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口的野花》神经失控者

1、那年她捡了我

　　村口的野草命

　　我叫王招娣，名字是养母取的。
　　她说捡到我那天，我饿得连哭都没力气，手腕上系着一条褪色的红绳。
　　哥哥王建国说：“多张嘴，分我的鸡蛋。”
　　姐姐王美丽掐着我的胳膊：“捡来的，有口饭吃就该磕头了。”
　　只有爸爸沉默地抽着旱烟，在分地瓜时，会把最大那块推到我碗边。
　　村里的闲话像田埂上的野草，割不完，长不断。
　　我知道，我得像稗子一样，拼命往下扎根，才能在这块不属于我的地里，挣一□□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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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年的夏天，尾巴拖得又长又燥。村口那棵歪脖子老槐树，叶子被晒得打了卷，蝉在树上声嘶力竭地喊，把空气都喊得黏糊糊的。我就是在那样的蝉鸣声里，被我妈，哦，养母李秀兰，从老槐树底下的石墩子旁捡回来的。

　　后来村里人说闲话时，总爱提那个场景，仿佛他们亲眼见了似的：“哎哟，就用个破蓝布包袱裹着，小脸脏得跟花猫似的，哭都没声儿了，就剩眼皮还能动两下。手腕上拴根红线，旧得都快断了。秀兰也是心软，家里都揭不开锅了，还往回捡。”

　　这些闲话，是我懂事后从不同人嘴里零碎拼凑起来的。但“王招娣”这个名字，是我妈亲口告诉我的。她说，抱我回来那天晚上，她看着灶膛里的火，想了半宿。“就叫招娣吧，”她对我爸，那个叫王老实的男人说，“听着好养活，兴许……还能给咱家招来个弟弟。”说这话时，她眼神飘忽，没看我。我爸只是“吧嗒吧嗒”抽他的旱烟，火星子明明灭灭，半天，喉咙里“嗯”了一声。

　　于是，我就成了王招娣。上面有一个哥哥，王建国，大我五岁；一个姐姐，王美丽，大我三岁。我的到来，显然不受欢迎。

　　我的记忆，是从三岁左右开始清楚的。不是温馨的画面，而是饥饿和疼痛。记得最深的，是每天早上分鸡蛋。家里那只芦花鸡争气，一天一个蛋，雷打不动。鸡蛋总是哥哥建国的。他坐在桌前，慢条斯理地剥着白嫩的蛋壳，蛋白的香气丝丝缕缕飘过来，我口水咽得喉咙发疼。姐姐美丽眼睛盯着鸡蛋，又瞪我，嘴里嘟囔：“赔钱货，还看！”妈有时会犹豫一下，看看我直勾勾的眼神，又看看建国碗里金黄的炒鸡蛋，最后总是别开脸，把一点咸菜拨到我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粥碗里：“招娣乖，你还小，吃这个。”哥哥则会适时地“哼”一声，把整个鸡蛋塞进嘴里，鼓着腮帮子嚼，眼神斜睨着我，那意思是：看什么看，这是我的。

　　爸爸呢？爸爸沉默地喝着他的粥。只有在分煮地瓜的时候，他会伸出黝黑粗糙、指甲缝里嵌着永远洗不净的泥土的大手，把锅里最大、最红的那块地瓜，不怎么经意地推到我碗边，然后继续低头，就着咸菜，“呼噜呼噜”喝他的粥。他不看我，也不说话，但这个动作，是我童年为数不多的、能明确感知到的“好”。虽然，美丽姐会立刻尖叫起来：“爸！那块大的我盯了半天了！”爸爸头也不抬：“吃你的。”

　　五岁，我就开始跟着妈妈下地了。不是玩，是干活。薅草，捡麦穗，喂鸡，烧火。我人小，蹲在田埂上，太阳毒辣辣地晒着脊背，汗水流进眼睛里，辣得生疼。田里的野草根扎得深，我力气小，常常草没拔出来，自己先摔个屁股墩。妈妈在不远处弯腰忙活，看到我摔倒，会叹口气：“招娣，慢点。”但也只是说说，她手里的活计不能停。有时，她会直起腰，望着田那头别人家的孩子还在疯跑玩耍，眼神里有些我看不懂的东西，然后喃喃低语：“要是你能再大点，能干更多活就好了……”这话被风吹进我耳朵里，比太阳晒着还难受。

