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剧本系列》爱亦咸恒

2、无主之身

　　无主之身
　　——人生剧本系列第二部

　　一、命的底色
　　她出生在1990年10月1日。村里大喇叭在放庆祝国庆的歌，音箱带着电流声，像一层廉价的喜气盖在尘土上。可她家那间漏风的土坯房里，没有喜气，只有一声声压抑的惨叫。

　　家里穷，去不起县医院。母亲咬着半截木梳子，硬生生在发黑的土炕上把她生下来。木梳齿硌进牙龈，她母亲的脸一阵青一阵白，汗水从鬓角往下淌，像刚从水里捞出来。

　　接生婆没来得及擦干净她身上的血污，拎着她的腿看了一眼，像看一只刚出生的猫崽，手一松，把她丢在破棉絮上。

　　接生婆：是个丫头。

　　母亲瘫在炕上，一身冷汗，头发贴在脸上。她缓过一口气，扭头就冲着蹲在门槛上的男人骂。

　　母亲：没用的东西！生个赔钱货，也是倒霉！

　　父亲老老实实蹲在墙根，手里死死攥着半截没舍得抽完的旱烟，指甲抠进发黄的烟纸里，头都不敢抬，更别提回嘴。

　　她来到人世的第一眼：没有白大褂，没有消毒水味，只有满屋子的血腥气，和母亲那双恨铁不成钢的眼睛。

　　三岁那年，母亲离了婚。这个女人嘴毒，骨头却硬。她没把女儿丢给那个窝囊废前夫，而是一把扯过孩子的手。

　　母亲：跟我走。饿死也不求他们老赵家。

　　母亲去了广东的电子厂。她被寄养在姥姥家。童年里，她对母亲唯一的印象，是每个月寄回来的汇款单，和电话里那句像砂纸一样粗砺的话。

　　母亲（电话）：在那边听话点。别让人觉得你是没爹的野种。

　　母亲的爱，全是带着刀口的。为了让她活下去，母亲不在乎会不会割伤她。

　　她长大得很安静。别人家的孩子哭闹，她不太会。她从小就学会一件事：别添麻烦。麻烦是要付出代价的，而她们家从来付不起。

　　二、第一次崩塌
　　她其实长得不差，白净，温吞，像一团没脾气的棉花。十七岁读职高，她跟村口那个染黄毛的男生“处上”了。

　　不是因为爱情。只是因为那男生给她买了一双带亮片的白球鞋。她把鞋捧在手里，反复摸那些亮片，像摸到了一点不属于自己的光。那是她第一次觉得自己像个“公主”。

　　她太缺爱了。谁稍微给点甜头，她就跟谁走。

　　那年冬天特别冷。出租屋的铁架床像冰。她半夜突然一阵眩晕，裤子湿了一片。她蜷缩着，手心一层冷汗，脑子里却空白。

　　去小诊所，医生看一眼试纸，声音轻飘飘的。

　　医生：两个月。

　　她坐在塑料椅上，听见“子宫”这个词第一次从别人嘴里落到自己身上。那不是课本里的名词，是她身体里一个突然被点亮的地方——一个会让她“出事”的地方。

　　母亲从广东赶回来。她以为会挨打。可母亲没有。

　　母亲沉默地领她回家。那一晚，屋里生了炉子。母亲端来一大盆滚烫的热水，把那条染了血的床单泡进去。

　　冬天的井水刺骨，兑上开水又烫得吓人。母亲满手冻疮，却把手伸进去，狠狠地搓。肥皂沫溅到眼睛里，母亲也不擦，红着眼，死命地搓，仿佛要搓掉这一家子身上所有的霉运和污秽。

