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岳厚土之韩信岭情缘》宋三宝

2、第 2 章 地头诱惑

　　晚上躺在麦草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那两只晃动的□□。隔壁驴叫，跳蚤咬，他闭着眼，手伸进又猛地抽出来，攥紧拳头，指甲掐进掌心。他起身到院里，用辘轳打上来一桶井水，冰凉，兜头浇下去。水顺着脊背流，淌到腿根，他浑身发抖，牙齿磕得咯咯响。

　　那之后张泽顺学会了躲。

　　地里歇晌，男人们蹲在树荫下抽烟，说荤话，比划谁家媳妇的奶大、谁的屁股圆。说着说着就吵起来了。两个后生，一个叫满囤，一个叫赖货，都刚娶了媳妇，谁也不服谁。满囤说犁地我比你多两垄，赖货说你那两垄歪得跟蛇爬似的。满囤急了眼，唾沫星子喷出来：“你顶毒！”赖货把烟屁股往地上一摔，站起来：“你才顶毒！你从头硬到尾，硬有个毬用！”满囤也站起来，两个人脸对脸，鼻子快碰着鼻子，又吼一声：“你顶毒！”

　　旁边人哄笑。有人喊：“顶，都顶，顶到天黑看谁先软！”

　　女人们在另一片树荫下歇着，听见这边吵，翠花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弯腰抓了一把细沙子，朝那两个男人扬过去。沙子撒了他们一头一脸，两个人眯了眼，往后退。翠花叉着腰骂：“两个顶毒的货，毒死算毬了！”

　　对面一个妇女——赖货的老婆秀芹——不干了，站起来指着翠花：“你个捏炮哩！扬啥沙子？你男人就不顶毒了？”翠花回头白她一眼：“我捏不捏炮关你毬事哩，你先把自家那个软蛋管好。”秀芹急了，捡起一个土坷垃扔过来，没砸着。旁边几个妇女拉住秀芹，说行了行了，大晌午的，热死个人。

　　有人觉得没意思，打了个哈欠，扭头看见蹲在边上的张泽顺他们几个知青，咧嘴笑了：“看人家那几个知青，细皮嫩肉的，怕是还没尝过汝子哩。”另一个接茬：“汝子？啥汝子，褥子还差不多，晚上睡觉压的。”几个人哄笑起来。有个妇女啐了一口：“你们这些捏炮哩，嘴里没个把门的。”

　　张泽顺低着头，耳朵根烧得通红。那声“汝子”在他脑子里转，转着转着就成了“褥子”——软的，白的，像桂兰后腰那截肉，又像周寡妇胸前那个玉坠子滑进沟里的样子。他把头埋得更低，指甲掐进掌心。他蹲在最边上，从头到尾没说话。那两句“顶毒”像钉子一样，扎进他耳朵里。他盯着地上的蚂蚁看了一会儿，站起来，拍拍膝盖上的土，往远处的河沟走去。

　　他边走边想起另一件事。

　　有一次张泽顺帮周寡妇搬麻袋，两人各抬一头，周寡妇一使劲，褂子扣子崩开一颗，露出白花花的半个胸脯，还有一条红绳拴着个玉坠子，卡在沟里。周寡妇没在意，拽一下衣襟，说：“看啥看，没见娘们咋地。”张泽顺脸烧得通红，扔下麻袋跑了。

　　那之后，张泽顺把《格言联璧》从枕头底下取出来，放在炕头。每天收工回来，别人蹲在墙根下打扑克、说荤话，他点起煤油灯，翻那本书。不是从头读到尾，是翻到哪页读哪页。读到“步步占先者，必有人以挤之；事事争胜者，必有人以挫之”，他就想，自己什么也不占，什么也不争，只争一口气。

　　煤油灯的火苗被穿堂风吹得忽明忽暗，他用手挡着，一行一行往下看。看完了，把书合上，从炕席底下摸出一本《数理化自学丛书》——那是父亲托人从太原买来的，一共四本。翻得最旧的那本是代数，书角卷了边，有几页被煤油滴过，字迹洇开，他用钢笔描了一遍。