　　哥哥建国很少下地，爸妈说他要读书，是家里的指望。他放学回来，如果心情好，会指使我给他拿书包、倒水。心情不好，比如考试没考好，那我就是现成的出气筒。他会故意伸脚绊我，看我摔倒在地，磕破膝盖，然后扯着嘴角笑：“真笨，路都走不稳。”我疼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他会压低声音，带着一种残忍的得意：“哭？再哭告诉妈，把你送回去！村口那棵槐树还记得吧？”这句话像冰水，瞬间把眼泪冻回去。我不敢哭了。

　　姐姐美丽是另一种欺负。她继承了妈妈的一些眉眼，却比妈妈厉害十倍。她总觉得我抢了她的东西，虽然家里根本没什么可抢的。一件她穿小了的、补丁摞补丁的旧衣服，她宁可压在箱底，也不愿意给我穿。“你也配穿我的衣服？”她斜着眼睛看我。她喜欢在妈妈面前表现，抢着干一点轻省活，然后大声邀功：“妈，你看我把猪喂了！”“妈，碗我洗了！”每当这时，她必定要拉上我做对比：“招娣就知道傻站着！吃白饭！”妈妈通常只是含糊地应着：“嗯，美丽能干。”偶尔，会被美丽说动，转头责备我两句：“招娣，眼里要有活，多跟你姐学学。”美丽就站在妈妈身后，冲我露出胜利者的笑容。她最常挂在嘴边的话是：“一个捡来的丫头，有口饭吃，有件破衣穿，就该天天烧高香了，还想要啥？”

　　村里的闲言碎语，是我必须适应的另一种“农活”。它们无处不在，像田埂上的苍耳子，粘在身上就甩不掉。婶子大娘们聚在井台边、树荫下，手里的活计不停，嘴也闲不住。

　　“看，那就是老王家捡的那个。”
　　“秀兰也是，自己俩亲生的都养得勉强，还弄个拖油瓶。”
　　“听说手腕上系着红绳呢，保不齐是哪个知青留下的……”
　　“女娃子，赔钱货，捡来的更是白吃饭。你看她瘦得那猴样，能干啥活？”
　　“将来长大了，换点彩礼，也算老王没白养。”

　　这些话，有时候是直接飘进我耳朵里的，有时候是通过美丽姐学舌转述的，带着加倍的恶意。“听见没？赔钱货！拖油瓶！”她戳着我的额头。我不敢回嘴，只能把头埋得更低，手里的柴火抱得更紧。爸爸听到这些闲话，会黑着脸，吼一句：“嚼什么舌根！”但往往只能让声音暂时低下去，过不了半天，又会窸窸窣窣响起。妈妈呢？妈妈有时候会跟着叹口气，对来说闲话的人诉苦：“是啊，不容易，多张嘴……可到底是一条命，扔在那儿，心里过不去啊。”她的诉苦，反过来又成了别人新的话柄：“看吧，秀兰自己都后悔了。”

　　七岁，我上学了。不是因为家里多么支持，而是到了年龄，村里干部上门说了两句。用的书包是美丽姐淘汰的，破了两个洞，妈妈用两块颜色不一样的布勉强缝上。铅笔是建国哥哥用剩的铅笔头，套上一个废纸卷的笔帽。本子是爸爸从村会计那里要来的废旧账本，反面可以写字。

　　即使这样，能上学，对我来说已是天堂。学校里虽然也有调皮孩子喊我“野孩子”、“捡来的”，但更多的孩子忙着玩，老师也会管。最重要的是，书本里的世界是安静的，没有干不完的活，没有刻薄的话语，没有黏在身上的目光。我拼命地学，因为我知道，这可能是我唯一能抓住的、不一样的东西。我的成绩很好，总是名列前茅。老师会在班上表扬我，让我当小组长。我把盖着“奖”字的作业本拿回家，心里有一点隐秘的欢喜。