　　她缩在被窝里，看着母亲那双在血水里翻搅的、通红肿胀的手，鼻子突然发酸。母亲的牙咬得很紧，像在对自己说，又像在对她说。

　　母亲：身子是女人的本钱。底子坏了，以后拿什么活？

　　她那一刻懂了：母亲的恨，是因为绝望；母亲的恶，是因为她没有别的武器来保护这个家。

　　后来很多年，她都记得那盆血水的颜色——不是红，是脏，是旧，是怎么洗都洗不干净的那种“带着命的颜色”。

　　三、梦的残响
　　2010年，她二十岁，幼师毕业。她去了北京，在一家私立幼儿园当助教。那是她人生里光线最足的日子。

　　她喜欢孩子。孩子们叫她“小赵老师”。她性格软，孩子尿了裤子她从不嫌弃，总是耐心地洗，一边洗一边哼歌。她洗得很干净，像是在洗一个她自己也想拥有的未来。

　　幼儿园大厅有一架三角钢琴。周末没人的时候，她会偷偷进去。她没学过专业，只会看简谱弹些儿歌：《两只老虎》《小星星》，或者那首她最喜欢的《梦中的婚礼》。

　　当手指触碰到黑白键的那一刻，她觉得自己不是谁的女儿，也不是那个“有过污点”的女人。琴声叮咚响起来，她觉得自己是干净的。

　　她那时想：我要留在北京。找个老实男人，不用多有钱，只要他对我好。我们要生一儿一女，我要教他们弹琴。

　　命运最擅长在人做梦的时候，猛敲一记闷棍。

　　四、梦碎的那一天
　　2014年，甲午年。她怀孕了。

　　男人是经人介绍的，看着斯文，说话也温和。她依然没主见——男人说不急着领证，她就信；男人说生意周转不开，她就把工资卡给了他。

　　那天她拿着化验单，心口像揣着一只滚烫的鸟，兴冲冲去找他。房东站在门口，拿钥匙串敲着手心。

　　房东：那人早退房了。东西都搬走了。你找他干啥？

　　北京的秋风卷着落叶，刮在脸上像刀子。她站在路口，手里攥着那张单子，纸边被汗浸得发软。她想生下来。她是幼师，她每天抱着别人的孩子，她想要一个自己的。

　　她给母亲打电话。电话那头，母亲的声音尖利得像要刺穿耳膜。

　　母亲：你疯了？你带个拖油瓶，这辈子就完了！你是不是想让我死给你看？

　　她蹲在路边，哭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她去了医院。

　　手术台的灯很白。她躺在上面，双脚被固定。医生让她放松。她闭着眼，脑子里却全是那架钢琴的声音——叮，咚，叮，咚——不是旋律，是断裂，是梦碎的声音。

　　从手术室出来，她觉得身体里有什么东西彻底死掉了。

　　那不仅仅是一块肉。那是她作为“母亲”的资格，也是她留在北京的最后一点心气。

　　她在医院走廊坐了一会儿，手指冰凉。护士推着药车经过，轮子在地砖上滚出很长的回声。她突然明白：原来一个人最孤独的时候，不是没人陪，而是连“该往哪儿去”都没有了。

　　五、交易与空腔
　　她回了老家。不再弹琴，不再做梦。她变得更沉默、更顺从，像一个被打磨掉所有棱角的零件。

　　二十九岁那年，她在镜子里拔掉第一根白头发。她盯着那根发丝，像盯着一根倒计时的针。

　　她开始用一种近乎冷静的方式审视自己的身体：作为女人的“保质期”，似乎只剩最后两年。必须在这两年里，把自己“卖”个好价钱，找个地方落脚。

　　母亲托人介绍对象。男方家境殷实，就是急着抱孙子。彩礼给了二十九点八万。婆家人笑着打量她的屁股。

　　婆婆：看着好生养。

　　她陪着笑，手心全是冷汗。她隐瞒了那两次宫腔操作史，也隐瞒了医生曾提醒过的风险：子宫内膜可能受损，后续妊娠会更困难。她不敢把“可能”说出口。弱者的求生从来不是体面，是本能。

