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锅粥Ⅰ》唐清

10、受伤的灵魂 诡异的魅力

　　比较李贺与波德莱尔创作心态变化历程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

　　内容提要：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李贺素有“鬼才”之称，喜以怪、奇、险、僻的意象构成冷凝晦涩的诗歌风格。沙尔•波德莱尔在法国诗坛的地位是划时代的，被称为现代派文学的鼻祖。他向以“丑”为“美”，主张发掘“恶中之美”，对于丑陋事物的描写，充满崭新的重要美学意义，其诗歌在常人眼中显得奇特怪诞。关于李贺和波德莱尔诗歌创作中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现象及原因，我们可以在两位诗人相似的生命经历中寻找可能的答案。创作心态直接影响诗歌风格，心态的变化导致诗歌创作对象、内容、形式、风格的变迁。两位诗人的创作心态大致可分为“理想——忧郁——排遣忧郁失败——追寻希望，自我拯救——拯救失败，走向死亡”几个时期。这样的创作心态使得他们的诗风呈现出明显的趋同性。

　　诗人们往往有着胜于常人的敏感细腻的心思与易于触动的直觉。他们常常以自己独特的悟性，从特异而新颖的角度去感悟人生、体验生活，从而对自己所处的社会、时代作出各自不同的诠释。所以，把两个属于不同时代与国度，有着不同阶级背景和个人经历的诗人作简单的类比是困难的，甚至是危险的。但我们后世的读者却往往在阅读体验中，不只一次地，想要寻求自己所喜爱的诗人及其诗歌的共通之处。无例外的，更好奇于那些以奇异怪僻的风格来处理诗作，并以此作为自己审美创作原则的诗人。正如中国古典诗人李贺和法国现代诗人沙尔•波德莱尔。阅读两位诗人的诗作，会发现两人的创作有着惊人的相似点，在某些方面表现出很大的趋同性。关于两位诗人诗歌创作中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现象及原因，我们将在他们相似的生命经历中寻找可能的答案。
　　一系列不幸的遭遇引发巨大的痛苦，社会压力所造成的心灵折磨，理想与现实相对立最终导致理想的破灭，使两位诗人的诗歌创作心态呈现出一波三折的变化。对他们的诗作进行梳理，两位诗人的创作心态都经历了由理想——忧郁——排遣忧郁失败——追寻希望，自我拯救——拯救失败，走向死亡的过程。这种心态变化反映在诗歌创作上，使其诗歌在共有的奇幻怪异的外表下，给我们展现出这样的事实：两个天才诗人在痛苦又矛盾的内心冲突中耗尽了短暂的生命。因此他们的诗作都是其曲折心路历程的忠实记录，“这记录是用笔和纸写成的，却是用心和血体验的”。