　　这份欢喜，到家门口就碎了。

　　“哟，得了奖啊？”美丽姐一把抢过去，翻看着，撇撇嘴，“瞎猫碰上死耗子。一个捡来的，读那么多书有啥用？早晚还不是嫁人干活。”她把本子随手扔在灶台上，沾上了洗锅水。

　　建国哥则会更“实际”地打击我：“考得好有什么用？家里哪有钱供你一直念？你看我，初中毕业不就回来了？你一个女的，识几个字，会算账不被骗就行了。赶紧长大干活是正经。”他已经是半个劳力了，说话带着一股自以为是的权威。

　　妈妈呢？她拿着我的作业本，看着上面的红勾和“优”字，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眼神有点复杂，好像不认识那些字似的。最后，她会说：“好，好……招娣有出息。不过，家里的活可不能落下啊。”那点因为成绩带来的微光，在她的叮嘱里，迅速黯淡下去，沉甸甸地压回我心里。

　　爸爸看到我的作业本，会多看两眼，有一次，他居然伸手，用那粗糙的手指，摸了摸上面的字。然后，依旧什么也没说，只是那天晚上，他罕见地在我碗里多夹了一筷子炒青菜。

　　但爸爸的这点沉默的好，挡不住日常的磋磨。农忙时节，天不亮就要下地。我人小，割麦子跟不上大人的速度，麦芒扎在胳膊上、脖子上，又疼又痒，红肿一片。妈妈和爸爸在前面闷头猛干，美丽姐在旁边故意割得唰唰响，显示她能干。我咬着牙，拼命挥动比自己胳膊还沉的镰刀，手心磨出了水泡，水泡破了，火辣辣地疼，汗水一浸，钻心地难受。我不敢停，怕听到妈妈的叹息，怕看到美丽姐讥诮的眼神，更怕建国哥说：“我说吧，她就不是干活的料。”

　　最怕的是和哥哥姐姐一起干活。挑水，他们总会把水桶故意装得比我满，我摇摇晃晃地走在田埂上，水泼出来打湿裤腿，他们就在后面笑。喂猪时，美丽姐会“不小心”把泔水桶撞翻，溅我一身馊臭，然后大惊小怪：“哎呀，招娣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快收拾了，妈回来骂你！”我只能默默地收拾，眼泪混着脸上的脏污。建国哥要是遇上朋友来找他玩，就会把本该他挑的粪桶往我面前一推：“招娣，你替我挑到地里去，就那边，不远。”那“不远”，往往是要翻过一个小坡。

　　妈妈并非完全看不见这些。有时，她看到我被美丽欺负得狠了，或是累得坐在灶膛前打瞌睡，也会露出一点心疼的神色，拉过我，摸摸我瘦削的肩膀：“招娣啊，忍忍，等你大了就好了。”或者说：“你姐就那脾气，你让着她点，她是亲生的。”每当她说“亲生的”这几个字，就像一把钝刀子，在我心口慢慢锯。我知道，这是她解释一切不公平的最终理由，也是我无法反驳、必须接受的现实。她的心软是真的，但她的立场永远摇摆，最后总是倒向她的“亲生”孩子那边，或者倒向村里大多数人的看法那边。

　　有一次，我发烧了，浑身滚烫，躺在冰冷的炕上直哆嗦。妈妈用手探了探我的额头，吓了一跳。她想去村里赤脚医生那里拿点药，刚拿出皱巴巴的几毛钱，美丽姐就在旁边说：“妈，就那么点钱，建国哥还要买本子呢。她躺两天就好了，捡回来的孩子，命硬。”妈妈拿着钱的手就僵住了，看看我烧得通红的脸，又看看那几张毛票，最后还是把钱揣了回去，给我灌了一大碗姜糖水，又加了一床破被子。我在忽冷忽热中昏睡了两天，居然真的扛了过来。醒来时，妈妈煮了个鸡蛋，偷偷塞给我，低声说：“快吃了，别让你姐看见。”鸡蛋很香，但我吃在嘴里，却尝出了浓浓的苦涩。那个鸡蛋，是我用差点死掉换来的。

　　日子就在这种钝刀子割肉般的琐碎和心酸中，一天天过去。我像田里最卑贱的稗子，在庄稼（哥哥姐姐）的阴影下，抢夺着一点点阳光和养分，挣扎着生长。我学会了沉默，学会了把所有情绪压在心里，学会了用最快的速度干完指派给我的活，然后躲到角落看书，那是我唯一的透气孔。我和村里其他孩子也格格不入，他们要么有父母的宠爱，要么至少理直气壮。而我，是“捡来的”，这个标签烙在我身上，也烙在别人看我的眼神里。

