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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课堂里的星光与课余的风 ...

  •   第9章课堂里的星光与课余的风
      【本章摘要】:文章讲述了警校学生们的学习和生活。在刑法课上,学生们讨论了紧急避险的案例,陈教授教导他们法律与人情的重要性。课余时间,他们一起看电影、打篮球、包饺子,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毕业后,他们各自走上了警察岗位,但仍然保持着联系,互相鼓励和支持。文章通过这些故事,展现了警校生活的丰富多彩,以及警察职业的责任和担当。

      一:刑法课

      刑法课的钟摆刚过三点,黄铜钟锤在空气中荡出最后一丝余响,像是为即将展开的法理探讨敲下了定音的节拍。老教授推了推鼻梁上的老花镜,镜架在鼻翼两侧压出两道浅浅的沟壑,那是常年与书本为伴的勋章。他转过身,握着粉笔的手在黑板上稳稳落下,“紧急避险”四个字骨节分明,粉笔灰簌簌落在他深蓝色的中山装肩头,像是落了场微型的雪。

      午后的阳光斜斜地穿过窗棂,在他花白的头发上投下斑驳的光影,银丝般的发丝间仿佛撒了层碎银,随着他低头的动作轻轻晃动。讲台下三十多双眼睛齐刷刷地盯着黑板,笔尖在笔记本上悬着,连呼吸都放轻了些——这是陈教授的课独有的气场。他不像其他老师那样照本宣科,总能用最平实的故事,把枯燥的法条讲得像老槐树的年轮,一圈圈都藏着光阴的道理。

      “1976年,北方有个供销社,”老教授放下粉笔,指尖在讲台边缘轻轻敲着,节奏不急不缓,像是在叩问时光,“售货员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姓周。那天值夜班,后半夜正趴在柜台上打盹,突然被‘哐当’一声惊醒——有人撬锁进来了。”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全班,每个学生的眼神里都泛起好奇的涟漪。“进来的是个惯犯,手里攥着根木棍,上来就喊‘把钱交出来’。小周当时吓坏了,供销社里就他一个人,钱箱在柜台底下锁着,可对方已经举着棍子朝他扑过来了。情急之下,他顺手抄起货架最底层的一瓶硫酸,拔开瓶塞就泼了过去。”

      教室里响起一阵细碎的抽气声。陈教授的声音依旧平静:“结果是,抢劫的人被烧成了重伤,脸和胳膊都毁了。小周呢,没被抢,也没受伤。现在问题来了,”他竖起一根手指,“小周这行为,算不算紧急避险?”

      “算!”赵磊的声音像颗出膛的子弹,在寂静的教室里格外响亮。他几乎是条件反射般地举起手,军绿色的袖口蹭着桌面,带起一小片粉笔灰。“他是为了自保啊!那人都拿着棍子要打人了,不反抗等着挨揍吗?换了我也这么干!”他说得理直气壮,脖子上的青筋都微微鼓了起来,像是已经代入了那个惊险的夜晚,连额角的汗珠都跟着激动地冒了出来。

      “不对。”王超的声音紧随其后,带着与他年龄不太相符的沉稳。他翻开笔记本,纸页在指尖发出清脆的响声,笔尖在“超过必要限度”几个字下重重画了道线,墨色在纸上洇开一小圈。“紧急避险不能超过必要限度,得是‘为了保护较大的合法权益,不得已损害较小的合法权益’。硫酸属于致命性危险品,腐蚀性极强,而那个抢劫犯手里只有木棍,并没有持械伤人的直接威胁,用硫酸明显超过了必要限度,这应该属于防卫过当。”他推了推眼镜,镜片反射着窗外的阳光,显得条理分明,连说话的语速都保持着均匀的节奏。

      赵磊立刻扭头瞪他,椅子腿在地上磨出刺耳的声响:“怎么就过了?人家都闯进家里抢钱了,谁知道他会不会下死手?难道非得等被打趴下了,头破血流了,才算没超过限度?”他越说越激动,手猛地拍在桌子上,震得钢笔都滚到了地上。

      “法律讲的是客观标准,不是主观臆断。”王超也不让步,弯腰捡起钢笔,轻轻放在桌上,手指在笔记本上敲了敲,“如果对方只是求财,没有危及生命安全,用足以致命的手段反抗,就是过了。这是法条明确规定的,《刑法》第二十一条写得清清楚楚。”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眼看就要争起来,李阳突然“腾”地站起来,椅子腿在水泥地上划出刺耳的声响。她的脸有些发白,捏着课本的手指关节都泛了白:“我妈在县医院当护士,去年收过个病人,也是晚上下班遇着抢劫,那女的包里有把水果刀,是平时切苹果用的,情急之下就划了抢劫的人一下,也不重,就胳膊上一道口子。结果呢?最后她不仅赔了医药费,单位还给了处分,说她‘处理不当’。”她咬着嘴唇,声音里带着点委屈,眼眶都红了,“可要是不反抗,难道就眼睁睁看着被抢吗?钱是小事,万一对方还有别的心思呢?一个女孩子家,那种时候哪还顾得上想什么限度?”

