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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暗礁与顺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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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维也纳的基石一块块垒起,光明照亮街巷,思想的火花在研讨班碰撞时,远在东亚的韶关,那枚精心播下的种子,也迎来了它成长道路上第一次真正的风雨考验——来自清廷内部的审视与抉择。
李侍尧的回信,通过加密渠道,时隔数月,终于送到了仍在韶关谨慎推进工作的奥地利团队手中。信是文言,措辞一如既往的含蓄而富有深意,但领队(那位前耶稣会士)与通晓官场文化的奥地利商人共同解读后,都感到了其中沉甸甸的分量。
信中对奥地利团队在翠峦矿“尽心竭力,改良开采,增益课税,兼保工役平安”表示了“嘉许”,这在意料之中。但关键在后续部分:
“然天朝物产丰盈,原不藉外夷技艺以滋利用。尔等所为,虽于一时一地微有裨益,究系权宜之计。且中外有别,体制攸关,未可孟浪推广。今有司议及,或谓可仿此例,于滇、黔等省矿务艰难处,酌量试行;或谓洋器奇巧,恐非久安长治之道,宜加约束,勿令滋蔓。此事关乎国体民风,本部堂未敢擅专,已具折上闻,恭请圣裁。”
解读出的信息令团队既振奋又紧张:
1. 成果获得认可:李侍尧肯定了合作的实际效益(增税、保安全),这是他们立足的根本。
2. 高层出现分歧:清廷内部对是否推广这种“外夷技艺”出现了争论。务实派(可能包括李侍尧自己,或与他理念相近的官员)看到了好处,希望有限度推广(“于滇、黔等省矿务艰难处,酌量试行”)。而保守派则警惕“洋器奇巧”可能带来的不可控影响,主张“加约束,勿令滋蔓”。
3. 决策权上移:李侍尧已将此事上报皇帝乾隆,最终拍板权在紫禁城。
这意味着,韶关试点不再仅仅是地方官李侍尧权限内的“小事”,而已然进入了帝国最高决策层的视野。它可能被有限推广,也可能被就此叫停,甚至成为朝堂上“华夷之辨”、“祖宗成法”与“实用经世”之争的一个焦点。
与此同时,团队从广州其他渠道获悉,英国东印度公司并未因“进取号”事件的挫败而完全放弃。他们转变了策略,不再直接武力威慑,而是加紧了高层游说与“对比营销”。
英国商馆人员携带着更加“精美实用”(且价格“更有竞争力”)的礼物——包括改良的纺织机械模型、精美的天文仪器、甚至还有关于西方军事筑城术的书籍图册——频繁拜访广州将军、粤海关监督以及其他可能影响决策的满汉大员。他们在交谈中,一方面继续贬低奥地利技术的“单一性”和“局限性”(“仅擅矿冶小道”),另一方面则大肆宣扬英国在航海、贸易、军事乃至“邦交礼仪”上的“全面优势”与“诚意”,暗示与英国合作能带来更广泛、更“体面”的利益。
更隐秘的是,英国人似乎通过其在京城的某些关系(可能是通过传教士或与英国有贸易往来的蒙古王公),试图在乾隆皇帝身边吹风,渲染“西人狡黠,其技虽巧,恐藏祸心”、“奥地利僻处欧陆内腹,其国势商力远不及英吉利”等观点。
韶关的团队,此刻站在了一个微妙的分水岭上。他们的具体成果是正面资产,但“外夷技术”的整体形象和政策走向,却取决于一场他们几乎无法直接参与的、远在北京紫禁城和广州官场中的复杂博弈。
领队将这一严峻形势连同李侍尧的信件译文,紧急发往维也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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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在韶关密报抵达的同时,另一份来自艾森贝格情报网络、关于伦敦动态的分析摘要,也摆上了沃尔夫冈的书桌。
摘要显示,英国政府内部在对奥态度上,也出现了明显的策略调整和分歧:
1. 务实派暂居上风:首相诺斯勋爵和部分内阁成员,在评估了维也纳近期展现出的强硬外交手腕、与法俄的微妙互动、以及奥地利在金融市场上抛出的“远东开发债券”诱饵后,认为继续与奥地利在远东进行正面硬对抗“成本过高,收益不确定”。他们更倾向于采取 “限制与观望” 策略:即不主动升级冲突,但利用英国现有的在华影响力和商业网络,尽可能拖延、稀释奥地利合作的影响,并寻找机会进行商业替代。