　　南杜壁没有电。冬天的夜又黑又长，他从六点学到十点，中间起来添一次油。冻得手僵了，就把手插进胳肢窝里焐一会儿，再拿出来写字。演算纸不够用，就翻过来用背面，再不够，用手指蘸水在炕沿上划。同屋的知青嫌他费油，他就在灶台边借着灶膛的余烬光看。灶膛里的暗火一明一暗，照在书页上，那些公式和汉字忽隐忽现，像河底的石子。他把《格言联璧》里那句“无事时戒一偷字，有事时戒一乱字”记在心里。收工再累，他不偷懒；白天再烦，他不乱心。

　　有一回，赖货路过他窗口，见他在灯下写字，说：“念那些有啥用？咱这号人，还能上大学？”张泽顺没抬头。赖货又说：“顶毒。”他还是没抬头。他把“顶毒”那两个字当作没听见，可夜里躺下，那两个字的音在脑子里转了很久。

　　他在纸条上又写了四个字：“念书压心。”压在煤油灯底下。每天收工回来，先看见这四个字，再翻开书。读到“心不欲杂，杂则神荡而不收”那一句，他在旁边用铅笔划了一道。又读到“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虚其心，受天下之善”，他盯着看了很久。他想，自己心不够大，装不下南杜壁那些晃晃悠悠的东西。那就先把心压小了，小到只能装下一本书。

　　他把《格言联璧》里所有关于“静”“敬”“忍”“让”的句子抄在一个小本上，揣在怀里。挑粪歇晌，别人抽烟聊天，他蹲在地头，把小本掏出来，默念。念完一条，抬头看一眼远处。远处的山是太岳山，山上有教堂的尖顶，尖顶上有十字架。他想，那个外国人的神比他严——不让人看，不让人想，不让人动。他念的那本中国书，也是这个意思。

　　那年冬天，他在煤油灯下背完了《中国地理》和《世界地理》的全部考点。他把秦岭—淮河线、太行山、吕梁山、汾渭地堑画了不下五十遍。他闭上眼，脑子里就是一张山西地形图：东太行，西吕梁，中间一串盆地——大同、忻定、太原、临汾、运城。他觉得自己就在临汾盆地的最北边，像一颗被压在地层里的种子，等着某一天抬升、出露。

　　他写给父亲的每一封信，末尾都是同一句话：“孩儿在学，不敢废。”父亲回信，永远只有四个字：“念书压心。”

　　第三年冬天，他听到消息：恢复高考了。

　　那天他从地里回来，腿像灌了铅，一进知青点就看见炕上放着一封信。拆开，是父亲的笔迹，只有一行字：“你要的数学题集，托人借到了。就一条路——考上，离开南杜壁。”他蹲在门槛上，把那行字看了三遍。然后把《格言联璧》翻出来，翻到那句“矮板凳，且坐着；好光阴，莫错过。”他把这句话念出声，念了三遍。

　　那之后，他把收工后的时间从四小时延长到六小时。煤油贵，他就借灶膛的光。灶膛灭了，就借着月光。没有月亮的晚上，他闭着眼默背。背到困了，针扎一下自己的大腿。扎出血了，用布擦掉，接着背。

　　考试那天，他坐大卡车到大邑县一中。考场里坐满了人，有十七八的，有三四十的。他旁边坐着一个穿旧军装的男人，手上全是茧，握笔的时候手抖。张泽顺看了那人一眼，低下头，把准考证铺平，等铃响。

　　发榜那天，他正在地里刨红薯。村里有人跑来喊：“泽顺，你考上了！山西师范学院！”他把锄头扔在地里，蹲下来，蹲了好一会儿。然后站起来，拍拍膝盖上的土，往村里走。他后来才知道，全大邑县二十万人，只考上十七个，其中很多还是北京知青。

　　走到教堂墙根下，他停下来。抬头看那块弹痕，还嵌在青砖里，像一张没合拢的嘴。他从怀里掏出那个抄满《格言联璧》的小本，翻到最后一页，在那句“念书压心”的旁边，加了一行小字：“压住了。出了头。”