      教室里一下子安静下来。李阳的话像块石头投进水里,荡开了一圈更复杂的涟漪。是啊,道理谁都懂,法条谁都能背,可真到了那个电光火石的瞬间,心跳得像要炸开,脑子一片空白,谁又能精准地拿捏住那所谓的“限度”?

      我摩挲着课本上“正当防卫”四个字,黑体字的边缘被手指磨得有些发毛。突然想起上次去派出所实习,王警官处理完一起邻里纠纷后说的话:“法律这东西,就像手里的尺子,量别人容易,量自己难,关键是得学会在分寸里藏着人情。”那天的纠纷是两户人家因为宅基地吵架,一户说对方占了半尺地,一户说对方的鸡啄了自己的菜,吵得差点动起手来。王警官没上来就搬法条,而是拉着两家人坐在门槛上,聊起了小时候一起摸鱼捉虾的事,最后两户人家笑着握了手,半尺地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指尖在纸页上顿了顿,我抬起头,迎着陈教授的目光开口:“我觉得得看当时的具体情境。”教室里的目光都聚了过来,赵磊和王超也停了争执,看向我。“如果那个售货员能清楚判断,对方只是为了抢钱,没有伤害他生命的意图,那用硫酸确实过了;可要是在那种漆黑的夜里,他看不清对方手里到底是什么,也不知道对方会不会下死手,觉得自己的生命正在受到威胁,那时候用硫酸反抗,可能就是必要的。”我顿了顿,想起李阳的话,补充道,“毕竟人在极度恐惧的时候,判断力会受影响,法律是不是也该考虑到这种‘情境里的慌张’?就像李阳说的,女孩子遇袭时,哪还有功夫算刀子该划多深?”

      陈教授突然笑了,眼角的皱纹挤成一朵盛开的菊花,连带着老花镜都滑下来了些。他用指腹推了推眼镜,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紧急避险”四个字外面重重画了个圈,粉笔与黑板摩擦发出“吱呀”的声响,像是在为这个观点盖章。“明森说到点子上了。”他的声音里带着赞许,“法律条文是死的,白纸黑字,一条是一条;可人心是活的,情境是活的。你们以后穿上警服,手里握着的不只是手铐和法条,还有掂量人心的秤。”

      他走到教室中间,目光在每个学生脸上停留片刻,像是要把我们此刻的神情都刻进心里。“我年轻时办过一个案子,”他缓缓开口,声音里带着点回忆的沧桑,“有个母亲,孩子得了重病,没钱治,就去药店偷了几盒进口药。按法条,盗窃数额够了,得判刑。可你们说,她错了吗?从法律上看,错了;从为人父母的角度看,她只是想让孩子活下去。最后我们没送她去看守所,联系了医院减免费用,药店也撤了案,她后来还来所里送了筐自己种的菜,说这辈子都忘不了。”

      陈教授敲了敲黑板上那个圈:“你们以后办案,得让这圈里装着法条,也装着人情。不能让法律变成冷冰冰的框框,得让它像件合身的衣服,既能护住规矩,又能容得下烟火气。”

      下课铃响时,赵磊还拽着王超的胳膊争得面红耳赤,一个说“保命最重要,人都没了还谈什么法律”,一个说“法理不能丢,今天为了保命破了例,明天就可能为了别的再破例”,唾沫星子溅在翻开的笔记本上,晕开了几个墨点。我收拾课本时,无意间瞥见林晓的笔记本,他没记多少法条,却在页边空白处画了个小小的天平,一边用钢笔写着“法”,笔锋刚硬,带着棱角;另一边用铅笔描了颗心,线条柔和,边缘还有点模糊,像是怕被人看见似的。两个图案在阳光下并排躺着,竟有种奇妙的和谐,像是在诉说着法律与人性本该有的模样。