2. 东印度公司及强硬派不甘心: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和议会内部分鹰派议员(与印度、美洲殖民利益集团关联紧密)仍主张强硬,认为必须扼杀奥地利在华的“技术渗透”苗头,甚至提出了更激进的主张,如鼓动国会授权东印度公司“在必要情况下,可采取一切手段(包括支持清廷内部反奥势力或地方骚乱)维护英国利益”。但这股势力目前未能主导政策。
3. 对清策略转向“柔性竞争”:伦敦指示在华英商,改变赤裸裸的武力炫耀,转向更“文明”、更“全面”的形象塑造和技术-商业捆绑推销,试图以“整体优势”和“长期互惠”来对抗奥地利“点状深入”的技术合作模式。同时,加强对清廷高层的渗透和游说。
结论:英国并未放弃围堵,但手段从“武力威慑”转向了“体系竞争”和“上层路线”。短期内爆发直接冲突的风险降低,但长期博弈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大幅增加。
沃尔夫冈将两份报告并排放在一起,目光沉静。
韶关的种子,能否在清廷内部的争论和英国“柔性竞争”的夹缝中继续生长,甚至获得推广的机会,已不完全取决于技术本身的好坏,更取决于政治风向、利益权衡以及高层的认知。
而伦敦的算盘,则意味着未来在华的竞争,将更多地围绕影响力、话语权、以及谁能更好地满足清廷统治阶层复杂而矛盾的需求(既要实效,又要体面,还要防范)来展开。
他提笔,开始构思回信。给韶关团队的指示必须极其精微:
1. 巩固既有成果,深化绑定:要求团队在翠峦矿进一步“精益求精”,不仅要继续提升安全与效率指标,更要协助李管事建立一套更“好看”的政绩展示体系(如制作精美的产量增长图表、安全事故归零记录、甚至培训几名能简单操作新工具的“标兵矿工”),为李侍尧(及可能派来的朝廷视察人员)提供直观、有力的“实证”。
2. 低调务实,避免争议:严格约束团队成员言行,绝不对清朝体制、文化发表任何议论,将所有技术改良包装为“协助天朝开发利用自有资源”、“仰慕中华工巧基础上的些许补充”。重点强调合作带来的 “税赋增益”、“地方安定”、“工匠技能提升” 等符合清朝统治核心利益的具体好处,淡化“技术引进”色彩。
3. 有限度接触,传递关键信息:在绝对安全的前提下,可以通过李管事或其信任的中间人,向广州乃至北京与李侍尧理念相近的务实派官员,传递一些经过精心筛选的、关于欧洲列强(特别是英国)在全球扩张中“经济控制先于军事征服”、“技术优势转化为长期不平等贸易关系”的“客观信息”,强化其“与奥合作可获实利而无远患,与英周旋需防其渐夺利权”的潜意识。
4. 准备预案,耐心等待:做好合作被暂时限制甚至叫停的心理与物质准备,但绝不主动撤离。保持存在,保持联系,等待政治风向的变化。
至于英国转向“柔性竞争”,沃尔夫冈并不意外,甚至觉得这比直接的武力威胁更难应付,但也更符合“长期博弈”的基调。他指示戈德曼和艾森贝格,加强对英国在华商业网络和情报活动的监控,并开始研究如何利用奥地利在标准化、质量管理、以及即将成型的技术教育体系上的优势,来构建不同于英国纯粹商业倾销的、更具“技术共同体”色彩的长期合作吸引力。
暗礁已现,顺流亦存。东方的棋局,进入了比拼耐心、智慧、以及对异质文明政治生态理解深度的新阶段。
沃尔夫冈放下笔,望向东方。他知道,自己能做的,是在维也纳夯实基石,提供支持,并在宏观层面牵引博弈的方向。而真正在韶关那片古老土地上,与当地官员、工匠、以及无形的传统和偏见进行每日具体周旋的,是那些远离故土、肩负使命的团队成员。
他轻声自语,仿佛是对远方的同伴,也是对自己:“种子既已发芽,便有穿透岩隙的顽强。风雨或许会来,但只要根基扎得够深,方向认得够准,总有见到阳光的一天。”
莫扎特业绩进度:1030% (韶关试点进入清廷高层决策视野,面临推广或约束的关键抉择;英国对华策略转向柔性体系竞争,东西方博弈进入更复杂、更依赖政治智慧的新阶段。)
个人理想准备度:1042% (对跨文明长期博弈的艰巨性与多变性认知深刻,策略上既能坚守核心原则(技术合作、互利共赢),又能灵活调整战术(政治绑定、形象塑造、应对竞争),展现出顶级地缘战略家的远见与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