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历代文化冰山》余默欢

21、社会形态

　　像刑罚比较轻的宋朝等朝代，即使是犯了谋逆罪也只会追究到父子，而且是年满16岁才处以极刑，也就是“诛三族”都不到
　　宋代重男轻女观念最突出的体现之一是“溺女婴”成风，特别是东南人口稠密的地区，这种风习更为突出。
　　宋代可能是最讲究母权的时期，因为与前后各代相比，两宋时期严父的故事不突出，“严母”教子的传说却很多，岳母刺字的故事就是典型代表。但母亲地位的真正提高，通常是在丈夫去世、公婆也去世或者分开过日子之后，寡母当了名副其实的家长的时候。
　　有人把婆婆的权力概括为“婆权”，认为是女性家庭地位的最高表现形式。女人进入婆婆角色、履行婆权是通过两个方面来实现的：一是教子权，通常讲贤妻良母，相夫教子，当贤妻、照顾好丈夫是义务，当良母、教育好儿子是权力。二是御媳权，这是婆权的最直接体现，也是最主要内容。御媳首先要择媳，娶儿媳原则上由婆婆做主，娶过来以后如果婆媳不和，无论是何缘由，都可以把儿媳休掉。

　　宋代的女孩子从很小就受到以缫丝织绢为内容的传统“女工”教育，为长大后嫁为人妻当巧媳妇做准备。在婆家，媳妇对家庭经济的贡献较多。除了像在娘家那样夜以继日地从事“女工”纺织、制作衣服鞋袜之外，还要为全家人做一日三餐。作为媳妇，在婆家只有辛勤劳作的责任，没有什么明确的权利，也很容易与婆家人产生矛盾。除了与婆婆的矛盾外，姑嫂矛盾也是很常见的。
　　妇女可以同时继承娘家家产和婆家家产。有子嗣之家的女儿不能直接继承家产，在没有亲生儿子的家庭中，女儿继承娘家的家产，通常要用两种方式：第一是招赘婿上门，第二就是让娘家立自己的儿子为嗣。

　　在有女无子而又不准备立嗣的家庭中，女儿在未出嫁的时候父母死亡，能继承全部家产；如果父母死亡的时候已经出嫁，只能继承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其余部分归族中近亲或者没官；即使未出嫁的时候继承了全部家产，出嫁的时候带走也会受到族中的干预。如果女儿想永久地继承娘家的全部财产，就需要招婿入赘。妻子继管夫家家产，通常发生在丈夫去世后，即遗孀继产承户。丈夫去世以后，遗孀要想长久牢固地继管亡夫的家产并不容易，她必须以矢志守节即不改嫁为代价，承担起亡夫的所有义务，包括承立门户、抚养子女以及照料老人，由此才能有继管亡夫遗产的权利。分家的时候如果丈夫已经去世，在代位继承制下是“子承父分”，只提孤儿，没提寡母；在没有儿子的家庭中，遗孀也可以继管亡夫的遗产，但是寡母（不论妻妾身份）继管权再大，也不是继承权，也就是说不具备所有权。丈夫去世而没有儿子，需要立嗣的时候要由遗孀做主，因为立嗣直接关系到家产的处置问题。宋代规定“立嗣合从祖父母、父母之命”，丈夫在世时妻子可以参与意见；“夫亡妻在，则从其妻”，即由遗孀自己做主了。如果改嫁他人，原则上就不能继管亡夫的家产。但如果是携带子女改嫁，可以带走前夫的部分家产；如果没有子女或抛下子女而嫁，只能带走随嫁奁产。
　　宋代的农业经济有比较明显的发展。首先是人口数量和土地利用面积的增加。土地利用率提高以后，从全社会来看，就可以有更多的农民从田野里走出来，专门去从事工商业；也可以不离开田野，把一部分原来种粮食的田地改种经济作物，进行商品生产。所谓农村专业户，是指乡村中原来从事农业生产的民户，改为从事以交易为目的的生产活动，而且已经专业化了。宋代文献中常有“茶户”、“漆户”之类的称呼，以及某村民“以桑蚕为业”、“以艺茶为业”的记载，说明从这个时期开始，农村家庭的生产出现了一些新特点。
　　在古代的家庭生活中，节俭是普遍认同的持家原则。宋人的家训中都把能否节俭视为家庭盛衰的根本原因，而且上升到了道德的高度。家训的作者们还对如何节俭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办法。在家庭消费上与节俭并行的另一个原则是“量入为出”，即依据家庭收入的情况来决定消费支出的多少，这也是宋人家训中谈论较多的话题之一。一般的家庭除了最主要的衣食住行消费外，还有一些固定开支：一是租税，二是购买农具的费用，三是婚丧费用，四是在家族或乡村组织的地域性公益、娱乐活动中摊派的一些钱物。