      警校的课余时光,像藏在训练服口袋里的水果糖,带着点偷偷摸摸的甜。每天雷打不动的队列训练、五公里越野、擒拿格斗,把日子填得满满当当,肌肉的酸痛和汗水的咸味是常态,可总有那么些缝隙,漏进些温柔的光,让这藏蓝的青春多了点不一样的色彩。

      每周三晚上的电影放映队是全校最热闹的时刻。大礼堂的木门被学生们挤得“咯吱”响,油漆都掉了好几块,露出里面的木头纹路。长条木凳是从各个教室搬来的,高低不平,坐着硌屁股,可谁也不嫌弃,早早地就去占位置,连过道里都站着密密麻麻的身影,肩膀挨着肩膀,呼吸都交织在一起。

      放映机“滋滋”地转着,发出轻微的电流声,白色的幕布用两根竹竿架着,边角有些卷翘,偶尔还会被风吹得晃动。放的多半是些老片子——《地道战》《林海雪原》,还有那部百看不厌的《今天我休息》。每当银幕上出现马天民穿着警服,骑着自行车穿梭在胡同里,帮老大娘挑水、给小学生补课、调解邻里纠纷的镜头,大礼堂里就会爆发出阵阵笑声。

      李向阳的笑声最有辨识度,像炸雷似的,震得屋顶的灰尘都要簌簌往下掉。他总爱坐在最后一排,怀里抱着个搪瓷缸,里面泡着浓茶,茶叶梗子在水里浮浮沉沉。笑起来的时候,他的大嗓门能盖过电影里的台词,茶水都跟着晃荡,溅在军绿色的裤子上,他也毫不在意,用袖子一抹就接着笑。

      “你看你看,这警察当得才叫滋润!”赵磊捧着半块烤红薯,热气熏得他眼睛眯成一条缝,军绿色的裤子上沾着点泥土——刚从训练场跑回来就直奔礼堂了,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换。“不用站军姿,不用练擒拿,还能天天帮老百姓干活,这才是咱该学的!”他把红薯往嘴里塞得飞快,含糊不清地说,嘴角沾着焦黑的薯皮,像只偷吃的小松鼠。

      王超坐在旁边,推了推被热气蒙上雾气的眼镜,镜片后的眼睛却没离开银幕。“艺术加工而已。”他嘴上这么说,手里的小本子却没闲着,笔尖在纸上飞快地移动,把电影里马天民观察嫌疑人的细节、分析案情的思路,甚至是与人沟通的语气,都抄了满满三页纸。连马天民说的那句“做警察得有副热心肠,不能光想着自己省事”都工工整整记了下来,旁边还画了个小小的五角星,像是在重点标注。

      林晓这个时候像个女孩子,总带着他的针线筐来。那是个洗得发白的蓝布筐,上面还绣着朵褪色的牡丹,是他母亲给他缝的。里面装着各色线团、大小不一的顶针,还有几枚磨得发亮的钢针,都是从家里带来的。他不怎么看电影,就坐在最角落的位置,借着银幕反射的光,给大家缝补磨破的作训服。

      谁的袖口磨出了毛边,谁的裤脚开了线,谁的肩章掉了颗纽扣,都会悄悄把衣服递给他。他接过时从不说话,只是点点头,然后从线团里挑出合适的线,穿进针孔,戴上顶针,低着头默默地缝补。他的手指很巧,针脚又小又密,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补过的痕迹。

      前几天训练翻越铁丝网,我的作训服袖口被铁丝勾出个三角形的洞,露出里面磨得有些起球的秋衣。那天晚上把衣服递给他时,他正在给王超补裤子——王超的裤膝盖磨破了个大洞,是训练匍匐前进时蹭的。林晓接过我的衣服,叠好放在筐边,继续手里的活计,顶针在灯光下闪着微弱的光。

      第二天早上,他把补好的衣服还给我。我展开一看,那个三角形的破洞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细密的针脚,他还用藏青色的线在边缘悄悄绣了朵小小的梅花,花瓣尖尖的,栩栩如生,像是能嗅到淡淡的香。“我妈说的,”他把衣服递回来时,耳根有点红,声音小得像蚊子哼,“警察天天跟硬邦邦的东西打交道,手铐啊,警棍啊,也得有点念想,软乎乎的,心里才踏实。”

      我摸着那朵小小的梅花,布料上还残留着他指尖的温度,突然觉得训练时磨出的茧子,跑五公里时喉咙的灼痛,格斗时被摔在地上的淤青,好像都不那么疼了。原来这藏蓝的青春里,除了汗水和坚持,还有这样细腻的温暖,像冬日里的阳光,不耀眼,却足够熨帖人心。

