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历代文化冰山》余默欢

22、家族

　　宗族与家庭

　　宋代以后血缘型的家族组织与此前政治型的家族组织不同，不再以选官和婚配为主要目的，而改为“敬宗收族”。

　　收族，即通过排辈来收拢族人、帮助族人的方式。为了准确地辨认和掌握家族中个人、家庭与家族之间的关系，首先需要修撰族谱。宋代修族谱以小宗为基础，只详细记载高祖以来的成员，在开头追述一下族源，再往上就不详细记载了。习惯上族谱30年（逢甲午）一小修，60年（逢甲子）一大修。族谱的内容很多，是正史的缩版，其中最可靠、最有用的是最近几代人的相互关系的记录，可以用来辨认世系辈份。名是表示一个人的血缘关系和辈分最重要的标志。同一个家族的男子或以千字文为序代代相排，或自取几句吉利语，也有皇帝赐字辈的；同辈都用同一个字，代代不乱。女子排名不严格，可以与兄弟连排，也可单独排序。名字的取用被层层规范，人（主要是男人）也被严格而准确地放在家族关系网的某个点上。

　　除了家长对子女的日常训导、言传身教和定期在祠堂里给晚辈讲家训族规外，有组织的家教形式主要是学校。私塾在宋元时期是乡村中主要的办学形式和进行家教的场所。儿童通常是六七岁开始读书，称为启蒙、开蒙。一般家庭让孩子认几个字就行了，上层富裕家庭则要让子弟一直读下去，直到把该读的书读完，能够参加科举考试才算完成了家教阶段的学习。可能是出于同族互助和节省财力的考虑，私塾很少有一个家庭单独开办的，多数是相近的几个家庭合办，或者以家族的名义创办，由族田（学田）的收入来支付私塾费用的多是家族学校。宋元时期，随着家族组织的“敬宗收族”作用的突出，作为“收族”重要方式之一的家族私塾学校也受到高度重视，称作义学、义塾、家塾等，不仅由家族提供先生的费用，还为有读书科考能力的贫穷家庭的子弟提供助学费用。
　　宋元时期的家学还注意从四个方面入手，具体教导子弟：一要有廉洁自律的品德，做人要正派，不能做奸邪不正道的事；二要有远大志向，最好能够耀祖光宗，至少不能辱没门风；三要有毅力；四要孝敬父母长辈，友爱同辈和晚辈。宋元时期的家教著作和父母对子弟的教育与前代一样，也常讲一些为人处事的原则。比如常讲两个原则：一是交朋友要慎重，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千万别让坏朋友带坏了；二是说话要谨慎，祸从口出，话多了不好，要像孔子讲的那样，对事情要敏感，但不要轻易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

　　依照法律，父母祖父母任何一人在生，子孫就須「同籍共財」，尤其禁止別籍，故即使一家之內已經分財（法律允許父母生分），已婚及未婚的子孫各執關書﹙分家文書﹚，或子孫遊學遠仕，沒有跟父母同住，但他們仍是同一戶籍，大抵要到元代甚至明代，才能同時分財和異籍。17 戶主，通常就是作為家長的父親，必須對戶內的賦役、動產和不動產的買賣典押，及締婚等事負責，例如不能完稅，受罰的是戶主而非其子孫。與責任相對，政府授予家長一定的權力，謂之教令權，例如失手打死了不肖子，只受輕罪。這些專屬「家長」的責任和權力，是一般所 謂「族長」所沒有的，反映「家庭」與「家族」的重要區別。
　　人口超過三代的大家庭，雖可俗稱為家族，但在實際上，按照宋代的平均年齡 （男五十至六十）和法定婚齡（男十五至十六），四代同堂很不容易，19 一旦父母祖父母去世，這戶家人的關係便由共祖直系的「父–諸子（彼此是兄弟）–諸孫」，進入共祖但旁系的「諸子（兄弟）–諸姪子」，亦即由只有一位家長（死去的父祖）的「家庭」，進入有著多位家長（平輩兄弟）的「家族」。換言之，「家族」是由這些共祖旁系的「房支」或「家庭」所構成，但有不同的形態。簡單來說，祖父母和父母死後，諸兄弟面臨兩種選擇：分家還是不分家，以及分家之後採取何種方法聯繫，由此產生不同形態的家族，大概有三種：義居型家族、聚居型家族，和共祖屬群。
　　義居型家族
　　父母祖父母的喪服期滿﹙服闋﹚後，各房子孫便可分家，有少數選擇不分家，繼續同籍和高度共財，特點是「共同擁有、 公平分配」（與眾共之曰「義」，故謂「義居」），長達數世甚至十數世，可視為家族意識最強的表現，亦即各房支有如器官，既分工亦合作，共同維持家族這個身體的延續，也分享家族的榮與辱，而家族的整體利益也應被置於任何一個房支的利益之上，或可稱為利害共同體甚至命運共同體。往往享受旌表、 減稅和免役等優惠以便它們維持下去，一般稱之為「義門」或「義居」。

