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拉斯堡的乌鸦》Valerian

14、Epi.14

　　14.
　　派翠西亚号缓缓靠近热那亚的圆形港口。

　　先出现的是山丘，在一月份里，它显现出一种冷漠的棕褐色。假如这是个没有风的晴天，人们能看见烟从隐藏在枯树里的房屋里袅袅升起，装点干燥无云的天空，但今天不是这样的日子。今天潮湿而晦暗，深冬的灰色云层悬垂在海面上，像湿透的舞台幕布。接着出现的是防波堤，从这里开始，水手们已经可以闻到海港的气味，垃圾，人群，湿木头，淤泥和泄漏的柴油。当派翠西亚号放下船锚的时候，残余的日光彻底消失了，热那亚显露出她深浅不一的阴影，被海风吹得发黑的建筑外立面，乞丐和妓女，目光呆滞的搬运工。没有人留意从货船上下来的年轻人。

　　“美国人。”关员瞥了他一眼，粗短泛红的手指一页页地翻着护照。

　　莱昂不确定这是问句还是陈述句，于是露出他能力范围内最殷勤的笑容，点了点头。关员用意大利语问了句什么，冲莱昂的黑色帆布包扬了扬下巴，美国人四处张望了一下，才把目光转到上述帆布包上，“抱歉，我不会意大利语。”

　　关员转过头，冲身后的办公室喊叫了一句什么，也许是个名字，里面有人大声回答，每个单词都像一颗飞溅的碎石。胖墩墩的海关官员转了回来，换上了一种黏稠的英语，“这是全部行李？”

　　“是的。”外套应该刚好能遮住枪柄，莱昂祈祷它能。

　　“打开。”关员甩出一个词，双手做了个拉扯的动作。

　　莱昂打开布包，按照关员的指示一一取出里面的物件，钱包，揉皱的票据，铅笔，线圈便笺本，一条卷起来的围巾，一个没有装饰的小木盒。关员伸手拿起木盒，晃了晃，它发出喀嗒喀嗒的声音。

　　“别碰它。”莱昂脱口而出。

　　关员眯起眼睛，额头堆起层层皱褶，“为什么，霍普先生？”

　　“这是，”他结巴起来，于是清了清喉咙，“我不想看见它。这是我祖母的订婚戒指，两年前我把它送给我的未婚妻，一个在克里特岛出生的姑娘，先生，我是个外国通讯记者，经常旅行，过于经常了，在她看来。”他停顿了一下，观察着关员的脸色，“一个月前她把戒指还给我了。我不想再看到它，我还没准备好。”

　　“为什么来热那亚？”

　　“我不知道，我只想离开希腊，选了最早开出的一班船。”

　　对方的脸色柔和下来，“她叫什么名字？”

　　莱昂一把抓住跳进脑海的第一个名字，“安娜。”

　　再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事了，关员摸了摸心口，表示同意。他年轻的时候爱上一个那不勒斯姑娘，愿意把心和眼睛一起挖出来送给她。当地会计师的小女儿，世界上最迷人的姑娘，非常虔诚，每年圣诞节在施粥棚做义工，唯一的问题是她和一个推销员结婚了。关员把木盒还给他，“你可以走了，霍普先生。”

　　莱昂用上了所有的意志力才没有撒腿狂奔。

　　广场静默而空旷，喷泉排干了水，只剩一堆灰暗的花岗岩，池底堆着风干的泥和被风刮来的落叶。“麦卡伦先生以前来过热那亚吗？”他问过船长，那时候货船离港口只剩一天航程。

　　“两三次。”

　　“他提到过热那亚的朋友吗？”莱昂追问，跟着他走进引擎室。

　　“麦卡伦不谈论自己。”船长潦草地在一本缺了封面的笔记上写着什么，当他不耐烦的时候，口音就特别模糊，“不过他每次都会去同一家酒吧，跟他去过一次，每个人都在打桌球，我不喜欢桌球。”

　　“酒吧叫什么名字？”

　　叫“船锚和猎狗”，关着门，挂在把手上的木牌宣布这家爱尔兰酒吧晚上十点才开始营业。莱昂坐在喷泉冰冷的石头基座上，抱紧了帆布袋。一群醉鬼拐过街角，脚步踉跄，声嘶力竭地唱着歌。

　　他就是这个时候留意到另一个人的，在一家打烊的餐厅前面，几乎和门洞的阴影融在一起。莱昂一开始以为那是个孩子，当那人站起来的时候，这个错觉就消失了。他矮而消瘦，似乎营养不良，树枝般的四肢给人一种昆虫的印象。他攥着一顶绒线帽，察觉到莱昂的目光之后，陌生人把帽子套到头发稀疏的脑袋上，走开了，双手插在裤袋里。