      电影放到马天民因为帮群众办事,错过了与女朋友的约会,最后女朋友笑着原谅了他时,大礼堂里响起一阵善意的哄笑。赵磊捅了捅我,指着银幕说:“你说咱以后当警察,会不会也这样?”我看着银幕上那个穿着警服、笑容憨厚的马天民,又看了看身边的赵磊、王超,还有角落里低头缝补衣服的林晓,突然觉得,不管将来会遇到什么,只要身边有这样一群人,就没什么好怕的。

      放映机还在“滋滋”地转着,幕布上的光影跳动着,映在每个人年轻的脸上。窗外的月光悄悄爬进来,落在林晓的针线筐上,线团上的绒毛闪着细碎的光。这大概就是警校生活的模样,有铁骨铮铮的训练,也有柔情似水的瞬间,就像陈教授说的,法与情从来都不是对立的,它们在我们的青春里交织,慢慢沉淀成未来警察该有的模样——既有执法的坚定,又有待人的温暖。

      电影散场时,大家陆陆续续往外走,脚步声和说笑声填满了走廊。赵磊还在跟王超争论电影里的情节,林晓已经收拾好针线筐,默默地跟在我们后面。我回头看了一眼空荡荡的大礼堂,幕布已经降了下来,放映机的灯光也灭了,但刚才的笑声和那些温暖的画面,却像刻在了脑子里,挥之不去。

      走到宿舍楼下,赵磊突然一拍大腿:“糟了!刚才烤红薯的皮扔在礼堂了,忘了收拾!”王超推了推眼镜:“明天一早去打扫干净,不然被教官发现又要扣分。”林晓轻声说:“我那里有塑料袋,明天我们一起去。”

      月光下,四个穿着藏蓝色作训服的身影并排走着,影子被拉得很长,紧紧地靠在一起。我知道,未来的路还很长,训练会更苦,考核会更严,但只要身边有这样一群人,有这样的温暖和坚持,我们就一定能把这条路走得稳稳当当,走出属于我们的藏蓝青春。

      回到宿舍,我把那件绣着梅花的作训服小心翼翼地叠好,放在床头。看着那朵小小的梅花,我突然明白了,法律条文是骨架,人情温度是血肉,只有两者都具备,才能成为一个真正合格的警察。而我们,正在这警校的日日夜夜里,慢慢学习着如何让这两者在自己身上和谐共存,如何让自己的藏蓝青春,既有硬度,又有温度。

      夜渐渐深了,宿舍里响起了均匀的呼吸声。我躺在床上,想起陈教授在课堂上说的话,想起电影里马天民的笑容,想起林晓绣的那朵梅花,心里暖暖的。明天的训练哨声依旧会在五点半准时响起,但此刻,我却对即将到来的又一个充满挑战的日子,充满了期待。因为我知道,每一次的汗水,每一次的思考,每一次的温暖,都在让我们离那个“既有法理,又有人情”的警察梦,更近一步。

      二:周末时光

      周末的篮球赛,是赵磊的天下。

      警校的操场是水泥地,经年累月被脚步和篮球打磨得有些发亮,边缘的裂缝里长着些倔强的野草,春天发芽,秋天枯黄,却总也除不尽,像极了我们这群不服输的年轻人。篮球架是锈迹斑斑的铁架子,篮板上还有几个被球砸出的小坑,漆皮剥落,露出里面的金属,阳光下泛着冷硬的光。可一到周末下午,这里就成了最热闹的地方,穿着藏蓝色作训服的身影攒动,呐喊声、拍球声、球鞋摩擦地面的“吱呀”声,混在一起,像一首粗粝却充满活力的歌。

      赵磊总是第一个冲到场子中央,他脱下厚重的作训服,露出里面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背心,领口都磨破了边,露出锁骨的轮廓。军绿色的短裤膝盖处打着块补丁,是林晓上周刚给缝的,用的是同色的线,不仔细看几乎看不出来。他活动着手腕脚腕,骨节发出“咔咔”的声响,眼睛盯着篮球架,像头蓄势待发的小牛犊。

      “来啊!谁怕谁!”他拍着球,篮球在地上弹起,发出“咚咚”的声响,能传遍半个校园。他运球的姿势算不上标准,甚至有点笨拙,左右手切换时总差点掉球,可那股子冲劲却没人比得上。过人时像阵旋风,不管对方有几个人防守,他都敢往前冲;起跳投篮时,身体绷得像张弓,明明跳得不高,却有种豁出去的狠劲。草屑沾在他的裤腿上,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在下巴尖汇成水珠,“啪嗒”滴在滚烫的水泥地上,瞬间就蒸发了,只留下一小片深色的印记。

