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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pi.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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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起来——”医生打了个喷嚏,掏出手帕擦了擦鼻子,“他看起来很面熟。”
“他是你的病人。”
“半个情报处都是我的病人,莫里斯。”
伯兰特跨过一张翻倒的椅子,蹲下去查看尸体。译码员卢克•莫兰脸朝下趴伏在茶几旁边,表情扭曲,皮肤泛出一种可怕的灰黑色。这间狭小的单间公寓里冷得像冰窟,这大概能解释为什么译码员手边会有一个打碎的酒瓶,他大概每晚都拿烈性酒来代替暖气。
“这位可怜的朋友看起来很不舒服。”科尔曼的声音从厨房里传出来,医生把一壶水放到炉子上,弯腰在乱糟糟的橱柜里找杯子和茶包,顺便摸走了一罐没有开封的蜂蜜,“……是谁发现他的?”
“他的女友。”伯兰特大步跨进厨房里,夺走了那罐蜂蜜,摆回原处,“别乱动死者的东西。”
“这句话应该去跟那个姑娘说,我亲爱的上司。”医生倚在炉台上,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毕竟,我刚才转了一圈,没发现卢克•莫兰的宝贝小药瓶,这可真奇怪,毕竟他对杜冷丁上瘾——我猜你并不知道这一点。”
情报处处长干巴巴地笑了一声,抱起双臂,“那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医生耸耸肩,“他是我的病人。”
对方瞪了他好一会,似乎想拿把小折刀撬开他的头盖骨看个究竟。水烧开了,医生慢条斯理地给自己冲了杯浓茶,踱回客厅里。“我会说他是被毒死的,”他不舒服地清了清嗓子,喝了一大口茶,好让自己的声音恢复正常,“……多半是酒精加上过量的杜冷丁,具体原因你可以询问实验室那群戴眼镜的弗兰肯斯坦们——”
“我不关心他是怎么死的。”
医生抬起眼睛,研究着伯兰特的表情,然后轻轻笑了起来,“唉呀,”他摇了摇头,仍然愉快地眯着眼睛,似乎在品味什么了不得的乐趣,“苏格兰场那些令人尊敬的警探们还没下结论呢,莫里斯,你这就想把它定性为谋杀案么?”
“他恰好在‘马格沙’被捕之后服药过量死了,这听起来怎么样?”
“很可疑。”
“因此我联想到了——”
“……鼹鼠。”医生接口道,疲倦地揉了揉额角。
“我们可以试试那个老把戏。”
“记号钞票。”科尔曼点点头,“你想拿哪张‘钞票’出来呢?不,这不是最重要的……你想把钞票给谁?”
“我们该走了。”伯兰特避开了这个问题,“这一区的警长很快就到,就是那个长得像牛头狗的贝尔纳警官,他素来不喜欢六处的人。”
这是个偏僻的街区,他们不得不走了很远才拦到一辆计程车。科尔曼缩在后座上,闭着眼睛,轻轻按着自己的太阳穴。他觉得累,仿佛有什么东西沉重地坠在他的脖子上,压得他连头都抬不起来。“我可以陪你去翻一会资料,但下午就别指望我了。”他喃喃地说,额头靠着冰凉的玻璃,试图让颅骨里的疼痛减轻一些,“有几份卷宗我建议你读一读——”
“去哈利街。”情报处处长平静地打断了他,对司机说。
医生睁开眼睛,疑惑地看着他。
“你病了,叶尼亚。”对方简短地说,用力握了一下他的肩膀。
***
他惊醒了。
丹尼尔•诺瓦克疲乏地眨了眨眼睛,一时想不起来是什么吵醒了他。后来他终于意识到那是一艘平底驳船的汽笛声,沿着弯曲的河道,长长地呜咽着,似乎连玻璃窗都被低沉的声波震得瑟瑟发抖。
他跳起来,拉开了窗帘,时间很早,天空还没有亮透,泛出一种柔和的浅灰色,好像鸽子胸脯上柔软的绒毛。驳船融进河面上的薄雾里,消失了。他侧耳听了听,整幢房子一片死寂,那个英国男人大概已经走了。丹尼尔不耐烦地拨开一小绺落到眼前的栗色卷发,走下楼去。
