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必要性之外》羊罔子

35、第三十三章、漩涡

　　第三十三章：星玄家的风暴

　　上海的第十天，天气突变。

　　前几日黏稠的湿热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冲刷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清冽的、带着土腥气的凉意。雨水在玻璃幕墙上汇成急流，将窗外的城市晕染成一片流动的灰蓝色调，高楼轮廓变得模糊，像浸在水中的水墨画。

　　星玄阳站在父亲公司会议室的窗边，掌心贴着冰冷的玻璃。雨水敲击的密集声响隔着玻璃传来，闷闷的，像遥远战场的鼓点。会议室里只有他和父亲两个人，长桌上的文件摊开着，中央摆着一份刚刚送达的、还带着快递信封潮气的文件。

　　泉忠坐在桌首，背挺得很直，但星玄阳能看见父亲后颈处肌肉不自然的紧绷——那是长期承受压力后身体留下的印记。父亲没有看文件，而是看着窗外瓢泼的雨，眼神空茫，像在凝视某个并不存在的点。

　　“张立成。”泉忠最终开口，声音沙哑，说出这个名字时像在吐出某种苦涩的东西，“我大学里最好的朋友。一起挤过八人宿舍，一起在夜市摊上喝过五块钱一瓶的啤酒，创业初期他帮我拉到的第一笔投资。”

　　星玄阳没有转身。他维持着看雨的姿势，但大脑已经在高速处理父亲话语中的信息：这不是商业背叛的愤怒，这是更深层的、涉及情感纽带的创伤。张立成不只是“竞争对手的商业伙伴”，他是父亲青春岁月的见证者，是共享过匮乏与梦想的人。

　　“十年前，他的公司遇到困难。”泉忠继续说，语速很慢，每个字都像在权衡，“我借给他一笔钱，没有利息，没有借条。他说会还，我说不急。后来他确实还了，还多给了百分之二十，说是利息。我没要那百分之二十。”

　　星玄阳的手指在玻璃上无意识地划出一道水痕。他能理解这种逻辑：在父亲那代人的关系网络里，有些情分不能用金钱计算，有些信任不能用合同约束。这是他们经营世界的方式——用人情做润滑剂，用信任做抵押。

　　“这些年，我们业务上偶有往来，但都是正常的商业合作。”泉忠的双手交握放在桌面上，指节微微发白，“我从未想过……他会成为审计报告里的那个‘关键证人’，说我们当年的技术专利‘有争议归属’。”

　　星玄阳终于转过身。会议室的光线被雨天的昏暗压得很低，父亲的脸在阴影中显得格外疲惫，眼角的皱纹像刀刻般深。

　　“你确定是他主动作证？”星玄阳问，声音平稳，但问题本身像一把解剖刀。

　　泉忠沉默了几秒，然后拉开抽屉，取出一只老旧的智能手机——不是他日常用的商务机，而是一款早已过时的型号。他解锁屏幕，调出一段录音，按下播放。

　　杂音很大，背景有车流声和人声，像在某个露天环境录制的。然后一个男声响起，声音苍老，带着浓重的南方口音：

　　“……泉总，对不住，我真的没办法。我儿子……他欠了赌债，很大一笔。那些人说，如果我不配合，就要……你知道的。智途科技的人找到我，说只要我出面作证，说我当年也参与了那个专利的初期设计，他们就帮我解决债务，还给我一笔钱安度晚年……”

　　录音到这里被掐断了。不是技术中断，是录音者主动停止的——也许是不忍再听，也许是听够了关键信息。

　　会议室陷入死寂。只有雨声，持续不断。

　　星玄阳走到桌边，拿起那份新送达的文件。是审计报告的补充附件，里面详细列出了张立成的证词：他声称二十年前与泉忠共同构思了某项数据处理算法的核心思路，虽然最终专利归泉忠一人所有，但“基于共同劳动原则”，应有部分权益。

　　证词写得很有技巧：没有直接指控泉忠侵占，而是营造了一种“历史遗留问题”的模糊性。但正是这种模糊性最致命——它让“会计错误”和“利益输送”的指控变得可信，因为观众会想：一个连老朋友的贡献都不承认的人，还有什么做不出来？

　　星玄阳放下文件。他的大脑开始自动构建模型：

　　变量A：张立成的债务危机。真实性？大概率真实，因为这种信息容易查证，造假风险高。

　　变量B：智途科技的胁迫与利诱。真实性？高，符合对手公司的行为模式。

　　变量C：张立成的道德选择。他在自保与背叛之间选择了前者，但留下了这段录音——说明内疚，说明并非全然冷血。

　　变量D：父亲的情感损失。这不只是商业背叛，这是对三十年交情、对青春记忆、对“人可信”这个基本信念的摧毁。

　　变量E：法律应对策略。张立成的证词虽然阴险，但缺乏实物证据。可以攻击其可信度，可以找出债务危机的其他解决方案以证明他作证的胁迫性，可以……

　　但就在他推演法律策略时，父亲说话了，声音轻得几乎像自言自语：

　　“阳阳，你说……如果我当年要了那百分之二十的利息，现在会不一样吗？”