　　在日常的家庭生活中，盖房是最大宗的开支。宋元时期，人们选择家庭居住地、盖房子的时候要看风水，也叫看“阴阳宅”，阴宅是坟墓，阳宅就是房屋。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家庭居住地的好坏关系到家庭的盛衰和子孙的前程。
　　宋元时期人们的主食结构，北方以小麦和小米为主，南方以大米为主，继续维持着历史悠久的“南食”和“北食”两大系统。不过，随着两宋之际战乱中北方人的大量南迁，农民带去了种植粟麦的生产技术，官员带去了吃麦面和小米的生活习惯，南方人也开始食用麦面和小米了。
　　从宋代开始棉花种植逐渐扩展，到元明特别是明清时期才真正普及开来。所以，宋元时期的衣料还是以丝麻为主，上层家庭用绢帛，中下层家庭用麻布。在农民家庭中麻布和绢帛都是自种自纺，通常都不需要通过市场。袍子是宋代男子最常穿的衣服，不论官民、老少，都习惯穿用。家居则常穿比袍子短的袄（襦）。

　　观察宋元时期乡村农家经济阶层的分布情况，一个比较现成而又相对准确的角度是户等制度。户等制度是户籍制度的分支，为了按各家财产的多少有差别地征派不同的税役，把各个家庭划分为不同户等的时候，需要详细登记各家的财产状况。这就客观地记录了当时各地乡村农家的经济状况和经济阶层的分布情况。经济阶层明朗化的主要标志，就是第一次出现了主客户的划分方式。主客户的划分在宋代以有没有田产为标准，主户阶层在宋代是承担赋税徭役的主力。唐以前是将所有的乡村农民家庭划分为三等或九等，宋代则剔除了客户，专门将主户家庭划分为五等了。

　　宋代划分户等的主要依据是各家田产的多少。登记各家的田产有时按田和浮财分别登记，有时把这两者合并总计作价，称为“家业钱”。分别登记田产的时候首先关注的是田地。登记田地也是以家庭为单位，有两种具体办法：第一种是直接登记各家的田亩数量，按数量多少来大致划分户等；第二种是不直接登记田亩的数量，而是按田亩的税钱来计算。最苛刻的是登记各家的“浮财”。本来官府对“浮财”的范围有过规定，即除了田亩之外的房屋、树木、畜产和农具等，都属于比较大的用物；但是在实际登记过程中，浮财的范围是没有边际的，凡是家中有的、被乡间小吏们看见的都可以计算在内。每三年登记一次，对各家各户来说无异于被抄了一次家。
　　到底田产达到多少算第一等户、多少算第二等户呢？实际上并没有统一标准，而是以州县为单位，由地方自己掌握，根据当时当地的需要规划各等民户的比例。这就更增加了乡间小吏籍查各家财产的时候做手脚的空间，增加了划分户等的混乱程度，也增加了中下层农民家庭的生活压力。不过，从全国范围来看，各等民户之间的比例还是有一个大致的标准。北宋初到南宋末各地区主户与客户的比例均为65∶35，乡村中一直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家庭没有基本的生产资料，完全靠当佃农、雇工为生。至于主户中各等户的比例，是上等户（一二等户）最少，中等户（三等户）的数量居中，下等户（四五等户）最多，呈金字塔型。宋代的乡村五等户制度尽管立制的本意只是为了便于征派赋税徭役，客观上却是对当时乡村农家经济阶层的精确划分和记录。

