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拉斯堡的乌鸦》Valerian

3、Epi.03

　　3.
　　莱昂站在靠近木门的墙边，双手放到背后，又放下来，交抱在胸前，再放下来。地下室比外面更冷，他快要感觉不到自己的脚了。假如说“乌鸦”对他的自我介绍有任何想法的话，那他也没有表达出来。事实上，在确认莱昂仅仅是个无线电发报员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和这位年轻的领馆雇员说过话。此刻“乌鸦”正和马尔克斯太太争论着什么，每个单词都像一颗子弹。一幅地图摊开在桌子上，四角用图钉固定，木头桌面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细小孔洞。

　　午夜过后另一个人来了，大衣落满了雪，卷曲的灰白头发像泡沫一样从毛线帽盖不住的地方溢出。三人陷入了更漫长的讨论，没有人问莱昂的意见，但也没有人赶他走。莱昂将一把椅子拖到角落，坐在那里，不时睡着，又被偶发的激烈辩论惊醒，如此往复。

　　马尔克斯太太把他摇醒的时候，半夜来的人已经不见了。“乌鸦”在桌边抽烟，审视着面前的一个小木盒。他至少有六英尺三英寸高，折叠在那张仿佛儿童手工课作品的椅子里，本身就像某种讽刺漫画。烟雾聚集在他的贝雷帽周围，就像思绪烧尽后的惨淡残留物。地图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硬邦邦的烤面包片和装在搪瓷杯里的咖啡，看起来像工业废水，尝起来也像。

　　他们需要莱昂去做几件事，木工商店的女主人告诉他，说得很慢，仿佛莱昂是个迟钝的学生，或者一只达尔马提亚犬，到这个那个地方，见这个那个人，给他们送去这样或那样的一个文件夹，一个手提包，乃至一颗柠檬糖，是的，一小颗鲜艳的黄色糖果，别问问题，发报员。不，当然不要开那辆雪铁龙，用单车。

　　雪后的空气冰冷刺骨，莱昂把单车推到积雪的人行道上，揉搓着双手。踏板和链条保养得很好，踩起来没有一点多余的声响。无线电发报员穿过仍然深陷在阴影之中的街道，拨弄着车铃，赶跑那些因为寒冷而蓬起羽毛、不怎么乐意挪动的鸽子。

　　——

　　安东等在阁楼里。

　　楼下是一家旧书店，阁楼里堆满了被人遗忘的年刊和诗集，还有些可疑的俄语出版物，封面被盖上了巨大的“待销毁”印戳。一扇狭长的方形窗户俯瞰着大街，书店对面是一家木工店，出于安东所不能理解的原因，柜台上放着一罐糖果，即使被困在脏兮兮的玻璃罐里，仍然非常鲜亮，像一小罐火种。

　　书店主人是一对年老的夫妇，塞尔维亚人，两只瑟瑟发抖的麻雀。安东把他们铐在卧室的暖气片上，留了水和一点饼干，承诺“等一切结束之后会有人把他们放出去”，要是他们向警察提起“一个克格勃”的话，上述克格勃会回到这里来，拧断他们细瘦的脖子。

　　书店一片死寂，安东猜想这是二手书店应有的状态，毕竟这里是出版物的临终关怀病房，它们来这里等候遗忘，又或者说死亡，对书籍而言这是同一回事。幸运的那些能得到第二次机会，但大多数会屈服于时间和蛀虫。这听起来像是他的老朋友会说的话，但现在依然不是想起老朋友的时候。

　　他仔细地涂油，用切刀卸下一小块玻璃，只比狙击枪口稍宽一些。冷风灌进来，他随手拿起两本旧书，挡住缺口，重新戴上羊皮手套。他必须保持双手温暖，击毙乌鸦的机会只有一次。SVD狙击步枪架在地板上，瞄准镜护盖还没有打开，不到最后一刻不能冒险让目标发现透镜的反光。

　　一个年轻人已经在木工商店进出好几次了，臃肿的毛衣外面披着灰色外套，骑着一辆黑色自行车，看起来并不属于商店，甚至不属于巴尔干半岛。也许是个新来的木工学徒。有什么东西蹭了蹭他的裤腿，书店的猫，安东弯腰把这只柔软的动物捞起来，送出门外，落锁。

