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一百年光景,学术界毫无争议的c位,就是王荆公王安石。
与荆公的儒学水平相比,韩琦失之粗拙、欧阳修失之浅薄、司马光失之狭隘;就算纵横上下,能够勉强与王安石的水平相抗衡的,也只有流放多年、久经沉淀,彻底改掉了轻佻习气的东坡先生——就算青壮年时的苏轼,论经术儒学,在王安石面前也走不过三个回合。
在新党刚刚建立,旧党集体围攻时,基本就是王安石一人挑战整个大宋学术界;而挑战的结果,是旧党君子基本对此闭口不提。而司马光掌权之后,哪怕尽废新法,也拿王安石的学术成果无可奈何——连反驳都做不到。当时的洛学二程坚决反对王安石的新学,但你看他们留下来的记录,对新学的批判基本是“居心不正”、“心邪”,从来不提具体的事实错误——政敌都只能批评立场没办法批评内容本身,那你可以想见这个学说的牢靠程度。
事实上,哪怕是旧党中人,都不能不承认王安石《三经新义》对尚书的注释天下无双,最多只是“价值观有问题”。
因此,书中王棣展现出来的水平,还不如他祖父十分之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