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只想当女帝》桑岸回

18、雪原上的孤影1

　　承顺三年除夕夜，钱府的喧嚣与暖意渐渐远去，冯言夏在芳娥轻柔的拍抚下沉沉睡去。
　　然而，三岁的冯言夏意识并未沉入安宁的黑暗，而是坠入了一片无边无际、冰冷刺骨的苍白雪原……
　　在这片意识构筑的雪原中央，站着一个身影。
　　她穿着洗得发白、明显不合身的旧校服，单薄得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
　　寒风卷着雪沫，如同冰冷的刀子刮过裸露的皮肤，冻得她瑟瑟发抖。
　　她低头，看着自己冻得通红、布满细小裂口的手，下意识地合拢，徒劳地朝掌心呵着气，试图汲取一丝微弱的暖意。
　　眼前，是灰扑扑、毫无生气的教学楼轮廓，一块写着“初二（1）班”的铁牌在狂风中发出单调而绝望的“哐当”声。
　　…………
　　我有一个名字，叫冯言夏。
　　这个名字，像一个冰冷的标签，贴在一个无人认领的空壳上。
　　我不知道父母为何给我起这个名字，就像我不知道他们为何能如此彻底地“忘记”我的存在。
　　也许我出生在夏天？名字里有个“夏”字。又或许恰恰相反？不然为何要“言夏”？像是在强调一个永远缺席的季节。
　　这些念头偶尔会像雪片一样飘过脑海，但很快就被那个盘踞在心底、如同鬼魅般的终极疑问碾碎：
　　我真的存在吗？
　　我真的存在吗？如果存在，为什么整个世界都对我视而不见？为什么我的存在如同空气，无法在任何人眼中留下倒影？
　　如果不存在，为什么我能感受到刺骨的寒冷？为什么饥饿会灼烧胃袋？为什么摔倒时膝盖会传来钻心的疼痛？
　　为什么身边的一切——那第四副碗筷、那个凭空出现的书包——都像设定好的程序，维持着我最低限度的、如同幽灵般的“苟活”？
　　冷，是刻入骨髓的记忆。
　　最早的记忆碎片里，是一个同样寒冷的冬天。
　　狭窄的出租屋里，老旧的小太阳发出刺目的红光和微弱的暖意。
　　父母裹着厚厚的棉衣，紧紧抱着年幼的弟弟，围坐在那圈红光前。
　　父亲笨拙地逗弄着弟弟，发出夸张的笑声；母亲小心翼翼地用勺子舀起温热的糖水，吹凉了，喂进弟弟嘴里。弟弟咯咯笑着，小脸被烤得红扑扑。
　　而我，穿着不知从哪个亲戚家捡来的、明显是男孩款式的旧棉袄，袖口磨得发亮，上面还带着洗不掉的污渍。
　　我蜷缩在冰冷的灶台边，试图汲取炉膛里早已熄灭的余温。
　　我死死地盯着那温暖光圈里的三个人，目光像钉子一样钉在他们身上。
　　然而，他们的视线从未偏移，笑容从未停顿，仿佛我所在的位置只是一片虚无的空气。
　　我不是他们的孩子，我只是一个不小心闯入他们温暖世界的、不被欢迎的……鬼魂。
　　我像一株攀附在别人生命之树上的藤蔓，又像一个窃取了“冯言夏”这个名字的精怪，作为这个家庭的寄生鬼，在无人注视的角落里，无声无息地长大。
　　没有人记得我，但“冯言夏”这个符号却诡异地存在着。
　　吃饭时，桌上总会摆着四副碗筷，摆放的位置分毫不差，仿佛一个设定好的程序。
　　然而，当父母和弟弟拿起筷子，他们的目光会掠过那副属于我的碗筷，如同掠过一件无关紧要的家具。
　　如果我吃得慢，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收走我面前的碗碟，动作自然流畅，眼神里没有丝毫波澜，仿佛那副碗筷本就该是空的。
　　我曾无数次在心底呐喊：如果你们看不见我，为什么在多了个人吃饭时不会惊异？！为什么？！
　　但我从未得到过答案。
　　我也曾在深夜，因噩梦惊醒，带着哭腔呼唤“妈妈”，声音在寂静的房间里清晰可闻。
　　隔壁房间的母亲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梦话，鼾声依旧平稳。她从未醒来，也从未回应。
　　在她的世界里，只有弟弟这一个孩子。
　　我就这样长大了。在日复一日的忽视中，在无声的绝望里。