报纸和邮件已经到了,男孩瞥了一眼日期,十二月已经快过去了。他呆呆地在原地站了一会,不知道该干什么,时间好像在他被母亲推上火车的时候就凝固了,他被流放了,软禁在这幢阴郁的房子里。他和那个英国男人几乎不说话,好像两个不幸被困在孤岛上的陌生人。在那些漫长而静默的夜晚里他们各自占据着长沙发的两端,被自己的思绪裹缠着,无暇他顾。丹尼尔不止一次地想问他的妻子和儿子究竟是怎么了,却始终不敢开口。他的监护人先生看起来那么像一块灰暗的礁石,冰冷阴郁,仿佛胸腔里嵌着的是一块不会跳动的铁石。
他把厚重的米色窗帘撩开了一点,昨晚下雪了,那种惨淡的白色勾起了一种本已被遗忘的恐惧。他又记起了那个梦,尸体扭曲地横卧在雪地上,脸上溅满血污,浑浊的眼睛惊恐地大睁着。那些想象是如此的鲜活而刺眼,男孩倒抽了口气,退后两步,好像要躲避着那些并不存在的枪声和惨叫。
我不能在这里干等。他对自己说,我不能再等了。
在他来得及细想自己的决定是否理智之前,他已经拉开了大门,跑上被积雪覆盖的大街。
***
医生喝了一大口茶,不悦地皱起鼻子:“这里面没有白兰地。”
“那是因为我没有放。”伯兰特拖过一张椅子,在他床边坐下来,递给他一个冰袋。
“噢,莫里斯。”
“别抱怨。”
科尔曼叹了口气,躺了回去,“就像回到莫斯科。”他咕哝了一句,闭上眼睛,把冰袋放到额头上。
“你可没少给我找麻烦。”
“我也没少给你解决麻烦,廖夫卡。”
“好吧,我不和病人吵架。”伯兰特举起右手,打了个“停止”的手势,“麻烦你闭上嘴,睡一会。”
医生果真不再说话,只是在枕头上变换了一下姿势,把自己更深地埋进厚毛毯里。伯兰特靠到椅背上,轻轻揉着自己的鼻梁,事情恶化得太快,他知道的,在他们这一行里,当人们发现墙上有道裂缝的时候,整幢房子往往已经被白蚁蛀空了。他拼命地搜刮着自己的大脑,想挤出一个什么方法来,好修补这个因为“马格沙”的死而开始分崩离析的渔网,有没有可能让使馆保住几个有用的外勤,把他们送回来?但是在此之前,他需要把那只鼹鼠从地洞里赶出来,把他送上电椅,看着他痛苦不已地死去——
“廖夫卡?”
他挣脱了那些充满仇恨的思绪,“……我在这里。”
“还有一个小小的坏消息,忘了告诉你。”医生侧过身来,拿掉了冰袋,“我的小蜘蛛……找到了他的家人。”他停顿了一下,但伯兰特没有说话,“他父亲叫弗罗茨基•诺瓦克,国立马萨里克大学(*1)的社会学教授,一个——在苏联人看来——‘危险的’自由主义者;他的母亲叫卡娅•诺瓦克,他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
伯兰特清了清嗓子,“他们怎么了?”
医生没有马上回答,只是安静地看着他,淡色的瞳仁好像熔融的银,伯兰特忽然觉得自己已经猜到了答案。
“……他们死了,廖夫卡。在劳改五个星期之后,苏联人枪毙了他们。”
他无话可说,只好点了点头。医生疲惫地笑了笑,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背,“可惜我们没有时间管这个了。”
“我该走了。”伯兰特替他按紧了毛毯一角,“睡一会,叶尼亚。”
***
他不打算回办公室。如果六处里真的潜伏着间谍,他们想必在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追踪他查阅过哪一份文件,跟什么人谈过话。伯兰特在街口一个孤零零的站牌下面等巴士,冷得不停地跺脚,翻来覆去地想弗罗茨基•诺瓦克和他的妻子儿女,犹豫着是否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丹尼尔。
他回到阿德莱德大街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人行道上的雪被扫过了,在路灯柱旁边堆成一个个白色的尖锥。他开了门,屋子里冷得像冰窟,一片寂静,只有挂钟耐心地滴答作响。
“丹尼尔?”他习惯性地把钥匙丢到茶几上,喊了一声。
没有回答。一层不安浮了上来,伯兰特下意识地吞咽了一下,走上楼去,很快又冲了下来,一把抓起钥匙,跑出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