　　聚居型家族
　　特點是有一定程度的家族組織或規範來聯結各個獨立的家庭，有著較高程度的「共同」﹙corporate﹚意識。事實上，張載、 朱熹和陸九淵都較為贊成聚居型而非司馬光所主張的義居型﹙雖然朱子家禮大量採用司馬光的家儀﹚。一般來說，隨著血緣的淡化，要繼續維繫各個獨立的家庭，增加向心力，有些家族就設立領導者、族祭、族譜、族規、族學、族墓，或族產不等，一般稱為家族組織或規範，其規模有大有小，很少能樣樣俱備，基本是要 有族祭，其次是族譜和族領導﹙如推舉的族長﹚，最好當然有一定的族產﹙共產﹚，一般的情況有兩種，一是父祖留下的財產中，有一部分不准子孫分割，作為後代共同擁有的共產，如趙鼎的家族；24 二是每房各有私產，但又共同合資成立較大的共產來支付各種共同活動，如有名的陸九淵家族，25 既是合資成立共產，族人不但有使用權，也有所有權。既有家族組織和族產，便能夠以集體的力量（當然不排取私人力量）來支應族人的需要和共同活動，例如津貼婚喪、讀書和應舉，及資助族祭和編修族譜，而且能夠較長期和固定地支應。根據王善軍的統計，宋 代至少有 68 處義田。26 也有學人認為，宋代較普遍的族產是墓田，其收入主要 用來祭祖，有餘便作其他用途，包括增購墓田。27 在嫡長子繼承制度下，應由長子一房祭祀祖先，故多由其繼承祖屋，並多分給一些遺產，以便他們日後籌辦祭祖，但有時為了嚴格執行諸子均分，就用抽簽（拈鬮）來分產，以至祖屋和影堂一起被未嫁的女兒抽去，同時也不多分給長子一房，而由各房平均出資設立祭田或墓田，輪流掌管，以其收入來祭祀先人，故亦時常發生某房未得其他各房同意，便將其持分違法典賣的。當然，隨著後代人數的增加，子孫若無人增加共產，即使是較基本的墓田，其得益也就愈來愈少，不易發揮聯繫族眾的功能了。

　　例如以范仲淹的官俸，維持自己一家綽綽有餘，但要顧及其他族人，就非得設立長期性不得分割的族產。假如構成家族的家庭都有不錯的收入，那麼族產的重要性就不大，甚至沒有設立。幾代下來，族人愈多，貧富出現懸殊，族產對某些族人的重要性就增加了，也因此可能加強了族產設立者對族人的控制。此外，要推動修譜、族祭、族墓和族學等家族性設施都需要金錢，設施愈多，費用就愈大，增加了財富對維繫家族的重要性。相反，假如不介意家族成員各自為生，甚至散沙一盤，就不必推行這 些公的設施，財富的重要性也就相對減低了，例如家族內的某個官員在家中設立 了家塾，他的官俸就足以應付開支了，但假如要擴充為族學，嘉惠大部分族人，那就要作長遠之計，例如聯絡其他家庭，集合資金，購置學田，甚至集體管理了。這時，領導人物、科名或官位、家族意識、資金等因素就相對重要了，它們與家族發展的方向是密切相關的。57 總之，研究者必須先了解家族的大小、結構、形態，和發展方向等，才能正確衡量上述各種因素對這家族的重要性。一個家的盛衰跟一個族的盛衰是很不相同的，不宜混為一談。