　　（一）从理想到忧郁

　　性格与际遇是影响人生的两大因素。性格的形成有与生俱来的因素，更受后天环境的影响。个人所处社会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状况，不可避免会深深渗入其人的生命气质，导致性格的形成走向。普通人亦如是，更何况一个敏感的诗人呢？而际遇的得失也会使人对自己的人生取向做出前后不同的抉择，或高升、或沉沦、或富贵、或贫贱。诗人那颗丰富细腻的心特别容易感受外界的风云变幻、沧桑变迁，或许从童年时代开始，已在小小的心灵中形成了生死忧患的意识，进而影响他们以后的诗歌创作。
　　李贺出生于一个家道中落、境遇窘迫的小官吏之家。他自认为是唐诸王孙，有着皇室贵胄的血统。这种似是而非的身份竟使他有着小小的虚荣，强烈地向往着富贵功名。而从小早慧的他也很爱学习，在母亲的教导下读书认字，刻苦用功，并且喜欢四处游历，在与名山大川的亲近中，他的胸中充溢着天才般的诗情。波德莱尔出生在很具艺术气质的小资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很有教养且爱好美术，经常领着他欣赏巴黎优美的建筑。高雅的古典艺术深深地陶冶了波德莱尔稚嫩的童心，甚至他的性格也被艺术化了。这样的出生，再加上青少年时期特有的热情，使得诗人的诗歌创作也呈现出相应的气质。
　　从李贺早期的诗歌创作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诗人有着火热的政治热情，也有着政治家的敏锐和勇气。他有才能，有抱负，更有着想要建功立业的理想，就像他后来在《致酒行》所写的　“少年心事当拿云”。这种积极奋发的心态，使李贺早期山水诗歌也呈现出乐观向上、明朗轻快的气质。比如说他依乐府旧题而作的《江南弄》一诗：“江中绿雾起凉波，天上叠红峨。水风浦云生老竹，清暝蒲帆如一幅。鲈鱼千头酒百斛，酒中倒卧南山绿。吴越吟未终曲，江山团团贴寒玉。”这首诗如一幅墨气淋漓的清绿山水画，意境清新宁静，节奏流畅自然，充满怡然的游赏之趣。读来清爽酣畅，沁人心脾，仿佛也融入那明丽多姿的景色中了。
　　波德莱尔早期诗作的创作心态与李贺有异曲同工之处。父亲去世后所造成的不幸的家庭境况，并未斩断他的憧憬和希望。他也有理想，他也热爱善良，更希冀凭借自己的力量拯救世人，拯救这个罪恶的社会，从而创造一个爱与美的世界。这种可以说是饱满的情绪与充满希望的创作心态，使他早期的诗作呈现出较为乐观的情趣。他在《邀游》这首诗中给我们创造了一幅理想化了的未来天堂的图景：“那里，只有美，秩序，奢华，宁静和乐趣。家具在闪亮，被岁月磨光，将装点我们房间；罕见的鲜花，将馥郁混杂在龙涎香的清淡；华丽的屋顶，深邃的明镜，东方风格的明艳，都避人耳目，对心灵说出，故乡的可爱语言。”在其中也透露出作者希望自己就是创造这个理想世界的中坚分子的热切愿望。在《飞天》这首诗中，他还赋予诗人无比的理解能力，能透过现实看到天堂，能传递给人们诗性的语言与事物，能看到人所不能察觉的幻象。他这样说：“他在早晨让思想去驰骋蓝天，宛如云雀一样，自由自在飞越，——他翱翔在生活之上，善于理解百花之语和无声事物的语言。”