　　这个问题毫无逻辑，纯粹是情感创伤下的非理性追问。但星玄阳听懂了：父亲在怀疑自己待人处事的基本原则。那个让他成为泉忠、让他建立起事业、让他拥有众多朋友和伙伴的“重情轻利”原则，此刻正在接受最残酷的拷问。

　　星玄阳拉开椅子坐下，与父亲隔桌相对。他没有立刻回答那个问题，而是问了一个看似无关的：

　　“爸，你还记得我中学时候，因为说话太直，和几个朋友闹翻的事吗？”

　　泉忠愣了一下，显然没想到话题会跳转到这里。他点点头：“记得。你妈那会儿很担心，说你太较真，以后会吃亏。”

　　“那时候我处理得很糟。”星玄阳平静地说，“我假装没事，假装关系还能回到从前，结果让所有人都难受，最后彻底断了联系。”

　　他看着父亲，目光坦诚：“后来我花了五年时间才明白一件事：人际关系里的错误，很多时候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系统本身就有漏洞——人的记忆会偏差，利益会冲突，压力会扭曲选择。而我们能做的，不是后悔‘当初如果怎样’，而是在漏洞出现时，如何修补，或者如何承受无法修补的后果。”

　　泉忠静静地听着，交握的手指松开了些。

　　“张立成背叛了你。”星玄阳继续说，用词直接，不加掩饰，“这是事实。但你要分清楚：是他的选择背叛了你，不是你待人的原则背叛了你。原则没有错，错的是他在压力和诱惑下，选择了践踏原则。”

　　他停顿，让这句话沉淀。

　　“现在我们需要决定的是，”星玄阳的目光落在那些文件上，“如何回应这种背叛。是彻底揭露他，让他身败名裂？还是放他一马，只针对智途科技？”

　　泉忠沉默了很久。雨声在窗外持续，像时间的秒针。

　　“如果揭露他，”泉忠最终说，声音沉重，“他儿子会被追债的人找上门，他晚年可能真的会……很惨。我们有过三十年的交情。”

　　“但如果放他一马，”星玄阳接上，“智途科技可能会利用他的证词，继续在舆论和法律上施压。公司的损失可能是数亿，数百名员工的生计会受影响。”

　　两难。纯粹的两难。

　　一边是旧情，一边是责任。

　　一边是一个老人的晚年，一边是数百个家庭的生计。

　　星玄阳感到自己的大脑在两种价值观之间剧烈拉扯。理性告诉他：应该选择对公司、对员工、对家庭更有利的方案。但某种更深层的、属于“星玄阳”这个人的本质告诉他：如果选择彻底摧毁一个被胁迫的老人，哪怕理由再正当，他也违背了自己“不做违心事”的底线。

　　那么，有没有第三条路？

　　这个念头像一道微弱的光，刺破困局的迷雾。

　　他闭上眼睛，暂时屏蔽会议室里的雨声和父亲沉重的呼吸。让思维进入他最擅长的模式：寻找隐藏变量，重新定义问题。

　　如果问题不是“该不该揭露张立成”，而是“如何在保护公司的同时，不以彻底摧毁一个老人为代价”呢？

　　如果……

　　星玄阳睁开眼睛，目光重新聚焦。

　　“爸，”他说，声音里有一种泉忠从未听过的、近乎锐利的冷静，“我需要张立成的联系方式。还有他儿子欠债的详细信息。”

　　---

　　那天晚上，星玄阳没有回家。

　　他在公司隔壁的商务酒店开了个房间，把所有的文件、录音、数据都带了进去。房间里只有一张书桌、一张床、一面可以俯瞰城市夜雨的落地窗。他泡了浓茶——不是提姆那种草药茶，是真正的浓茶，苦得让他保持清醒。

　　然后他开始工作。

　　第一步，核实张立成儿子的债务情况。通过几个他从未动用过、但一直存在通讯录里的边缘关系——大学时认识的、如今在金融风控部门工作的学长；母亲娘家那边一个经营小额借贷公司的远亲。信息碎片逐渐拼凑：债务真实，数额巨大，债主背景复杂，确实有暴力催收的前科。

　　第二步，分析智途科技与张立成的接触记录。他从审计报告附件、公司监控录像、甚至张立成家附近便利店的消费记录中寻找蛛丝马迹。发现智途科技的人在一个月内与张立成接触了四次，每次都在不同地点，但每次之后，张立成的银行账户都会收到一笔不大不小的转账。

　　第三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寻找那个“第三条路”。

　　星玄阳坐在书桌前，面前摊开着三张白纸。第一张写着“揭露方案”：公开债务胁迫事实，展示录音证据，彻底摧毁张立成的证词可信度，同时追究智途科技的伪证和胁迫责任。代价：张立成可能家破人亡。