      我传球给他时,总能听见他扯着嗓子吼:“接好喽!”声音里带着股北方汉子的爽朗,震得人耳膜嗡嗡响。“俺爹说了,赢要赢得痛快,输也得输得敞亮!别像个娘们似的磨磨蹭蹭!”有次他三分球没进,砸在篮板上弹了回来,他捡起球,狠狠往地上一拍,又咧开嘴笑了:“再来!”那笑容里没有丝毫气馁,只有股子不服输的韧劲。

      王超就在场边当裁判,他不怎么爱打球,说“太耗费体力,效率不高”,却总能把规则记得清清楚楚。他手里攥着个小哨子,是从校医室要来的,吹起来声音尖锐,穿透力极强。胳膊上搭着块毛巾,是他自己织的,针脚歪歪扭扭,却是全宿舍最吸水的一块。他时不时低头在本子上记比分,字迹工整得像印刷体,连谁犯规、谁超时都标得清清楚楚,用不同颜色的笔区分开。偶尔抬头看赵磊投篮,眉头会不自觉地皱起来,像是在分析他的动作轨迹,嘴里还念念有词:“角度偏了三度,力度大了零点五公斤……”

      林晓总是拎着个军用水壶,里面晾着凉白开,是他早上就烧好的,还放了点菊花,说能败火。旁边放着一摞搪瓷缸,都是我们各自的“宝贝”——我的缸子上印着“为人民服务”,赵磊的是“劳动最光荣”,王超的则是光秃秃的,他说“图案会影响喝水的专注度”。林晓不怎么说话,就站在树荫下,眼睛跟着球场上跳跃的身影转,每当赵磊起跳投篮,他握着水壶的手指就会微微收紧,指节泛白,直到球进了篮筐,才会悄悄松口气,嘴角勾起个浅浅的笑,像春风拂过湖面,荡开一圈温柔的涟漪。

      有次决赛,我们队和二班打,比分咬得很紧,最后一分钟还平着。赵磊为了抢一个篮板,和对方的中锋撞在一起,落地时没站稳,脚踝“咔”地响了一声,他当场就疼得龇牙咧嘴,额头上瞬间冒出了冷汗,脚踝很快就肿成了个馒头,红得发紫。

      “没事没事,接着打!”他疼得额头冒汗,却还咬着牙想站起来,手撑着膝盖,试了几次都没成功,反而疼得倒吸冷气。

      “别硬撑了。”我赶紧跑过去按住他,蹲下来一看,脚踝已经红得发紫,轻轻一碰,他就疼得“嘶”了一声。“我背你回宿舍。”

      我背起他往宿舍走,他不算轻,一百三十多斤的体重压在背上,硌得肩膀生疼,每走一步都觉得骨头在响。赵磊趴在我背上,起初还逞强说“真不碍事,就是扭了下,歇会儿就好”,走了没几步,就蔫蔫地不说话了,只有温热的呼吸打在我的颈窝,带着点菊花的清香——他中午偷喝了林晓水壶里的水。

      快到宿舍楼下时,晚风带着点凉意吹过来,吹得人心里敞亮。他突然嘟囔了一句,声音小得像蚊子哼:“其实俺不是想赢,就是想让大家看看,咱警校生不光会打靶、练队列,还会打球,会笑,会疼,也是活生生的人。”

      我愣了一下,脚步慢了些。月光透过梧桐树的叶子,在地上洒下斑驳的光影,也落在我们交叠的影子上。两个影子被拉得很长,随着我的脚步摇摇晃晃,像条在夜色里缓缓航行的船,载着些说不出口的骄傲与柔软。是啊,我们每天穿着统一的警服,喊着统一的口号,做着统一的动作,可我们终究是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有爱有恨,有想赢的冲动,也有怕输的忐忑。

      最难忘的是那一年元旦晚会。

      往常这个时候,张教导员的哨子总是最准时的,“集合”“点名”“熄灯”,字字清晰,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像个精准的时钟。可那天晚上,他难得没吹哨子,还穿着件洗得干净的中山装,袖口磨出了毛边,却熨烫得笔挺,和学生们一起挤在食堂里,脸上带着平时难得一见的笑意。