　　然后他把小本合上，塞回怀里，朝村里走去。身后教堂的钟声响了，闷闷的，从钟楼顶上传下来，贴着地面滚，一直滚到山那边去。

　　教堂的钟声每天早上六点敲响，铁钟的声音在干冷的空气里传遍整个村子。张泽顺有时候站在教堂墙根下等出工，看见青砖上嵌着的那块弹痕，被炮火熏黑的边缘，像一张没合拢的嘴。他想，英国人建这座教堂的时候，大概没想到它会被炮轰，会被借出去当学校，会被一个插队知青当作每天路过的地方。

　　插队第三年冬天，张泽顺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离开南杜壁那天，他站在车斗里，风吹得睁不开眼。村口几个妇女在刨红薯，其中一个直起腰，手搭凉棚看他。他认出来是桂兰。桂兰还是那样，胖了些，褂子还是敞着，风把她衣角吹起来。教堂的尖顶在晨光里黑黢黢的，十字架反射出一道刺目的光。

　　张泽顺别过脸，再没回头。

　　卡车颠簸着爬上土坡，南杜壁缩成一个灰扑扑的疙瘩，嵌在黄土沟壑里。他蹲在车斗里，抱着行李卷，忽然想起一件事——他在南杜壁待了两年多，从来没跟桂兰说过一句完整的话。他不知道桂兰姓什么，只知道她是队长的儿媳妇，生过两个娃，奶还没断。

　　而他脑子里是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的画面，全都模糊了，只剩下一个白布兜子、一根红绳、一个玉坠子。

　　他把脸埋进胳膊肘里，闻到自己身上的汗味。那气味和南杜壁的土腥混在一起，怎么也洗不掉。

　　张泽顺睁开眼。日光灯还在头顶嗡嗡响，书架还是那个书架，牛皮纸、浆糊、旧书的气味。南杜壁不见了。

　　临汾，山西师范学院，阅览室。

　　他把《格言联璧》往布兜深处推了推。

　　武凤萍站在他身后，他不知道。

　　武凤萍身上没有南杜壁的气味——没有汗碱，没有奶腥，没有麦秸和牲口粪便的酸臭。她闻起来像一张新印的报纸：墨，纸浆，还有一点肥皂。头发扎成一把刷子，干净利索。褂子扣子系到最上面那颗，一丝不苟。

　　张泽顺在阅览室里蹲了那么久，膝盖发麻。他站起来时，眼前黑了一瞬，手撑着书架。武凤萍递过来一个搪瓷缸，里头是水，温的。他没接。她放在他手边，转身走了。

　　他端起缸子，喝了一口。温的。不烫嘴。他想，这水真干净。

　　武凤萍转身走回座位，把《史记》翻开，又翻到《淮阴侯列传》。但那些字在眼前飘，她想着那本蓝布面的旧书，想着张泽顺推书的动作——不是藏，是收，像收一件贴身用了很久、不舍得示人的东西。

　　七月实习去吕梁山。地理系认植被垂直带，山脚下是灌丛，半山腰是油松，往上桦树，再往上草甸。张泽顺走队尾，背上除了自己包，还有女同学的标本夹——她脚崴了，走不动，标本夹拿不动。他不说话，把标本夹带子往肩头拢一拢。

　　武凤萍走他前面两三步。山路窄，只容一人过。她走几步，回头看张泽顺一眼，再走几步。他不抬头，看脚底下，石板路滑，他落脚稳，不晃。武凤萍看见他解放鞋侧帮开了口，鞋带系得紧，勒出一道深印。

　　下山时武凤萍走快了，先到招待所。

　　次日一早，张泽顺宿舍门口放着一双新解放鞋，四十二码，绿帆布，鞋带穿好了，系成两个蝴蝶结。他拎鞋站了很久。舍友探头，说老张谁给你送鞋。他说不知道。

　　他把旧鞋刷干净，晾窗台。新鞋穿两天，脱下来，塞进柜子最里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