　　然而理想与现实总会出现令人扼腕的对立。正当李贺满怀希望，以为可以通过科举之途登上政治舞台，进而施展抱负，建立一番功业的时候，当他刚刚在诗坛斩露头角的时候，一个毁灭性的打击降临到他头上。他应试遭谗，滞留长安，仕途阻塞，壮志难酬，天网虽空阔，斯人独憔悴。加上他身体本就衰弱不堪，禁不住终日劳累，他终于病倒了。这个时候李贺的内心充满极大的忧郁和痛苦，早先那种身心与造化冥合的诗境与心灵状态，在此时的诗作中再也无法找到。而是孤独地退守一隅，默默舔舐内心的创伤，恰似“零落栖迟一杯酒”（《致酒行》）。而当伤痛无法忍耐时，他的诗作也相应呈现压抑般的“呐喊”，“吾将斩龙足，嚼龙肉，使之朝不得回，夜不得伏”（《苦昼短》）。即便如此，实质却只是借酒浇愁愁更愁的消遣罢了。在离开长安途中，他只得透露“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无枯兰”（《开愁歌》）般怎么也消减的愁闷。
　　忧郁苦闷这种精神状态也是波德莱尔身世经历的产物，他的一生也是一系列悲剧的组合。他六岁丧父，母亲改嫁，他不满于母亲的改嫁，与继父的关系一直不好，继父的严厉狭隘使敏感的孩子从此陷入深深的忧郁中。早期那些基本上属于乐观主义的诗，事实上只限于《恶之花》的头几首。“此后诗人就从一种最高的乐观主义信念——真实世界之外存在着一个天堂，这座天堂可以被诗人感知并重新创造出来，到一种深刻的悲观认可——现实世界或许不是天堂的对应而是地狱的对应——“正是恶魔，拿着操纵我们的线”（《致读者》）。”他不再把诗人想象成《祝福》中所设想的那种具有神性的、天堂里留有一席之地的人，而是比作一只跛脚的信天翁：“诗人恰好跟这云天之王相同，他出没于风暴中，嘲笑弓箭手；一旦流落在地上，在嘲笑声中，他巨人的翅膀却妨碍他行走。”（《信天翁》）这种忧郁苦闷的情绪也表现在《忧郁》组诗和《恶运》这首诗中：“许多珍宝埋没、忘记，长眠在重重黑暗里，远离镐、钻机的探索；许多花舍不得吐放，象秘密的甜蜜芬芳，深深感到惆怅寂寞。”
　　从理想到忧郁，从憧憬到失望，从对自己能功成名就的信念，到理想在现实中破灭所导致的对自我价值的的怀疑，李贺与波德莱尔的早期诗歌创作都体现了这种创作心态的变化历程。所不同的是在李贺的早期诗作中还可以看到完全的明朗色彩、清静气质，也就是说他的创作路线是很清晰地体现出从理想到忧郁的。当他的乐观之花凋零时，在原先的土地上就长出了痛苦的荆棘。而波德莱尔的诗作说得更确切一些，是理想和忧郁的并存体。波德莱尔认为创作就是苦闷的象征，“他从更高的意义上来理解忧郁，他认为美的典型中存在不幸。”所以在他早期的诗作中并不能找到一首纯粹乐观、纯粹希望之作。因为在他畅想另一世界的美好时也有着深深的隐忧，仿佛已预见到自己今后将要遭遇更大的不幸，就算　“我看到幸福的海岸无边无际”，海岸上方依旧有“单调太阳的烈焰照得闪闪亮”。（《异国芬芳》）