　　最初，我是怨恨的。
　　我固执地认为他们是故意的，只想要弟弟，嫌弃我这个女儿，却又无法彻底摆脱我这个累赘。
　　但后来，这怨恨像冰雪一样消融了，只剩下更深的冰冷和茫然。
　　因为我发现，不仅仅是父母，是所有人！
　　老师、同学、邻居、街边小贩……所有人的目光都会穿透我，如同穿透一片透明的玻璃。
　　他们记不住我的脸，记不住我说过的话，甚至记不住上一秒是否见过我。
　　但在某些与我“相关”的时刻，那套诡异的程序又会启动——书包会出现，试卷会发到我桌上，值日表上会有我的名字……像一个设定好的闹钟，提醒着“冯言夏”这个符号该履行某种义务了。
　　比如上学。
　　到了入学年龄，我早已不抱希望。没有报名，没有通知，父母甚至没提过一句。
　　开学那天，我蜷缩在储藏室角落的旧被褥里（那是我睡觉的地方），听着外面弟弟兴奋地准备上学的声音。
　　然而，当我心灰意冷地爬出来时，却在门边发现了一个崭新的、印着卡通图案的书包。
　　我茫然地背上它，像被无形的线牵引着，走向了那所唯一的小学。
　　我走进教室，找到一个空位坐下。
　　没有人阻拦，没有人询问。
　　老师点名时，清晰地念出了“冯言夏”三个字，目光却像扫描仪一样扫过全班，唯独在我脸上没有任何停留。
　　她开始讲课，声音洪亮，却从未向我提问，从未与我对视。
　　我就这样“上学”了。但世界依旧透明。
　　我不甘心。我试过挣扎。
　　我主动去接近那些看起来性格温和、乐于助人的“好学生”。
　　我鼓起勇气，走到一个总是笑眯眯的女生面前，用尽全身力气，清晰地、大声地说：“你好！我叫冯言夏！”
　　她抬起头，眼神里有一瞬间的茫然，仿佛在辨认一个突然出现的陌生人。
　　几秒钟后，她终于露出了一个礼貌的微笑：“哦，你好。”
　　然后，她的目光便移开了，转向旁边的同学，热烈地讨论起昨晚的电视剧。
　　就在她视线移开的那一刹那，我清晰地感觉到，她脸上的笑容凝固了，眼神再次变得空洞，仿佛刚才那短暂的交流从未发生。
　　我又试了几次，结果都一样。
　　只有当我的“骚扰”达到令人厌烦的程度——比如连续不断地在她身边说话、甚至轻轻拉扯她的衣袖时——她才会带着一丝困惑和不耐烦，勉强回应一句，然后迅速遗忘。
　　这比彻底的忽视更令人绝望。
　　我也曾壮着胆子，在课间冲进教师办公室，堵住了班主任。
　　“老师！我叫冯言夏！我……我想问问我的学籍档案！”我的声音发颤。
　　老师从厚厚的作业本中抬起头，推了推眼镜，眼神里带着一丝被打扰的不悦，但很快被程序化的耐心取代。
　　“哦，冯言夏同学啊，”她翻开花名册，手指点在我的名字上，“你的学籍档案是齐全的，名字没错，就是‘冯言夏’。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她的语气公事公办，让人挑不出错。
　　我张了张嘴，却不知从何问起。难道问她为什么记不住我？
　　她低头继续批改作业，我默默地退出办公室。
　　就在我转身关上门的那一刻，我清晰地听到她疑惑地自言自语：“刚才……谁来找我了？”
　　我的存在，连同我的疑问，瞬间从她的记忆中蒸发。
　　一次次的试探，一次次的失败，像冰冷的雪水，彻底浇灭了我心中那束微弱的火苗。
　　我明白了，这不是父母的错，不是任何人的错。这是一种无法改变、无法理解、也无法逃脱的诅咒。
　　我给自己筑起了一道高高的、无形的墙。
　　墙内，是我冰冷麻木的心；墙外，是那个永远无法真正融入的世界。
　　我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冷漠的看客，不再付出真心，不再期待回应。
　　我用这种方式保护着自己，像一只缩进壳里的蜗牛，在无人知晓的角落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寂寥的春夏秋冬。
　　直到初二那年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