　　转眼，我要小学毕业了。毕业考试，我考了全村第一。校长亲自到家里来送成绩单，还带着一个好消息：镇上初中看中我的成绩，愿意减免一部分学杂费，希望我能去继续读书。

　　那天，家里难得有了一丝不同的气氛。校长坐在我家堂屋里，喝着妈妈特意泡的糖水（糖放得很少，几乎没味），夸我聪明、刻苦，是读书的料。爸爸蹲在门槛上，听着，脸上的皱纹似乎舒展了一些。妈妈手足无措地站着，脸上有种惶惑的、类似于骄傲，但又极度不安的神情。美丽姐躲在里屋门后，眼神像刀子一样剜着我。建国哥不在家。

　　校长走了。家里的空气瞬间凝固。

　　妈妈拿着那张成绩单和初中的减免通知，翻来覆去地看，好像那是什么烫手的东西。“减免一部分……那剩下的呢？饭钱呢？住宿费呢？”她喃喃自语。

　　“读什么初中！”美丽姐冲了出来，声音尖利，“一个丫头片子，小学毕业够用了！妈，你看我都只读到小学，家里哪有钱再供一个？还是捡来的！她能跟建国哥比吗？”

　　“就是，”建国哥不知何时回来了，靠在门框上，凉凉地说，“镇上初中，花销多大。减免一点顶什么用？不如早点回家干活，过两年找个婆家，还能收点彩礼帮衬家里。我这正要跟爸说呢，我看中了村西头一块好地，想跟人合伙弄个塑料大棚，种点反季节菜，正缺本钱呢。”他说着，目光意有所指地扫过我，又看向爸妈。

　　爸爸闷头抽烟，一言不发，眉头锁成了疙瘩。

　　妈妈看着哥哥，又看看姐姐，最后，目光落在我身上。那目光里有挣扎，有歉意，但更多的是被生活重压和对未来不确定的恐惧。她嘴唇哆嗦了几下，避开我的眼睛，声音虚浮得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

　　“招娣啊……你看，家里这情况……你哥说得也在理……你姐也没多读……要不……这初中，咱们……就算了吧？你就在家，帮妈多干几年活，妈……妈给你寻摸个好人家……”

　　她的话没说完，但我已经听不见了。耳朵里嗡嗡作响，眼前的一切——妈妈躲闪的脸，美丽姐得意的神情，建国哥算计的眼神，爸爸沉默的烟圈——都变成了模糊晃动的影子。手里攥着的成绩单，边缘已经被我手心的冷汗浸湿。

　　小学毕业了。我的第一名，我的减免通知，并没有像童话里那样，成为改变命运的钥匙。它更像是一道微光，照出了前路的可能性，然后迅速被更现实的黑暗吞没。

　　我知道，我的“好日子”，大概在拿到这张毕业证书时，就彻底结束了。等待我的，将是更加看不到头的农活、家务，以及很快会被提上日程的“寻摸好人家”。

　　那天晚上，我躺在冰冷的炕梢，听着旁边美丽姐均匀的呼吸，盯着糊着旧报纸的屋顶，月光从破了的窗纸洞漏进来，在地上投下一小块惨白的光斑。手腕上，那根褪色发白的红绳，早已被我磨得几乎看不出颜色，却依然牢牢地系着，像一个永远无法摆脱的印记。

　　我没有哭。眼泪早在这些年里，流干了，或者化成了心里一层又冷又硬的壳。

　　我只是死死地咬着嘴唇，直到尝到一丝血腥味。心里有个声音在嘶喊，微弱却顽强，像石头缝里挣出来的草芽：

　　不。

　　我不能就这么算了。

　　可是，不这样，又能怎样呢？我一个捡来的丫头，除了像稗子一样拼命往下扎，在这块不属于我的地里，挣一□□气，还能怎样？

　　月光挪移，那点惨白的光斑，慢慢爬上了墙角堆放的农具，爬上了破旧的柜子，最后，彻底消失在黑暗中。夜还很长，而我的路，仿佛还没开始，就已经看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