　　乌鸦自始至终没有出现。午饭时间刚过，有人拉响了书店的门铃，在得不到应答之后就走了，没有停留。积雪全部融化了，以至于下午比早上还要冷，污水横流，那些提早挂出的圣诞装饰物变得软塌塌的，有气无力地耷拉着。他没有看到穿灰色外套的木工学徒是什么时候回来的，但一辆深绿色的雪铁龙在木工商店门口停下，从驾驶室出来的正是那个不属于巴尔干半岛的年轻人。一个戴着贝雷帽的高个子从洞穴般的店堂里出现，安东认得他的脸，这张脸反复出现在彼得给他的文件里。

　　他挪开挡住缺口的两本书，摘下手套，打开瞄准镜护盖。

　　被雪水浸湿的圣诞装饰在风里左右摇摆，一辆车在远处使劲按着喇叭。

　　斯特拉斯堡的乌鸦出现在十字准星中央，一切声音都消失了。安东·索科洛夫深吸了一口气，缓慢呼出。

　　扣下扳机。

　　等尖叫声四起，惊恐的人群四散奔逃的时候，书店阁楼的狭长窗户后面已经空无一人，一只孤零零的虎斑猫蹲坐在窗台上，被新鲜的噪音和气味所吸引，好奇地把鼻子凑到玻璃缺口旁。

　　——

　　当莱昂回忆起来的时候，这件事仿佛是在几秒之内加速发生的。

　　关于目的地的讨论已经结束——乌鸦和他的内阁成员原本在“往北穿过奥地利”和“经由的里雅斯特走海路”之间举棋不定——莱昂，从斯特拉斯堡来的荣誉司机，将会把他的乘客送到意大利边境。乌鸦悄声对马尔克斯太太说了些什么，伸手准备拉开车门。

　　一辆车在远处鸣喇叭。

　　然后是飞溅的血、脑浆和碎骨。

　　尸体往前倒去，先撞到了车门，再滑到肮脏的积水里。莱昂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抬手抹掉溅到脸上的血。人们发出的惊恐叫声仿佛是从水下传来的，含糊而扭曲。尖利的哨声刺穿了这片混乱，巡警穿过慌不择路的人群，向木工商店跑来。

　　马尔克斯太太蹲下来，扯开尸体的外套，从内袋里掏出一个小木盒，塞进莱昂手里。“跑。”她简短地命令道，用力推了他一下，“跑！”

　　他差点摔倒在路中央，鞋底在薄冰上打滑。人群又发出惊呼，莱昂回过头，一个浅色头发的高个子毫无疑问正向他冲来，一路推开碍事的路人。发报员撞翻了一个报纸摊，爬起来，拐进一条窄巷，紧紧攥着木盒，它就像一个没有装饰的戒指盒，滑溜溜的。不知名的追逐者越来越近了，莱昂发誓自己能听到他的呼吸声。钟楼塔尖在建筑物的空隙之间一闪而过，他在巷子分岔的地方往左拐，跳下几级石阶，刚好躲过呼啸而来的电车，冲进贝尔格莱德火车站广场的稀疏人群里。

　　他停下来喘气，顾不上周围的目光。电车开过去了，那个戴着手套的高个子就在路轨旁边，目光扫过人群，落在莱昂身上。

　　真他妈的见鬼了，他脑海中那个听起来很像妈妈的声音咒骂道。

　　他跑过站厅，每一次呼吸都像砂纸一样擦过喉咙。一个警卫冲他喊叫，往前跨了一步，准备拦住他。莱昂把他撞到一边，跑到月台上。一个肥胖的列车员戏剧性地指着他，两个猩猩般的搬运工跳下货厢，加入了捕捉闯入者的行列。莱昂翻过一道摇摇晃晃的围栏，跑进了铺着碎石的仓库区。枪声炸响，子弹打在不远处的车厢上，火星四溅。二十米开外，一列载货火车缓缓开动，莱昂把小木盒塞进衣袋里，跑过两道铁轨，双手抓住焊在车门旁边的把手，攀上了那节逐渐加速的货厢。