　　（二）排遣忧郁不得，陷入更深的痛苦，最后决定自我拯救

　　个人生活的不幸遭遇，现实社会的黑暗窒息，远大抱负和政治理想的不能实现，来自社会的重重压力很可能导致一个人崩溃，犹其象李贺、波德莱尔这样敏感而又正直的诗人。或许他们也想到过死，但怎能在还未奋起反抗之前就早早地结束自己的生命？或许他们又想到要反抗这个社会，寻求真理与正义，但毕竟绵薄之力无法力挽狂澜。于是诗人寻找到的唯一出路只有自我拯救。在自我的内心世界中确立起自己生存的方向和追求的价值，就好像在心底打出一口希望之井，作为源源不断的力量源泉，就凭着这么点坚强的意志力继续艰难却顽强地生存下去。
　　在自我拯救之前，诗人也曾想过很多种方法来排遣内心的忧郁。李贺的诗作中有一些很特别的题材——女性诗。借笔下的女性形象，诗人寄托了自己理想爱情的追求。如他回昌古后在诗中写道：“入乡试万里，无印自堪悲，卿卿忍相问，镜中双泪姿”，其中提及他的妻子，似乎表明他有过一段婚姻，此后便鲜少提及，可见他的婚姻并不理想。于是在现实中得不到的东西，他想通过艺术创作在精神上获得满足。更重要的是诗人想通过完美化的女性形象抒写人生失意的苦闷。在那些被压抑、被歧视的女性身上，失意的诗人往往能够找到同命运共甘苦的感觉。如《河南府试十二月词•十月》描写的是宫女夜不成寐的情景：“珠帏怨卧不成眠，金凤刺衣著体寒，长眉对月斗弯环。”实际上是李贺自身形貌的真实再现。李贺将自己在人生道路上的忧愁苦闷付诸于笔下的女性形象，通过咀嚼她们的悲哀来释放自己的痛苦。只是这种调试毕竟治标不治本，两相对照更会觉着在如此冷漠黯淡的社会光景，人际氛围中，寻找真实的解脱是渺茫的。
　　波德莱尔为了排遣“忧郁”，曾经变换着方式来寻求美好的事物。他“歌颂”精神境界的抽象美，世俗的□□美，理想的爱情，美丽的恋人，异域芬芳，自由畅快的远航……
　　如他在《忧愁与漂泊》中如此描绘那个美丽的“乌托邦”：“那儿光辉灿烂，象处女性一般蔚兰，深谌、明亮！”在《起舞的蛇》如此描写心中的恋人：“懒散的宝贝，我多爱瞧你苗条的身材，如同一幅颤悠悠的布料，皮肤在泛彩！你具有刺激人、芬芳浓密的长发，像香喷喷的游荡海岸蓝、棕色浪花。”
　　只是无论是爱情抑或亲情，无论□□之美还是精神之美，无论□□之恋还是精神之恋，在于诗人却终归为虚妄与不可实现的。他不能随心所欲追求他的理想，当然也无法轻易地排遣掉寂寞。污秽、幽暗、嘈杂的城市使生活其中的诗人，时刻忍受脆弱心灵的折磨。当爱与美一切都崩塌时，他终于明白“想在人心上建筑什么都是愚妄。”（《告白》）
　　借助歌颂美好事物来排遣抑郁并不是一个美妙的方法，它或许可以令诗人获得暂时的舒坦，但吐出一时的郁闷之气后，又会陷入更苦闷的深渊。因为这种忧郁和苦闷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与阶级根源。美丽女子所代表的美丽爱情以及一切似真似幻的美好境界，只会反衬得这个黑暗堕落的社会更加可鄙可厌。所以李贺的女性诗没有令他彻底地解脱，反而陷入深深的绝望。而波德莱尔歌颂爱与美，也无法令他摆脱地狱从而进入天堂。接下来诗人的自我拯救就会更加艰难，也才显得更加难能可贵。两人已到了知识分子最后的痛苦挣扎的地步，接下来他们试图脱去滞重的枷锁，进行精神的徜徉，灵魂的邀游。
　　但是，两人采取自我拯救的方式不同，或者可说两人追求解脱的方向不同。
　　李贺超越时空，飞向梦中的另一世界，在那人人向往的“神仙世界”，弹奏了一曲震人心弦的天籁之音。他后期的诗歌创作基本走上了冷艳奇诡的路子。他的想象离奇荒诞，意境阴森清冷，形象纷纷总总，造句险拗奇崛，犹如一枝色彩稀有、形态独特的鲜花，吸引着人们的观赏，激起人们的惊叹。这种创作风格上的变化是与他在绝望中进行自我拯救的需要息息相关的。从《梦天》《天上谣》这两首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李贺诗歌创作所肩负的拯救心灵的重任。无论是“老兔寒蟾泣天色，云楼半开壁斜白。玉轮轧露湿团光，鸾佩相逢桂香陌”（《梦天》），还是“天河夜转漂回星，银浦流云学水声。玉宫桂树花未落，仙妾采香垂佩缨”（《天上谣》），这种对梦境和天界的描写都是对心灵的慰藉和寄托。诗人在诗中似乎已真正离开尘世，站在另一时空凝滞的星球，以一个冷静超然的旁观者姿态，漠然审视人世的沧桑巨变。表面上体现了李贺极度达观的人生态度，然而骨子里却是深深的绝望。自从长安应试受挫之后的几年时间里，李贺基本上沉溺于消沉颓废的情绪中难以自拔，他唯一的自我安慰之法就是不断使自己看轻世俗生活的一切欲望与享受。看似超脱出世，其实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逃避现实。正因为他无力改变这个世界，所以他飞去另一时空，再摆出旷达潇洒的姿态。从这两首诗，我们可体会李贺在命运多　、内心绝望的同时仍致力于探索追求，自我拯救的苦心。