　　结婚头一年，她试探着跟丈夫提。

　　她：我想买架电子琴，放客厅里，以后教咱们孩子。

　　丈夫皱眉，把烟头按灭在烟灰缸里。

　　丈夫：买那玩意儿干啥？占地方。先把孩子生出来再说。

　　厨房里，婆婆切菜的刀剁在案板上震天响。

　　婆婆：不下蛋的鸡，要什么琴？

　　那架琴最终没买。取而代之的是家里堆积如山的中药袋子，和满屋子苦涩的味道。

　　她喝了一年的药。每一口都苦得发麻。她的肚子依然瘪着。每一次例假来，都是一场审判——审判她在这个家里还能不能继续待下去。

　　她开始害怕月经的第一滴血，也害怕没有血。她怕的是“证明”，不是疼。

　　六、无主之身
　　纸终究包不住火。

　　2023年，再次检查时，医生当着丈夫的面说了实话。医生用的是那种临床里最常见的、没有情绪的语气：

　　医生：从超声和病史看，子宫内膜长期偏薄，周期内厚度也难以达到着床所需范围；结合既往宫腔操作史，考虑内膜受损风险高。自然受孕概率很低。

　　丈夫的脸一下红了，脖子上的青筋绷起。

　　丈夫：你骗我？你是不是以前乱搞过？

　　她低着头，看着医院地板上的瓷砖花纹，一句话也反驳不了。不是因为心虚，而是因为她突然觉得解释很累。她想起十七岁母亲搓洗的那盆血水，想起二十四岁北京医院门口的风。

　　她突然不想再证明自己是“干净的”。她这辈子证明得太久了。

　　她抬起头，声音很轻，像说今晚不吃饭了。

　　她：离婚吧。

　　婆家闹着要退彩礼，骂她是骗子，是“黑心女”。她没吵，也没哭，只回家把抽屉一个个拉开。

　　那天晚上，她把钱摊在床上，一张张捋平。红包里的、柜子夹层里的、她偷偷攒下来的零钱。她把母亲给的嫁妆也拿出来：一对金耳环、一只旧手镯。她把这些东西放在台灯下，拿出一只计算器。

　　按键声很轻，却像一刀刀落下去：

　　“1、2、3……”
　　“500、1000、1500……”
　　“耳环……手镯……”

　　数字不断跳动，最后停在“88000”。

　　她盯着那个数字很久，像盯着自己最后一点能握住的尊严。她把钱装进塑料袋，袋子发出窸窣声。第二天，她把八万八递过去。

　　婆婆拿着钱，嘴还在骂。丈夫把离婚协议摔在桌上。

　　她只拿起笔，签字。

　　签完那一刻，她摸了摸小腹。肚子还是空的，但她突然觉得不冷了。那里终于不需要再向任何人交代。

　　绿色的离婚证被她放进包里。她走出门，风吹过来，她拉紧外套，步子不快，却没有回头。

　　七、尾声
　　离婚后，她在县城一家商场做导购。商场中庭摆着一架展示用钢琴，黑色琴身反着光。

　　有一天下午没什么人，她鬼使神差走过去，坐下。

　　她的手有点抖，指关节因为常年干家务变得粗大，不再像二十岁时那么细嫩。她试着按了一个音。

　　丁零——

　　清脆，干净。

　　她深吸一口气，弹了一首《小星星》。那是她在幼儿园每天弹给孩子们听的曲子。琴声笨拙，断断续续，却温柔得像一双手。

　　旁边有个路过的三岁小女孩拉着妈妈停下来，眼睛圆圆的，奶声奶气地问：

　　小女孩：阿姨，你弹得真好听，你家宝宝也喜欢听吗？

　　她的手顿住了。琴声戛然而止。

　　她转过头，看着那个粉雕玉琢的小女孩，嘴角扯出一个像笑又像疼的弧度。她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那里是一间被命运提前清空的房间。那里住过遗憾，住过恐惧，住过谎言，唯独没有住下过一个真正的孩子。

　　她的声音很轻，像怕惊扰了什么。

　　她：“阿姨没有宝宝。阿姨肚子里，住不下人。”

　　小女孩听不懂，眨了眨眼，被妈妈牵走了。

　　那天下午阳光穿过玻璃穹顶照在她身上。她站起身，拍了拍裙角的灰，像拍掉一件不合时宜的往事。

　　不变好，不反击，也不崩溃。

　　她整理好工牌，挂上职业性的微笑，转身走回柜台。有人来问价，她声音平稳，像从来没离开过这里。

　　她的人生没有逆袭，也没有奇迹。她只是带着那具空荡荡的身体，继续活下去。

　　【附录｜档案摘录】
　　这不是她一个人的孤岛。公开媒体在解读《良性子宫疾病子宫切除术手术路径的中国专家共识（2021年版）》时，曾援引国内统计口径提到：我国子宫切除术量在十余年间明显上升，2016年前后各级医院每年实施子宫切除的规模约达280万例（估算口径，含多类良性与恶性疾病适应证）。

　　数字是冰冷的，但每一个“例”，背后都是一份签字、一次麻醉、一个被迫留下的空腔。
　　她只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