      食堂的水泥地上洒了些松枝,是从后山摘的,带着股清新的松香。墙角堆着几个红灯笼,是林晓和几个女生一起糊的,用的是废旧的报纸,外面糊了层红纸,虽然歪歪扭扭,灯光照在上面,竟有了些过年的暖意。空气中弥漫着饺子馅的香味,韭菜鸡蛋的,白菜猪肉的,还有素三鲜的,混杂在一起,勾得人肚子咕咕叫。

      大家分工合作,和面的和面,调馅的调馅,忙得热火朝天。张教导员居然还会擀饺子皮,谁也没想到这个平时一脸严肃的硬汉,还有这么细腻的一面。擀面杖在他手里转得飞快,手腕轻轻一抖,面团就变成了又圆又薄的面皮,边缘还带着均匀的褶皱,惹得学生们一阵叫好。他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挠挠头说:“以前在家常给闺女擀,她就爱吃我擀的皮。”

      赵磊自告奋勇要包馅,结果包一个漏一个,饺子馅掉得满桌子都是,最后包出来的饺子不是躺着就是歪着,活像群伤兵。他自己也不好意思,挠着头嘿嘿笑,手上的面粉蹭到脸上,成了个小花猫,逗得大家直乐。“俺娘说了,包饺子得用巧劲,看来俺这笨劲是学不会了。”他说着,又拿起一个面皮,结果还是漏了馅,气得他把擀面杖往桌上一拍,“这馅肯定有问题!太调皮了!”

      王超没包多少饺子,却用剩下的面团捏了个微型警徽,麦穗、盾牌、五角星,样样俱全,连“警徽”边缘的纹路都捏得清清楚楚,放在盘子里,引得大家围着看。有人问他怎么捏得这么像,他推了推眼镜,一本正经地说:“观察了一百二十八次,计算了比例和弧度,误差不超过零点三毫米。”大家听得一愣一愣的,他却拿起“警徽”,小心翼翼地放在赵磊包的歪饺子旁边,像是在给那些“伤兵”授勋。

      林晓坐在旁边,轻声哼着《绣红旗》,声音细细的,像根丝线。他手里的筷子在饺子皮上轻轻点着,像是在打拍子。后来大家起哄让他唱,他红着脸站起来,手指紧张地绞着衣角,声音刚开始还有点抖,像风中的树叶,可唱到“线儿长,针儿密,含着热泪绣红旗”时,突然清亮起来,像山涧里流淌的泉水,叮咚作响,听得人心里暖暖的,眼角都有些发热。

      我表演的节目最简单,也最不“文艺”——把王警官教的擒拿术拆成慢动作,演示给大家看。赵磊自告奋勇当我的“陪练”,还故意做出张牙舞爪的样子,一会儿扮成抢劫犯,一会儿扮成小偷,惹得大家直笑。当我用“锁喉别臂”的动作把他的胳膊锁住,他故意夸张地喊“投降投降,警察同志饶命”时,台下笑成了一片,连张教导员都忍不住咧开了嘴,眼角的皱纹挤成了一朵花。

      可笑着笑着,张教导员突然鼓起了掌,掌声在喧闹的食堂里格外清晰,像块石头投入水中,瞬间让大家安静下来。大家渐渐停止了笑闹,看着他,不知道他要说什么。“这才是咱警校生最该练的本事,”他的声音不高,却带着沉甸甸的分量,像落在地上的雪花,清晰而有力,“既能制敌,又不伤人。记住了,你们手里的功夫,是用来保护人,不是用来欺负人的。平时多流汗,是为了将来面对坏人时,能多一份底气;平时练技巧,是为了面对群众时,能多一份分寸。”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每个人年轻的脸,像是要把我们此刻的样子刻在心里:“元旦了,大家想家,我知道。但穿上这身衣服,就得有个警察的样。家是小家,国是大家,守好大家,才能护住小家。”他拿起一个赵磊包的歪饺子,放进嘴里,边嚼边说:“味道不错,有股子实在劲。”

      晚会结束时,已经快十二点了。大家举着搪瓷缸碰杯,里面的白开水被晃出了细碎的泡沫,却喝出了酒的滋味,热辣辣的,从喉咙一直暖到心里。赵磊不知从哪儿摸出个苹果,说是他托老乡从家里带的,又大又红。他非要切成四块,分给我、王超和林晓,刀工笨拙,切得大小不一,却没人在意。

      他举着自己那块,突然站起来,敬了个不太标准的礼,右手歪歪扭扭地举在耳边,手指还沾着苹果汁:“俺这辈子最对的事,就是来这破学校,认识你们这几个破朋友。”他说得认真,眼睛亮晶晶的,像是落了星子,闪着光。