　　南宋時期明州地區的平均畝產量估計為 2 石。… 日食 2 升可以作為宋代日食米的基本數量。以畝產 2 石計，南宋明州地區，一戶 6 口之家至少需耕地 22 畝才能維持最低生活水準，而且這一數字並不包括應輸納租額」

　　計有宗族譜牒、宗族公產、家法族規、宗族祭祀、族塾義學、宗祧繼承等六大項
　　還是貧富相當分化，「我富而族貧，則耕田佃地，抬轎負擔之役，皆其族人」，67 某些下層族人已淪為上層族人的佃戶，而且因聚族而居的束縛，反形成了較強的人身依附關係，還比不上採用契約制的沒有血緣關係的佃戶。
　　如妻子之照顧夫族、主理家務、孝順公婆、服從丈夫、教養子女、 善待僕婢和丈夫的寵妾）和可以提到（例如妻子回餽娘家、知書識禮、協助丈夫處理公務、參與社會和宗教事務），但沒有提到的項目。
　　樓异大力營建的私人住宅區晝錦坊毀於兵火，他的直系子孫沒有把它合力重建為家族共產，而是各自重建所繼承的部分，當然也是各自擁有。
　　家產﹙可自行處分﹚族產﹙經家族同意才能處分﹚
　　第四個切入點是族祭。學人尚未發現用來支持族祭的共產如族墓田或族祭田，甚至不曾指出樓氏有族祭的活動。位至執政的樓鑰曾替雙親營建長汀庵，自屬家廟而非族祠。共建屋三十餘間，造石橋三所，材良工緻，可見規模不少。「是役也，雖出于一力，而事實關于諸院」，可見是獨自出資，並非兄弟合資，後者應只有使用權而無所有權。事實上樓鑰對諸房的群從及子弟還不大放心，告誡他們不得在該庵寓居或寄放什物，更要他們戒飭僕使「一竹一木毋容侵犯，斯有可傳之望」。98 看來最令士大夫焦慮的，不是百千年後陵谷遷移，而是兄弟子姪會侵犯寺產，故立石為記，這是研究宋代家族時必須指出來的：一是獨力營建，並 非族人合資共建；二是覬覦者眾，一旦創建者勢孤力弱，就不易長久，反映族產的維持不能依賴個人而應依賴家族制度性的管理，後者在宋代尚未發達，似乎是因為創建者設立公共設施後，只讓族人享有使用權而不是所有權，故即使是用途 屬於「公」的設施，其性質仍是一房之「私」產，這是與後世很不相同之處。

　　宗法、互帮互助
　　可說是家庭利益高於家族利益 由親及疏乃人之常情
　　大澤正昭亦認為，宋代上流階層的家族人數比唐代少，因為宋代以直系家屬為主，排除了旁系家屬。117 如上所述，即使是族誅，也是以三族為基礎
　　於宋代家族的發展是「組織性」和「策略性」的，是接近明清家族的形態的，所談的社會流動、人際網絡、家族社會和地方主義等，莫不與家族組織和發展策略息息相關。正因如此，才可能出現何炳棣先生所質疑的「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假如宋代家族的組織尚未發達，策略尚未成熟，那就較難雞犬升天了。