　　相比较李贺从描写不幸哀怨的女性形象以寄托愁思，转而走向神仙王国，寻求梦中天堂的自我拯救方式，波德莱尔却恰恰相反，从一开始歌颂爱与美，极尽想象营造一个不存在的理想世界，到后来在“爱”与“美”的追求中感到幻灭时，诗人的注意力转向了世俗。他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看待现实世界，以独特的视角去发现世俗之物的“另类之美”。他不像李贺以完全冷眼旁观的冷静态度和理智的眼光，站在另一时空，向下默默地审视着这个罪恶的社会。他根本没有远离他所处的现实社会，他立足所生存的土地，面对着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反其道而行之，通过描写丑和丑恶的事物来表现重要的美学意义。他认为丑中有美，与浪漫派认为大自然和人性中充满和谐、优美的观点相反，他主张自然是丑恶的，罪恶天生是自然的，美德是人为的，善也是人为的；恶存在于人心中，就像丑存在于世界的中心一样。所以他认为应该写丑，从中发掘“恶中之美”，表现“恶中的精神骚动”（《致读者》）。我们应该可以看到诗人之所以致力于他所创新的美学原则，正是因为他是一个寻求真理和正义的人，是对生活有着极大需要的人。这种创作方法也就成了他独特的自我拯救方式。
　　他深深关注的两样尘俗之物：巴黎的现实社会和酒。在他笔下的巴黎物欲横流，充满难以想象的丑怪意象，经过他的妙笔生化，竟构成如此明炼流畅的诗句，仿佛有着异样的魅力。　
　　“远近的房舍开始冒出炊烟。寻欢的女人闭上青紫的眼皮，嘴巴张开，酣然入睡，蠢得可以。穷女人垂着干瘪冰凉的□□，一面吹着余炭，一面呵着手指。这时候，在寒冷与吝啬的夹击下，产妇的痛苦越来越严重可怕；远处雄鸡的啼鸣划破了雾气，好似冒泡的鲜血切断了抽泣。”“长袍粉红骇绿的黎明颤巍巍，在空荡的塞纳河上慢慢向前。”（《黎明》）如同一首叙事诗般娓娓道来，跟着诗人的视角不断转变，巴黎真实的黎明风光我们看得更为清楚。原来夜晚的灯红酒绿的另一面竟是如此真实的可怕。即便在“干瘪冰凉的□□”、“冒泡的鲜血”、“长袍粉红骇绿的黎明”这些如此怪异甚至丑陋的意象中，我们似乎仍可有一种深深的辛酸。想必诗人在给我们传达如此感受的同时，亦会有一种难以孤身世外的矛盾，他的解脱也必定是困难的。
　　万般无奈中他抓住了“酒”，他自认为是“救命稻草”。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他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同劳动人民站在一起，而是从巴黎的人间地狱遁入“人造的天堂”——醉乡里去了。酒“是永恒播种者播撒的良种，作为精美素食，流入你的体内，诗歌就产生于我们的挚爱中，像奇花异草一样向天主迸射！”（《酒魂》）又如在《拾荒者的酒》中唱到：“对于所有默默死去的垂危老人，为了消除其辛酸和麻木不仁，天主感到内疚，以长眠作安息，人类又添上酒，他是太阳的圣子！”但是事实上这个“人造的天堂”也只不过是一个经不起风雨的“纸糊的避难所”。
　　没有对或错，绝望之中的自我拯救应引起我们深深的同情，阅读其诗作，了解诗人痛苦心态的同时，只能感叹造化弄人。李贺摆脱掉黑暗腐朽的世俗社会，飞向更高洁理想的精神境界，波德莱尔的自我挣扎带有更多的人间气象，虽然两人追求的方向不同，但对自己的生存价值与信念却同样的执著，而且在故作洒脱的外表下隐藏着的是同样的孤寂的心。李贺在另一世界的潇洒姿态其实正是他在现实世界绝望的反照，而波德莱尔以勇敢者的姿态直逼黑暗腐朽的现实世界的心脏，一方面可看出他对真善美的执著追求，另一方面更令他看透了现实世界的丑恶本质，饶是他有坚强的意质力，最终也不免感到伤心绝望。所以两人都不是成功的自救者。

