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历代文化冰山》余默欢

9、医疗方式

　　官办药店--太平惠民局
　　宋仁宗正式建立太医局，其主旨就是打造一个医学教育机构。太医局设立大方脉、小方脉、风科等十三个学科，同时会有论方、脉义、大义等六项考核内容，跟现在的医科大学差不多。从这里毕业的学生有希望进入翰林医官院，可以吃上皇粮。这就吸引了大量的学子前往太医局学习医术，太医局最盛时有300多师生。现在看来三百多医生确实挺可怜的，但是在宋朝时期这个数字还是比较庞大的。
　　宋朝时期兴建了大量的官办药店，尤其是王安石变法时更是极力推广医药专卖制度，不允许私人或者资本私自制造药物。此举对打击造假药的作用很大，同时严格杜绝医药暴利的情况出现，设置了阶梯售价法，根据买药人的家境来阶梯设置折扣。保障穷人能买得起药，同时又不用朝廷大力补贴，自身能做到收支相抵。这种药店的名字很多，比如熟药所、修合卖药所、太平惠民局等等叫法。

　　最初的设想确实是好的，可以保障穷人治病。但是随着吏治的腐败，太平惠民局也开始堕落。官吏以低价购买此等药材，以次充好，谋取暴利，太平惠民局也就成了太平惠官局。
　　国力衰弱，安济坊无力维持，逐渐为惠民药局所取代。惠民药局并不收容病患者，专门施舍药物。其前身是熙宁九年在京师设立兼营制药和销售的官办药局———熟药所

　　官办制药机构—和剂局
　　和剂局本身就是制药机构，朝廷设立此机构的目的就是收集天下药房，然后开始制药，并且交付太平惠民局销售。这大概就是最早的中成药生产企业，牛黄解毒丸、藿香正气散、至宝丹等中成药都是出自《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这本书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共有788方，可治疗多种疑难杂症，在宋朝时期应用非常广。

　　官办救济机构-安济坊
　　安济坊其实就是朝廷用来收纳无依无靠、无力治病的本地人或者外地人，尤其是疫情期间，这些人十分危险。放任他们随意走动，无异于是加快了疫情的传播速度。安济坊设有独立的房间，阻断了病人的互相传播，同时还安排和剂局发放药物，史书记载：“令和剂局取拨合用汤药分下三衙，并临安府各处就本处医人巡门表散”。这是疫情期间官府免费发放药物的记载，安济坊这种救济机构也会得到相应的药物、财政拨款，从而进一步收纳流浪的病人，为阻断疫情传播和维护社会稳定做出了贡献。
　　我国历史上第一所公私集资合办的医院—“安济坊”最早在杭州、由北宋的东坡先生苏东坡主持创办，一直被宋朝政府沿用到后来。
　　安济坊，顾名思义，就是给贫穷困苦的病人得以安身和得到救济的地方。安济坊所接济的通常都是身患疑难杂症，并且无亲无故、无人陪伴的穷苦病人。这些病人入住安济坊获得免费治疗。
　　元祐四年苏轼任杭州知府，设立病坊，起名安乐，以救治患有疫疾之人。安乐坊选用僧人主持，官府派人做粥食，施舍药剂，差遣官吏引领医师为百姓治病，“活者甚众”，得到政府的褒奖和认可。徽宗即位后极力尊崇道教，对于民间疾苦关注备至。崇宁元年，开封知府吴居厚向朝廷奏请诸路建立将理院以收养病人。朝廷准奏，并赐名为安济坊。一年之内，下至州府，上至京师，均已建立安济坊。崇宁1102-1106
　　宋朝专门设立收治患病旅客的机构—“安乐庐”。宋朝朝廷规定旅店，如果发现病人，不得将其赶走，而应就近请大夫治疗，然后报告官府，报销医药费。
　　（南宋）
　　义庄始建于宋仁宗皇祐二年，是一种宗族内部的赈济和救助模式。范仲淹知杭州府时，于里中购置上田十顷，以救济族人。宗族中贫困之人满五岁以上者，按人口每月支给米三斗；成人每岁冬衣一匹；十岁以下，五岁以上者减半；如果遇到婚丧大事或天灾人祸等时，要给予临时赈济。范仲淹去世后，范纯仁于治平元年上书请求将族中违反规矩之人交由官司处理，得到朝廷许可，从此义庄得到官府保障。金兵南下，义庄受到冲击，田亩虽存，庄宅、坟庐俱毁。尽管如此，范氏义庄的模式却被后人效仿，俨然成风，明清之后官绅富豪置田产，设义庄，以赡养族中贫弱多疾之人，遍及大江南北。义庄的普遍推广，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

　　在解决药品供给方面，宋朝还设有“药局”、“施药局”，非常类似于今日的平价门诊部、平价大药房，。当时为了服务百姓，在宋徽宗时期改成了公益单位，“民有疾咸得赴局就医，切脉约药以归”，药局只“收本钱不取息”。很多时候，药局还向贫困人家免费发放药物
　　普通士大夫对于医学的爱好和研究，基本能够等同于他们对于诗词歌赋的爱好，在宋代的士大夫眼中，医学不仅是治病救人之术，也是切磋医术，拓展交流圈的手段。
　　在宋代，一个士大夫的家中如有人生病，要么是士大夫自己诊疗，要么就会请好友或同事前来诊疗。司马光就曾在给好友范增的书信中，详细描述了自己夫人的病情，并且对她的病情进行了分析，这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
　　士大夫的这种自我为医的情况虽不是为经济情况所迫，但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整个社会医疗体系的欠缺。例如1026年，宋仁宗下令，在开封的太医院和相国寺铸造两座真人大小的表面刻有全身穴位（354个穴位）和经络图的人体模型。同年，王惟一（987—1067）写了一篇题名为《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的三卷专论，对解剖结构的精通和医疗经验的积累，有助于进行正确的正骨疗法和准确的针灸。1044年宋朝设立了太医局，体制化的医疗教育制度就开始建立了。在10年间医学生的总人数达到了200人。宋徽宗在国子监设立“医学”，医学课程正式成为朝廷最高学府的专业课程。

　　在宋代，穷人特指那些有家有室，尚有茅屋可以避寒躲晒，但生活却仅够温饱的人。这些人每日睁开眼的第一要务便是为当天的生计忙碌，果腹尚且艰难，就更不用提花钱请医生了。

　　如果家中不幸有人生病，基本只能依靠家庭中的其他人来照顾，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一旦失去家人的照顾，这些病人基本只能陷入绝望中。即使遍布宋代医疗体系中最为廉价的药铺和郎中，基本也将这些穷人排斥在了自己的医疗服务之外。但在当时，这种病无所医的状态并没有受到整个社会的关注，因为按照长久以来的儒家价值观，家庭一向被认为是一个完整、独立的社会和经济单元，它天经地义的承担着照顾家庭成员的责任，而这种责任被社会默认为是在社会义务之外，因此穷人靠家庭的宋代医疗体系成为了儒家价值观在底层的最赤裸表现。

　　富人，在宋代除一般商贾之外，士大夫占据了这个阶层的较高比例，在宋代的整个社会结构中，士大夫是国之栋梁和社会精英，在这种潜移默化的认识中，士大夫对自己的人设往往趋于完美，于是以“业不仅在于精，更在于泛”为自豪，医学自然也在这“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