　　此外，有些士大夫有養士之風，優待有才能的士子，卻會看不起沒有才能或落第的族人。當時就有人感歎，「自宗族之恩缺，而民不知親其親。…異姓之人卒然遇諸塗，利害氣勢莫能相及，而懽愉憂戚或相與共，而為同宗則反不然，賤而卑者或陵之，富而貴者或嫉之，因其陵與嫉之心生也，而宗族以睽至其極，則兄弟不相能者多矣」。所以，所謂幫助族人，有時是有選擇性的，不似義莊之一視同仁
　　族人之間的聯繫，不單靠家族活動，亦透過共同參與的社交活動（社交不同社會活動，兩者最好不要混用），但後者的作用不宜高估。究竟是族人之間本就相熟然後一同參加社交活動，還是本不相熟因參加社交活動而相熟，實有雞與雞蛋 之難解。不過，從參與同一社交團體的族人名單來看，倒是可以反映相熟的族人究竟到幾等親。就目前來看，參與同一社交團體的同族人並不多，他們不脫二至三等親（己身–父–兄–姪）。平心而論，這些社交團體都是以中、上層士大夫為主角，自然產生一定的排他性，縱是同族，亦未必能夠參與，反是造就了與他族的中、上層士大夫相熟的機會。這些社交活動究竟熟絡了同族之人還是不同族的士大夫家庭，是應該分別討論的。

　　例如進士的人數、仕宦 （如族人有擔任科舉考官）、人際關係﹙更多的姻親、學生、朋友﹚，和家庭的內部關係等，將可改寫目前的發現，例如樓氏最顯赫的一支，可能不是樓杲–樓鑰而是杲之兄樓昇–樓炤。138 他們有何互動，或為何沒有互動，非常值得探究。 3.家族成員的葬地分散，有相去二十里的，似乎反映各房各支各據山頭，自行發 展，而且乏人管理，侵耕者多
　　。唐宋法律規定，祖父母及父母只要一人在生，子孫就必須同籍共財，必須等到祖父母及父母服闋，子孫才能別籍異財。因此，即使是三四代同堂而且人口眾多的大家庭，雖可俗稱為家族，但只要祖父母和曾祖父母在生，所有子孫都要同籍共財，這是「守法」，不足以推論這家人有多強的家族意識。假如祖父母父母在生時已經生分（即法律容許的異財而不別籍），而生分之後又沒有成立任何集體共有（corporate）而非一家私有（private）的祠堂、墓田、族譜、族產，及族長和族規等家族組織的要件，我們便得承認，這家族在 Freedman 的家族結構光譜裡，是接近最不成熟的 A 點而不是最成熟的 Z 點。同樣道理，子孫在服闋後分家分產，沒有成立上述的家族組織要件，也是接近 A 而非 Z，他們只能稱為共祖屬群，大抵跟今天差不多，有通財而無共財，有血緣而缺少組織或制度。這是古往今來的常態，假如也是宋代大多數家族的常態，那麼中國傳統家族在宋代的發展就沒有多大的特點可言了，那又何必再三研 究？
　　「基調」是不斷分家分產，有些仍然聚居一處，但一族之內各家自為政，雖然不是沒有交往和互助，但只有少量的家族活動如清明祭祖，而族譜並不常見，合資建立共產更是鳳毛麟角，嚴格來說只是共祖屬群，不是有組織性的家族；「變 奏」是具備較強的家族意識和家族組織等，但
　　宋代則是個人的盛衰影響家族，個人興則家族亦盛，個人衰則家族亦敗。宋代許多家族驟起驟落，甚不穩定，無寧是因為過於依賴個人力量，沒有依賴家族組織或規範來維持。樓氏的義莊、長汀庵和汪氏的報本庵都是個人獨力所建，並非家族合資和共同擁有，故其功能有限，存廢也多繫於個人或一房一支而非全族，這也是宋代與後世家族很不相同的地方。

　　宋代妇女改嫁、再嫁很普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宋代法律支持寡妇携带自己的奁产改嫁。法律保障妇女自由支配奁产的权力是好的，但是，却也引发另外一此意想不到的官司。一些男人不愿将自己经营所得归于族产，便置于妻子的妆奁名下（包括屋契），结果妻子改嫁或再嫁时一并带走，进而引发再嫁妇女与夫族的财产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