　　莱昂快步离开了广场——这地方忽然变成了一个危机四伏的狩猎场——钻进狭窄的小巷里，时不时回头看一眼空荡荡的街道。没有人跟上来，他继续往前跑了一会才停下，靠在石墙上喘气。

　　微弱的小提琴声，来自远处一扇打开的窗户。一只狗吠叫起来，两个人在悄声交谈，听不出来自什么地方，声音在石墙之间回荡，一个女人在笑，门砰然关上。脚步声，逐渐靠近。

　　莱昂看着一个影子走到路灯下。

　　他在贝尔格莱德见过这个人，同样的风衣，同样的黑色手套。莱昂下意识地转身逃跑，但那个戴着绒线帽的矮个子悄无声息地出现，挡住了他的去路。

　　“你非常难找，克里斯滕先生。”苏联人说，用的是一种棱角分明的英语，莱昂能看见他手里金属枪管的微弱反光，“我相信我们还没有互相介绍过，我叫索科洛夫。”

　　发报员想起了武器，但索科洛夫比他快得多，枪柄重重地砸中了他的脑袋，莱昂在摔倒之前就已经昏过去了。

　　——

　　天亮之后不久，一辆溅满泥点的黑色汽车在“船锚与猎狗”酒吧前停下。

　　酒吧的主人，一位亚瑟·格里夫斯先生——五十二岁，整个脑袋只有耳朵旁边还有些稀疏的白发——在二楼窗户旁看着这辆汽车。司机没有走向大门，而是绕了路，按响了侧门的门铃。格里夫斯松手让窗帘落回原处，看着围在电话旁边的两个探员。

　　“是海因斯。”

　　“谁是海因斯？”年轻一些的那个问。

　　“下去开门。”年长的那个简洁地说。

　　他没有阐明谁该下去开门，年轻的探员和格里夫斯面面相觑了一会，后者先动身了。木楼梯在他的室内软拖鞋下嘎吱作响，厨房还残留着烤肉和发酵麦芽的气味，格里夫斯拨开两个插销，拉开了门。不速之客冲他露出笑容，看起来已经好几天没刮胡子了。

　　“早上好，亚瑟。”

　　酒吧老板侧过身让他进来，重新锁上门，把插销推回原处。“并不是说我不乐意见到你，”他开口，“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鞭子’把你——”

　　“是的。”海因斯脱掉外套，搭在手臂上，大步穿过厨房，“有人在楼上吗？”

　　格里夫斯匆匆跟上，拖鞋在瓷砖上打滑，“两个从罗马来的蠢货，凌晨到的，普利斯科特的人，不是使馆的。”

　　“我需要你帮忙，我在找一个男孩。”

　　“他们也是。”

　　“看在上帝份上。”

　　“还有一个克格勃，我们在伊斯坦布尔的人把他跟丢了。”

　　海因斯猛地停下脚步，木楼梯叽嘎一响，格里夫斯差点撞上他，“一个克格勃？”

　　“差点把负责监视的特工打死，我听说，抢先一步到这里来了，只比楼上那两个早几个小时。那个男孩比他们都早，十三个小时前过了海关。普利斯科特在和意大利人跳探戈，一团糟，SID非常不高兴。而你，”格里夫斯喘了口气，“你是怎么回事？我听过三十个版本的流言，有人说你回来了，另外一些说你叛变了。”

　　“我们以后再谈这个，亚瑟。”

　　海因斯跨过最后几级楼梯，推开门，两个探员都站了起来，年长的那个抬起手又放下来，似乎想去摸枪，半途又改变了主意。“把你们知道的都告诉我。”海因斯开口。

　　年轻的探员本能地对指令作出反应，“有些初步的线索指出克里斯滕可能在苏联人手里，波恩站截获了一些电报，还在破译，不过莫斯科——”

　　“闭嘴。”他年长的同僚打断了他，年轻人瑟缩了一下，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子，“这是我们的案子。我相信海因斯需要赶回伊斯坦布尔，做他的本职工作，而不是把手伸到别人的任务里。”

　　“你连自己的手指在哪里都找不到，韦斯，更别提找一个人了。”海因斯转向格里夫斯，后者仍然站在门口，像只犹豫不决的土拔鼠，“‘教授’还活着吗？那个码头流浪汉？”

　　“是的，上星期来这里讨要了一个鲣鱼三文治。”

　　“去和他谈谈，多给他几个里拉，让他留意我们的男孩。至于你，”海因斯指了指年轻的探员，后者站直了些，“盯着飞机和火车，尤其是那些去法国和德国的，先往西再往东，索科洛夫的路线常常是这样。”

　　韦斯抓住他的手肘，“你不能在这里发号施令。”

　　“你可以打电话向普利斯科特抱怨，叫他多派几只小狗来把我赶走。”海因斯挣脱了他的手，“在此之前，这里我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