      窗外的雪下得正紧,大片大片的雪花扑在玻璃上,很快就积起了一层白,把外面的世界染成了一片纯净。我看着眼前笑闹的三个人,赵磊的苹果汁沾在嘴角,像个调皮的孩子;王超的眼镜上蒙着雾气,却挡不住镜片后温柔的光;林晓的头上落了片雪花,像朵小小的花。突然觉得训练时磨破的脚底板、队列里喊哑的嗓子、课堂上记笔记到发酸的手腕,都成了这刻的底色。就像警服上的蓝与白,少了哪样,都不完整。

      时光像操场边的梧桐树,春去秋来,叶子绿了又黄,周而复始,却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刻下了岁月的痕迹。蝉鸣最盛的七月,阳光把地面烤得滚烫,空气里弥漫着燥热的气息,警校的梧桐树下却落满了金黄的叶子,像是提前迎来了秋天,带着种离别的伤感。

      我们要毕业了。

      我在宿舍收拾行李,铁架床被晃得“咯吱”响,像是在抗议这突如其来的分别。床板上有个歪歪扭扭的“302”,是林晓刚入学时用钉子划的,那时他还不好意思跟我们说话,总是低着头,像只受惊的小鹿。就趁着大家去训练,偷偷在床板上刻下了宿舍号,一笔一划,格外认真,像是在宣告某种归属。现在那划痕里积了些灰尘,用手指一抹,就能看见清晰的印记,像刻在我们心里的故事。

      “还留着这破板子?”林晓从外面进来,把一个军绿色的挎包扔过来,包带磨得有些发白,边缘还缝了几针,是他自己补的。我接住时,听见里面传来“哐当”的轻响,打开一看,是他常穿的那件印着“劳动最光荣”的搪瓷缸,缸口磕了个小豁口,是上次篮球赛时被球砸的,他一直没舍得扔。“俺爹来信了,”他往我床上一坐,床板又“呻吟”了一声,“说县公安局给俺留了位置,等俺回去报到呢。”他说着,眼睛里带着点期待,又有点不舍。

      王超正蹲在地上打包书本,牛皮纸被他折得方方正正,棱角分明,用麻绳捆成一摞,整整齐齐地靠墙放着。《犯罪心理学》的扉页从书堆里露出来,上面有刘老师去年写的“法理之外,还有人情”,钢笔字透着温润的墨香,被他用透明胶带小心地粘过,边角却还是微微卷起,像是被无数次抚摸过。他一边打包,一边嘴里数着:“刑法一本,刑诉一本,案例汇编三本……”像是在和每一本书告别。

      赵磊抱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警服走进来,阳光透过窗户落在他头上,给那乌黑的头发镀了层金边。那是他第一次领到的警服,藏蓝色的布料已经有些褪色,袖口磨出了细细的毛边,左胸的警号被洗得发白,却依旧能看清上面的数字——那是他刚穿上警服时,对着镜子看了又看,摸了又摸的宝贝,睡觉时都想穿着。他把警服轻轻放在我的床上,指尖在毛边处摩挲着,像是在与一段时光告别:“俺想回俺们乡派出所,就像王警官那样,守着一条街、一片巷,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离老百姓近点,心里踏实。”

      我摸着那件警服,布料上还留着阳光晒过的温度,粗糙的质感里,藏着我们一起训练的汗水,一起熬夜的灯光,一起欢笑的瞬间。突然想起入学那天,赵建国学长在迎新会上说的话。那天他站在主席台上,穿着笔挺的警服,声音洪亮如钟:“你们记住,警服不是穿给别人看的,是穿给自己心里的。穿上它,就得对得起肩上的星,对得起老百姓盼平安的眼神。”当时不懂,只觉得警服威风,帅气,如今指尖划过粗糙的布料,才品出那话里的分量,沉甸甸的,像责任,像担当。

      我从抽屉里拿出个铁盒子,是刚入学时买的饼干盒,上面印着只卡通小熊,已经有些褪色。现在里面装着这两年攒下的零碎物件:王教官给的弹壳,是去年打靶训练时,他看我总打偏,特意捡了枚没炸的弹壳,在上面刻了个小小的“准”字,说“心准了,枪就准了”;雪地里捡的冰晶,是元旦晚会那天,林晓陪我在操场堆雪人时,从树枝上摘下的,被我小心地冻在冰箱里,后来化成了水,又被我倒进小玻璃瓶,现在瓶壁上还留着水痕,像眼泪,也像星光;模拟案件时的照片,是王超用他那台旧相机拍的,照片上我和赵磊正为“嫌疑人的动机”争得面红耳赤,林晓在旁边举着笔记本笑,阳光落在我们脸上,亮得晃眼;还有赵磊送的苹果核雕刻的小玩意,是他花了三个晚上刻的,说是“平安符”,上面歪歪扭扭地刻着“302”,边缘还扎手,却被我一直带在身边。

