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唐代科举有个显著的特点——试卷不糊名。所以名声对于学子来说很重要,当然自然也会出现很多特殊的情况,考官上下其手,徇私舞弊。《新唐书》卷一百七十五记载:“李宗闵、牛僧孺辅政,引为右司郎中、弘文馆学士。再迁给事中。虞卿佞柔,善谐丽权幸,倚为奸利。岁举选者,皆走门下,署第注员,无不得所欲,升沉在牙颊间。当时有苏景胤、张元夫,而虞卿兄弟汝士、汉公为人所奔向,故语曰:‘欲趋举场,问苏、张;苏、张犹可,三杨杀我。”
《李义山文集》卷十记载:“时独令狐补阙最相厚,岁岁为写出旧文纳贡院。既得引试,会故人夏口主举人,时素重令狐贤明,一日见之于朝,揖曰:‘八郎之交谁最善?’绹直进曰:‘李商隐者。’三道而退,亦不为荐托之辞,故夏口与及第。”(《与陶进士书》)李商隐多次参加科举皆不能登第,而恩公令狐楚的儿子令狐绹轻飘飘一句话就能让他得偿所愿。主考官夏锴主动询问令狐绹想让谁上,可见那时请托之风之明目张胆。
还因为你有才华,再当时考中的名额可以内定,比如杜牧啊。
《唐才子传》卷六记载:“牧,字牧之,京兆人也。善属文…… 初未第,来东都,时主司侍郎为崔郾,太学博士吴武陵策蹇进谒曰:‘侍郎以峻德伟望,为明君选才,仆敢不薄施尘露。向偶见文士十数辈,扬眉抵掌,共读一卷文书,览之乃进士杜牧《阿房宫赋》。其人王佐才也。’因出卷搢笏朗诵之,郾大加赏,曰:‘请公与状头!’郾曰:‘已得人矣。’曰:‘不得,即请第五人;更否,则请以赋见还!’辞容激厉。郾曰:‘诸生多言牧疏旷不拘细行,然敬依所教,不敢易也。’后又举贤良方正科。
所以因为名声太重要,所以当时很多举子,贡生就会会在考前遍访京城权贵,送上自己的文集,希望以文采打动这些人,为自己营造名誉。这就叫“行卷”。临考前,怕人家忘了自己,还要再送一次,称为“温卷”。
干谒的同时,自然也会伴随着行贿与受贿的暗箱操作。科举制兴起不久,在唐高宗龙朔年间这种案件就已经出现。《旧唐书》卷一百九十记载:“董思恭者,苏州吴人。所著篇咏,甚为时人所重。初为右史,知考功举事,坐预泄问目,配流岭表而死。”《封氏闻见记》卷三也记载了这件事:“龙朔中,敕左史董思恭与考功员外郎权原崇同试贡举。思恭,吴士轻脱,泄进士问目,三司推,赃污狼藉。后于西堂朝次告变,免死,除名,流梧州。”《册府元龟》记载这件事时直接说董思恭“预卖策问受赃”,换句话说就是做了权钱交易。这是有明文记载的唐代第一场科考舞弊案。董思恭为此被流放梧州。
2. 《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中说,唐代举子“行卷以求知己,虽然主要是为了成名,但其末流也有借此打抽丰(打秋风),即敛财的”。
唐代经常会有资助这样的事情,自然也会出现一些学子故意要些钱的情况,为什么会有达官贵人资助呢,其实也就是铺人脉网外加另类投资的一种,因为这么多学子里,怎么说都会有一些人考中。
《唐语林》卷六记载:“安邑李相公吉甫,初自省郎为信州刺史。时吴武陵郎中,贵溪人也,将欲赴举,以哀情告州牧;赠布帛数端。吴以轻鲜,以书让焉,其词唐突,不存桑梓之分,并却其礼,李公不悦。妻谏曰:‘小儿方求成人,何得与举子相忤?’遂与米二百斛,李公果憾之。元和二年,崔侍郎邠重知贡举,酷搜江湖之士。初春,将放二十七人及第,持名来呈相府。才见首座李公,公问:‘吴武陵及第否?’主司恐是旧知,遽言及第。其榜尚在怀袖。忽报中使宣口敕,且揖礼部从容,遂注武陵姓字呈李公,公谓曰:‘吴武陵至粗人,何以当科第?’礼部曰:‘吴武陵德行未闻,文笔乃堪采录。名已上榜,不可却也。’相府不能移,唯唯而从之。”
这个就是讲说,当地举子吴武陵赴长安应考,然后当时就给了他几匹步,然吴武陵觉得是在打发要饭,回信骂他,然后妻子劝告他说,没必要得罪举子之类的巴拉巴拉,然后又重新补送了二百斛米,这件事被李公记仇了,然后李吉甫任宰相时,礼部侍郎崔邠来向他汇报今年科举中榜名单,一共27人,李吉甫问:“吴武陵及第否?”结果崔邠会错了意,以为这是宰相要照顾的人选,好在此时名单还在袖子里,于是把本已落第的吴武陵临时加了上去。李吉甫很不高兴地说:吴武陵是个粗陋之人,怎能录取?崔邠回答:德行不了解,文笔还不错,名已上榜,不能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