　　宋代的客户从官府征派税役的角度而言，是无资产、无赋税负担的民户；从租佃关系上讲，则大都属于佃农、雇农，以至有“佃客”连称的习惯。佃农客户以家庭为单位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时候，可以租用官府的牛，也可以租私人地主的牛。租用地主的耕牛，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客户家中的男劳力离开自己的家庭，到地主的私庄中去集中耕作；另一种更广泛的是分散出租。宋代私家出租耕牛多是按分成方式收取牛租，而且把地租和牛租分开计算，一并征收。总的看来，私人地主出租耕牛的牛租额为十分之一，与土地、农具、籽种及饲料合计，要占总收获量的六成至八成，具体耕作的客户家庭只能得到二至四成的收获。在负担地租、牛租的情况下，通常五口之家的客户必须租用一头牛、50亩地才能维持正常的家庭生产生活。一个客户家庭如果不租赁耕牛，只用人力去租地耕种，则很难维持全家的生活。

　　城镇工商业家庭称作“坊郭户”，包括商贾、手工业者和其他市民。坊郭工商家庭的户等划分也是依据资产，与乡村不同的是完全按资产，不考虑人丁。工商家庭的财产通常分为动产和不动产两大类，划分户等的时候把这两大类财产分类统计后综合评定。在城镇工商家庭的户等划分中，以一至五等为上户，六至十等为下户。官府经常把六等以下家庭的役钱和摊派任务免除，说明六等户以下的家庭是比较贫穷的。

　　每个季节只要有应景的花朵，都会成为宋人簪戴的目标。春天时，时兴插戴牡丹花，姚黄就是牡丹的一个名贵的品种，因为它的颜色，被认为只有皇帝才能簪戴；秋季时则簪戴菊花，冬季时簪戴梅花。生花（真花）的坏处是花期短，容易衰败，而且价格不菲，花几十贯钱才买到几朵当季鲜花，这不是一般家庭消费得起的，所以簪戴假花开始盛行。“象生花”就是假花，用罗、帛、绢等材料，仿照生花的样式制作而成的。在象生花中罗花最贵重，只有高级官员能够簪戴。除了生花和象生花，宋人还戴琉璃花—用玻璃制成的花。南宋时，宫中开始流行簪戴琉璃花，引起世人效仿。当时有诗描绘这一盛况，“京城禁珠翠，天下尽琉璃。”宋朝男人的爱美事业撑起了一整个产业链，除了戴花，还注重修容——即“面子”问题。
　　就单拿“吃”来讲，一日三餐是从宋朝才开始流行起来的，煎炒烹炸到了宋朝才开始普及的，灌汤包、东坡肉、涮火锅、刺身在宋朝你都能尝到了……如果这些还不能打动你，“外卖小哥”总行了吧？在宋朝，酒店饭菜已经可以有外送服务了。