　　（三）拯救失败，陷入绝望，走向死亡

　　不管是李贺还是波德莱尔，不管他们自我拯救的方式如何不同，最终的失败又使他们回到了共同的起点：极度的痛苦，甚至已到了深深绝望的地步。失败之后该何去何从，这个问题成了诗人主要的思考点。在这一点上李贺的表现与波德莱尔又有不同。
　　李贺在绝望之余或许还能以绝对冷静的姿态站在地球边缘一角默默舔饰自己的伤口。虽然在极度的绝望与相对应的极端拯救方式中，脆弱的身心来回振荡，饱受煎熬之苦。但毕竟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始终孤傲自尊的诗人，他不会因为对现实的绝望而自甘沉沦。既然以孤傲的姿态出世，那就孤傲到底吧。也许永不背叛自己的价值信念，是不幸的生命历程中唯一可以引以为傲的地方。“奉礼郎”失败，使之更明白科举之路的坎坷，“客游潞州”三年，他更了解到李唐王朝与自己一样，病入膏肓，不可救药。鲁迅先生评论李贺时说：“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
　　所以李贺后期的诗作多歌颂神秘，抒写死亡，情调更加凄清、诙诡。如《神弦曲》：“呼星召鬼歆杯盘，山魅食时人森寒。”还有《王浚墓下作》：“人间无阿童，犹唱水中龙。白草侵烟死，秋藜绕地红。”王思任《昌谷诗解序》说他“喜用鬼字、泣字、死字、血字。”这些创作特色与诗人的创作心态是密不可分的。我们可以想象，诗人把他的绝望心态反映于诗作中，算是对仕途不顺，命运不公的反抗吧，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他的反抗方式显得那样无力，我们亦折服于诗人的这番苦心。
　　但是波德莱尔在拯救失败后，为了忘却眼下的生存状况，竟持续坠入了寻欢作乐的云雾之中。其间有间或的清醒，在《恶之花》第五部分《反抗》中，他也曾如此愤怒地高呼：“该隐族呦升上天去，而把神扔到地上！”（《亚伯和改隐》）诗人因为自己消弭忧郁的企图和努力均告失败，他要证明上帝无灵，表现诗人大胆的叛逆精神。但波德莱尔幼受笃信宗教的父亲影响和天主教的洗礼，“原罪”观念根深蒂固。后来虽然失去了对神的信仰，但仍不能根除“原罪”观念和否定神的存在。因此他越反抗，越渎神，越皈依恶魔，越感到自己罪孽深重。所以这种反抗并不能使他获得精神解放，反而加重了他的绝望！最后只剩下一条绝路，一个归宿——死亡。
　　在地平线上，一切，甚至
　　饥饿也消失缓解
　　抹去一切，甚至羞耻，
　　诗人心里在想：“算了！”
　　——波德莱尔《一天的结束》
　　一天结束了，大地在黑夜中沉沉睡去，忙碌了一天的人们也懈下一身的疲惫，一天所有的烦恼与忧伤、欢乐和喜乐都将被抛入茫茫的夜色之中，过去的终将过去，该来的还会再来。或许在白天与黑夜交替的一瞬间，获得的又将是另一个新生。
　　不管是以极端方式自我拯救的李贺，还是沉沦之后又觉醒反抗的波德莱尔，在经历了更大的失败之后，他们的心灵之旅也将接近尾声。只有死亡才是人的最后解脱，也是人性的升华，绝望之后的新生。既然生前饱受折磨，想尽一切办法也不能拯救自我、拯救世界，那就让死来解决一切吧！正如凤凰自焚之后能再生一样，这个堕落腐朽的社会也只有在死亡之后才能获得新生。由于所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两位诗人都未能找到一股能摧毁旧世界的新力量，也找不到科学的方法使这个旧社会来个彻底的脱胎换骨。到最后他们还是局限于自我，只希望在死亡中寻求安慰和解脱。
　　李贺的心中充满神秘感，他相信自己的才能总会得到赏识，即使得不到统治人间的天子的青睐，也总会得到统治上天的天帝的激赏。据李商隐记载，李贺临终前产生一段幻觉：天帝召他为新建的白玉楼题记，这个“白玉楼应是贺意想中乐土”（《李传》所记）。这正是李贺多年期冀于人君的，不过把召唤者从人世改到了天上而已。可见李贺至死也不忘建功立业的愿望。虽然他经历了从希望——失望——拯救——失败着一系列的苦难历程，在他心目中这个执著的信念是永远也不会改变的。只不过经历了如此多的痛苦，诗人的生命是真正走到了尽头。在他生前所留的最后一首诗《秋来》中，我们可感受到诗人临终前所发出的比以往更强烈的忧中带恨的呼声，从“少年心事当拿云”的雄心壮志，到临死前的深沉感慨“唯留一简书”，我们可真正感受到李贺作为一个诗人一生的悲剧。
　　同样，波德莱尔也深切地感受到自己的生命已走到尽头，回顾这一生，他寻找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追求着希望，但希望却似镜中花、水中月那样离他那么遥远，到最后他感到只有死亡是最真切的。死亡对于恋人来说，“两颗心将燃成两把火炬，映出两倍明亮的光影”，于是他们“灵魂这双生镜里”（《热恋者之死》）。对于穷人来说，死亡是“可以吃睡和休息的地方”“是开向未知之天国的回廊”（《穷人之死》）。对于艺术家来说，他们在死亡之中，“头脑开出鲜花”（《艺术家之死》）。

　　李贺与波德莱尔，他们的人生虽然短暂而平淡，可痛苦却深刻又漫长。他们的诗歌展示了一条从希望到失望再到绝望的人生之路。他们的诗作不仅是他们生命历程的真实记录，也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出了他们所处的时代。不管经历了多少欢乐和痛苦，有过多少理想和失败，他们就是自己，一个黑暗时代的叛逆者，一个对真理永不放弃的追求者。他们不仅喊出了自己的心声，更唱出了被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压抑着的广大知识分子的悲歌。他们的生命历程与生存方式都打上了那个特定时代的烙印，因而值得我们深深关注。

　　（2002.6）
　　注：这是俺当年的毕业论文，汗，因为不善言辞，答辩时紧张得要死，口舌结巴，对于教授的提问真是答非所问，结果成绩不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