　　第二张写着“妥协方案”：私下与张立成达成协议，让他撤回证词，公司帮他解决部分债务作为交换。代价：可能被智途科技反咬“收买证人”，且无法保证张立成不再被胁迫。

　　第三张纸是空白的。

　　他盯着那张白纸，直到眼睛发酸。

　　窗外，上海的夜雨还在下。远处的霓虹灯在湿漉漉的街道上投下破碎的倒影，像一片融化了的星河。已是凌晨两点，城市大多数窗户都暗了，只有零星几盏孤灯还亮着，像在深海中坚持发光的磷火生物。

　　星玄阳感到一种熟悉的、濒临过载的眩晕。他的大脑像一台运行了太久的机器，散热风扇在颅骨内发出只有他能听见的尖啸。他知道自己需要休息，但问题没有解决，他无法允许自己停下。

　　就在这时，放在桌上的加密通讯节点，屏幕轻轻亮了一下。

　　不是新消息，是提姆预设的“健康状态同步”。屏幕显示：

　　“提姆·德雷克当前状态：康复中。今日睡眠时长：6小时（达标）。咖啡因摄入：正常范围内。备注：他托我转告——‘如果在寻找第三条路，记得把自己也计入伤害计算中。’”

　　星玄阳盯着那行字。

　　“把自己也计入伤害计算中。”

　　这不是法律建议，不是战术策略。这是一个思考框架：在做道德抉择时，不要把自己当作局外的裁判，要意识到自己的道德底线、情感承受力、未来的自我认同，都是需要被计入的“伤害”的一部分。

　　如果他选择彻底揭露张立成，公司可能胜诉，员工可能保住工作，父亲可能得到正义。

　　但他自己呢？

　　那个在中学时代就发誓“不做违心事”的星玄阳，能承受用摧毁一个被胁迫老人的方式换来胜利吗？即使那胜利在理性上完全正当？

　　星玄阳闭上眼，靠在椅背上。

　　他想起了提姆。想起了提姆在面临类似抉择时——比如是否要为了救更多人而牺牲自己——所展现的那种……不是无私，而是一种更复杂的计算：他将“提姆·德雷克作为一个人的存续”也纳入了价值体系。虽然他的计算常常还是倾向牺牲，但至少，他开始将自己视为变量之一。

　　也许这就是关键。

　　第三条路，不是要在旧情与责任之间二选一。

　　而是要创造一个让两者都不必被彻底牺牲的、更精巧的解决方案。

　　星玄阳睁开眼，重新看向那三张纸。

　　然后他拿起了笔，在第三张白纸上开始书写。

　　不是方案，不是策略。

　　而是一个故事。

　　一个关于“老企业家被胁迫作伪证，但在良知驱使下留下自证清白的录音，最终在年轻一代的帮助下与债主达成和解，并勇敢站出来揭露真正黑手”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里，张立成不是纯粹的受害者，也不是纯粹的背叛者。他是一个被债务和恐惧压垮、但内心仍有愧悔的普通人。

　　在这个故事里，泉海科技不是冷血的揭露者，也不是软弱的妥协者。它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帮助张立成与债主谈判，将高利贷转为合法分期债务，由公司提供担保，条件是张立成必须出庭说明被胁迫的全过程，并交出与智途科技的所有往来证据。

　　在这个故事里，真正的敌人只有一个：智途科技，那个利用他人弱点、破坏商业规则、践踏人情的操纵者。

　　写完后，星玄阳看着自己写下的故事。

　　它不完美。存在风险：债主可能不同意谈判，张立成可能在最后关头退缩，法庭可能不相信这种“浪子回头”的叙事。

　　但它保住了几个重要的东西：

　　保住了父亲“重情”的原则——他没有对老朋友落井下石，反而提供了救赎的可能。

　　保住了公司的利益——通过张立成的反证，可以直接打击智途科技。

　　保住了张立成一家的基本生存尊严——不必家破人亡。

　　也保住了星玄阳自己的底线——他没有违背“不做违心事”的誓言。

　　代价是：公司需要承担一笔担保债务，虽然金额可控；需要投入大量精力进行复杂的多方谈判；需要承担一定的舆论风险——可能有人会说泉忠“妇人之仁”。

　　但这个代价，星玄阳认为可以支付。

　　因为有些东西，比钱和效率更重要。

　　他拿起手机，给提姆回复了一条信息，只有两个字：

　　“找到了。”

　　发送时，上海凌晨三点的雨，刚好停了。

　　窗外，云层裂开一道缝隙，月光漏下来，照在湿漉漉的街道上，像一条银色的河。

　　星玄阳关掉台灯，在黑暗中躺下。

　　他终于允许自己休息了。

　　在入睡前的边缘，他模糊地想：也许所谓成年人的担当，不是在黑白之间选择一方。

　　而是在灰色的迷雾中，亲手开辟出一条细微的、但足够让所有人都能不违背良心走过的。

　　第三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