　　《关于宋朝的生活备忘录》

　　一上来当然要恭喜你，在宋朝，“四大发明”你能见全乎了。
　　对世界文明产生重大影响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除了造纸术，有三样——活字印刷术、火药、指南针——或是宋人发明创造，或是宋人将其推升至更为精湛的阶段，广泛使用于实际生活。
　　交子，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纸币，出现于宋。1023年，宋仁宗出台政策，禁止商人自由发行交子，且在成都设益州交子务，主持交子发行。官交子，便是我国最早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比美国（1692年）、法国（1716年）要早六七百年；而益州交子务，被学者认为是世界最早的中央银行。
　　在宋朝，一日三餐，能吃饱。
　　你习以为常的一日三餐制，可是从宋朝流行起来的哟！宋以前，多数人一日两餐，早上饱一顿就得捱到下午了，其间饿了垫口点心；宋以后，多数人一日三餐。英国是从1786年才有了“lunch（午餐）”的概念。
　　在宋朝，煎炒烹炸，能吃香。
　　中餐精华在于煎、炒、烹、炸，这四种烹饪手法全都普及于宋。此外，烧、烤、爆、溜、炖、腌、卤等复杂的烹饪技术，也是在宋朝成熟起来的。
　　在宋朝，我们能聚在一桌吃饭了。
　　在北宋，现代意义上的“饭局”出现了，围坐一起的合食制取代分餐制，流行了起来。公筷，也随之诞生了，讲究又文雅。
　　你现在品尝到的灌汤包、火腿、东坡肉、涮火锅、刺身、油条、汤圆、爆米花等美食小吃，都是发明或流行于宋代。东坡肉想必大家都很熟悉了，涮火锅在那会儿叫“拨霞供”，刺身即生鱼片，是传入日本后的称法，在宋代叫“脍”，苏东坡、陆游、欧阳修、梅尧臣等宋朝大文豪都是鱼脍的忠实爱好者。
　　在宋朝，家有厨娘可是了不得。
　　在宋代，流行的是女大厨，大富大贵之家以聘请女厨师烧菜为时尚，市井中经营私房菜的饭店，也颇多手艺高超的厨娘。那时厨艺了得，气质不凡的厨娘，绝非寻常人家能聘得起的。
　　在宋朝，川菜也流行。（附无上美味秘方）
　　到了宋朝，川菜脱颖而出。那时叫“川饭”，没有辣椒（辣椒尚未被引进中国）。不过宋人对麻辣的追求不亚于今天的四川人，他们以姜与芥菜营造辣味，以胡椒增添麻感。
　　宋太宗曾问大臣苏易简：“食品称珍，何物为最？”苏易简说：把姜、蒜、韭菜切碎，捣成泥，兑上水，加胡椒，加盐，混合均匀，是无上的美味。这个苏易简就是四川人。
　　在宋朝，终于可以叫“外卖”了哦！穿越到汴京街市，你一定不难看见饭店的外卖小哥在街巷穿梭送餐，《清明上河图》中就能寻见他的身影。饭店伙计若是服务不周，被客人给了“差评”，则会受到店老板叱责，或者被扣工资、炒鱿鱼，“一有差错，坐客白之主人，必加叱骂，或罚工价，甚者逐之”。
　　在宋朝，逛吃逛吃的夜生活开始了。

　　直至宋代，宵禁之制才被突破，汴京成为“不夜城”，灯火通明，笙歌不停。除了昼夜迎客的酒楼茶坊，夜市上还有各色饮食小摊，瓦舍勾栏里上演着文娱节目。
　　《东京梦华录》里记，朱雀门外街巷，“街心市井，至夜尤盛”；潘楼东街巷，“北山子茶坊，内有仙洞仙桥，仕女往往夜游，吃茶于彼”；马行街铺席，“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热闹之处，彻夜不眠啊！
　　在宋朝，洗澡可是很方便的哦。
　　在宋朝，沐浴之事从贵族走向了大众。清洁文雅的宋人将浴堂叫作“香水行”。如果你行走在宋朝街市，看到门口挂一个壶，便是香水行了。在宋朝，长年不沐浴的士大夫是要受取笑的，有个名叫窦元宾，出身名门，才华很好，但因不常洗澡，同僚就叫他“窦臭”。
　　在宋朝，终于可以在自家门口买东西啦。
　　直至唐代，长安还保留着古老的“坊市制”，就是居民区与商业区分开，有坊墙相隔，居住的街道是不准摆摊开店的。到了宋代，原来束缚商业自由的坊市制彻底瓦解了，人们沿河设市，临街开铺，一种如《清明上河图》长卷那样，更富有商业气息与市民气味的生活方式，从此兴起。
　　在宋朝，饮茶，饮的是艺术。
　　宋人喝的不是茶叶，而是茶饼。把茶饼碾成茶末之后，下一个步骤就是击拂点茶，点茶出现的泡沫凝聚，宋人以“乳饽”“沫饽”“英华”“乳花”“粟花”“琼乳”“雪花”“白花”“凝酥”等华丽意象的词语唤之。再用茶膏在乳饽之上题一字作一画，犹如水之丹青，这便成了陶冶情操的观赏艺术：茶百戏。
　　在宋朝，男子头戴花，你可别大惊小怪。
　　宋人爱茶，也爱花。宋朝流行“簪花”的时尚，即将鲜花戴于发髻或帽冠之上，男女皆然。
　　在宋朝，“马路杀手”也犯法。中国历史上第一条真正意义的交通法规，诞生于宋。十二字，“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就是说路遇老翁老妪，或者挑着担子的人，先给他们让一让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