      我把铁盒子盖好,放进背包最底层,像藏起了一段时光。抬头看向窗外,梧桐树的叶子还在往下落,一片接一片,像是在数着离别的日子。远处的训练场上,新生们正在练队列,“一二一”的口号声顺着风飘过来,整齐而响亮,像极了我们刚入学时的样子。

      赵磊突然站起来,往门外走:“走,咱再去打场球吧!最后一场,302对全校!”他的声音里带着点故作的轻松,却掩不住眼底的伤感。

      王超推了推眼镜,嘴角难得地弯了弯:“算我一个。”

      林晓拿起水壶:“我去打水。”

      我抓起床上的篮球,那篮球被我们拍了两年,表面已经磨得有些光滑,却还带着我们手心的温度,熟悉的触感让心里一阵发酸。跟着他们往外走时,我回头看了一眼床板上的“302”,阳光正好落在那串数字上,像是给它镀了层金边,温暖而耀眼。

      操场的水泥地上,我们四个站成一圈,篮球在手里传来传去,“咚咚”的声音像是在敲打着回忆。赵磊的笑声还是那么响,震得人耳朵疼;王超的眼镜还是会反光,看不清他的眼神;林晓的双手还是习惯性地在肩头轻轻晃动,带着点紧张,又带着点不舍。阳光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交叠在一起,像我们刚入学时那样,谁也分不清谁是谁,仿佛从未有过分别的预兆。

      “传球!”赵磊大喊一声,纵身跃起,篮球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稳稳地落在他手里。他转身投篮,球却砸在了篮板上,弹了回来,滚到了操场边。没有人去捡,我们只是站在原地,看着那个篮球慢慢停下,像个疲惫的旅人。

      “以后不管在哪儿,”赵磊突然停下,把篮球抱在怀里,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磨损的球面,认真地看着我们,眼睛里的光比阳光还要亮,“302永远是302,对吧?”

      我握紧了手里的篮球,感觉那熟悉的重量里,装着我们在刑法课上的争论,装着雪地里互相搀扶的脚印,装着电影放映时的笑声,装着元旦晚会上的饺子香,还有那些说不出口,却刻在心里的约定。我从口袋里掏出那枚王教官给的弹壳,放在手心:“这个弹壳,我带了两年。以后不管遇到啥难事儿,摸一摸它,就想起靶场上学的道理——心稳了,啥都稳了。咱们都得好好的,做个对得起这身警服的警察。”

      赵磊突然上前一步,抱住了我们,力气大得像要把人揉进骨子里:“都给俺好好的!过年要是能聚,咱还来这操场打球,还吃林晓娘做的平安符,还听王超讲那些大道理!”

      “好!”我们异口同声地回答,声音里带着哽咽,却充满了力量。

      远处的哨声又响了,短促而响亮,这一次,不像训练时的催促,不像集合时的命令,倒像是在为我们送行,为这段藏蓝的青春,为这段永不褪色的情谊。

      我们最后看了一眼这个操场,看了一眼篮球架,看了一眼那些倔强的野草,然后转过身,朝着不同的方向走去。
      后来的日子里,我们很少见面,却总在不经意间想起彼此。我在处理邻里纠纷时,会想起赵磊说的“赢要痛快,输要敞亮”;王超在分析案情时,会提起林晓观察细节的本事;赵磊在调解矛盾时,会念叨王超讲的法理人情;林晓在整理卷宗时,会摩挲着那个布包,想起我们在球场上的样子。

      有一年冬天,下了场大雪,像极了我们雪地越野那天。我值完夜班,站在派出所门口,看着漫天飞雪,突然收到赵磊的电报,只有八个字:“302,一切安好,勿念。”

      我握着电报,站在雪地里笑了,眼角却有温热的液体滑落,瞬间在脸上结成了冰。我知道,无论我们走多远,无论我们在哪个岗位上,302的故事,永远都在继续。就像那枚弹壳,永远带着靶场的温度;就像那朵绣在作训服上的梅花,永远开在藏蓝的青春里;就像我们心里的约定,永远不会褪色。

      因为我们是警察,是战友,是302的兄弟。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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