　　汽笛鸣响。

　　安东·索科洛夫停下脚步，看着火车加速驶离站台。

　　——

　　领事把报纸扔在戴维·帕克面前。

　　副领事先看了他一眼，再把目光转向头版的俄文标题，继而翻到内页，琢磨里面的内容，皱着眉，就像军医评估一个溃烂的伤口。挂钟滴答作响，整整三天以来，阿尔萨斯大街15号都被一种厄运将至的忧愁笼罩着，打字员和翻译们在楼下的办公室里窃窃私语，像一群受到了雷声的惊吓，却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的小型啮齿动物。

　　戴维摘下眼镜，“我会去见大使。”

　　“不，我会去见大使，”领事强调了“我”这个字，回到办公桌后面，重重地坐下，“贝尔格莱德这个蜂窝被捅了之后，他们想要的是把我的头放进一个盒子里，寄给见鬼的□□——我们的人找到克里斯了吗？”

　　假如副领事留意到了姓名的轻微谬误，那他也没有纠正，“没有，先生。”

　　“也没有尸体？”

　　“也没有尸体。”

　　“耶稣、玛利亚和约瑟，”领事用手帕擦了擦脸，“三天了，一个见鬼的发报员能逃到哪里去呢？”

　　像是要回答他的问题，戴维桌上的内线电话响了起来，副领事看了上司一眼，后者打了个手势，示意他接听。戴维拿起了听筒：“这是帕克。”

　　他沉默地听了好一会，以一句简短的“好的”作结，挂上电话。

　　他转向领事，后者挑起眉毛。

　　“显然，发报处的托马斯刚刚接到了伊斯坦布尔联络站的电报，”他停顿了一下，像是被词语堵住了喉咙，“来自莱昂·克里斯滕。”

　　——

　　美国驻斯特拉斯堡领事馆发报处那碗橱般的办公室最多只能容纳三个人，但领事的尺寸抵得上两个人。脸上有痘疤的托马斯被挤到墙角，像往常那样半张着嘴，惊奇地看着领事和副领事围在他谦卑的小办公桌前，一个戴着耳机，另一个攥着铅笔。

　　“感谢上帝，”领事喃喃地重复着这句话，像个迷信的乌克兰农妇，“感谢上帝——看在基督份上，你怎么还在这里？”他瞪着托马斯，后者含糊地道歉，溜出办公室，关上了门。

　　“他说乌鸦的‘遗物’在他手上，”戴维在“遗物”这个词下面画了两条横线，发报机吐出了一张新的纸条。

　　“仁慈的基督啊。”领事回答。

　　“有人试图杀他，苏联人，我想，克格勃，”副领事换了一张新的草稿纸，“他说他需要帮助。”

　　“他当然需要了。”领事坐下来，椅子发出危险的嘎吱声，“伊斯坦布尔，我们在那附近有朋友吗？”

　　“我们没有权限，先生。”

　　领事掏出了手帕，却没有拿来擦脸，只是攥在手里，“有那么一个人。”

　　发报机继续嘀嗒作响，但戴维的注意力已经不在那里了，他盯着领事的脸看了好一会，寻找开玩笑的痕迹，没有找到。“绝对不能，先生。”

　　“我会给巴黎打电话。”

　　“你需要给华盛顿打电话，先生，再给兰利打电话，在你来得及说完‘土耳其’之前，我们都会被发配到坦桑尼亚，我听说那里的办事处甚至没有厕所。”

　　“或者，在事情解决之前，华盛顿都不需要知道这件事。”领事慢吞吞地说，像是在测试每个词的发音，“想想看，戴维，他曾经是我们最好的人手，见鬼，我打赌现在也还是。‘乌鸦’已经把最困难的部分做完了，他只需要把货物运到铁幕这一边来。我们——”

　　“你在进行政治自杀。”戴维指出。

　　“也许，也许不，要是我们解决了这件事，就能像国王一样返回华盛顿，”领事用手帕擦擦下巴，“想加入吗？”

　　副领事盯着发报机，它安静了下来，仿佛也在屏息等待。电缆另一头是莱昂·克里斯滕，农场主的儿子，缺乏训练的领馆雇员，对外交的精妙部分一无所知。

　　“我们到隔音室里谈。”他提议道。

　　——

　　六个小时后，莱昂猛然惊醒。

　　在伊斯坦布尔的深夜里，发报机发出了漫长沉寂之后的第一声鸣叫，有条不紊地吐出了一个名字，和一个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