颜色。他写下河流,河流就开始流淌;写下树木,树木就生根发芽;写下人的名字,那些人就从纸上站起来,朝他微笑。

      醒来时到站了,窗外是熟悉的街景。叶葆启下车,秋风吹落梧桐叶,金黄的一地。他踩在落叶上,发出沙沙的声响,那声音像是大地在低语,诉说着季节轮回、生命更替的秘密。

      家门口,素琴在等他。晚饭已经做好了,香气飘出来,是土豆烧肉的味道。儿子叶舟下个月要去大学报到,行李开始打包,客厅里堆着纸箱。

      “回来啦?”素琴接过他的包。

      “嗯,回来了。”

      简单的对话,重复了二十年。但每次说,都有不同的分量。

      夜深了,叶葆启在书房整理资料。月光从窗户泻进来,在书桌上铺出一片银白。他突然想起抽屉里的奖牌,打开来看,奖牌静静地躺着,不再发光,不再发声,就是一块普通的金属。

      这样最好,他想。荣誉应该安静,像种子埋在土里;而人应该行动,像树向上生长。

      他拿出新的采访本,在第一页写下日期:1999年10月8日。然后顿了顿,又添上一行小字:

      “笔未老,心尚温,路还长。”

      窗外,城市的灯火渐次熄灭,但总有几盏亮着,像不肯睡去的眼睛。更远处,河流在黑暗中流淌,无声,却有力,带着千百年来的记忆奔向大海。而明天太阳升起时,又会有新的故事发生,等待被看见,被记录,被讲述。

      叶葆启合上本子,关掉台灯。月光里,他的影子投在墙上,微微晃动,像一棵老树在夜风中的剪影。

      那影子很长,一直延伸到时光深处,连接着过去,也指向未来。
note 作者有话说
第26章 第026章 获奖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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