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问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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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针对林景澜，来自一位心理学家：“林景澜先生，您提到重新学习‘自然’反应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什么帮助最大？是药物治疗，心理治疗，还是人际关系？”
林景澜看向温叙礼，然后回答：“人际关系。药物治疗帮助稳定生理状态，心理治疗提供理论框架，但真正让我重新连接真实感受的，是和信任的人相处时的体验。比如，当我紧张时，温叙礼不会要求我‘控制心跳’，而是说‘没关系，紧张是正常的’。这种接纳，比任何技巧都重要。”
第三个问题针对谢婉研，来自一家德国研究所的负责人：“谢博士，您的草案要求建立国际监督机制。但各国法律和文化差异很大，如何确保这样的机制不会成为某些国家干涉他国内政的工具？”
谢婉研显然预料到了这个问题：“公约将设立多方参与的监督委员会，成员包括科学家、伦理学家、法律专家和公民代表，确保多元视角。机制的重点是信息共享和早期预警，而不是惩罚性干预。当一个项目出现伦理风险时，委员会将首先提供咨询和协助，只有在严重违规且该国无法自行处理时，才会考虑其他措施。”
问答继续。大多数问题专业而理性，但也有一些暗藏锋芒。
终于，马丁·克劳斯举起了手。施耐德教授点头示意。
“克劳斯先生，莱克斯制药CEO，委员会观察员。”
克劳斯站起来，面带微笑：“首先，感谢三位的分享，非常感人。但我有一个根本性的疑问：你们的整个陈述基于一个前提——零域的做法是错的，强制同步是恶的。但有没有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强制同步是有益的？比如治疗严重的社交障碍，或者帮助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重建人际连接？”
他顿了顿，环视全场：“科学史上，许多最初被视为‘危险’或‘不伦理’的技术，后来都被证明对人类有巨大益处。如果我们过早设置严格限制，是否会扼杀创新的可能性？”
问题抛出，会场气氛陡然紧张。这正是那份企业声明背后的核心理念：为了创新，可以接受一定的风险；为了进步，可以放宽伦理边界。
温叙礼感到林景澜的手在身边微微握紧。他正准备回答，但谢婉研先开口了。
“克劳斯先生，您提出了一个经典的技术功利主义观点：只要能带来净收益，手段可以放宽。但历史告诉我们，当‘净收益’的评估权掌握在技术掌控者手中时，弱势群体的利益往往被牺牲。”
她的声音冷静而有力：“零域最初也声称他们的研究是为了‘治疗社交障碍’、‘增强人类潜能’。但在实际操作中，他们将这些技术用于思想控制和个人操纵。为什么？因为一旦你拥有了强制同步他人的能力，就很难抵抗滥用这种能力的诱惑。”
谢婉研直视克劳斯：“您问是否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强制同步是有益的。我的回答是：也许从短期效果看，某些个案可能受益。但从长期看，任何基于强制和操纵的技术，最终都会腐蚀人际关系和社会信任。因为信任的前提是自由选择，而强制同步剥夺了这种自由。”
她转向全场：“科学创新很重要，但创新不能以牺牲人的尊严为代价。否则，我们创造的不是更美好的未来，而是更精致的牢笼。”
掌声再次响起，这次更热烈。克劳斯依然保持微笑，但眼神中闪过一丝锐利。
问答环节又持续了二十分钟，问题涉及技术细节、法律框架、实施时间表等各个方面。温叙礼、林景澜和谢婉研分工合作，回答得有条不紊。
中午十二点，施耐德教授宣布休会，下午两点继续，届时将开始公约草案的具体讨论。
走出会议室时，温叙礼感到一种虚脱般的疲惫，但同时也有一丝释然。最艰难的陈述部分完成了，而且完成得不错。
在走廊里，他们被几位科学家围住，表达支持和进一步交流的意愿。其中一位是剑桥大学的神经伦理学家，她激动地说：“你们的证词将改变这个领域的研究方向。太重要了。”
还有一位来自日本的年轻研究员，用不太流利的英语说：“我在研究人际神经同步，一直担心伦理问题。今天，我找到了方向。”
这些反馈让温叙礼感到，他们的努力确实有意义。
午餐安排在万国宫内部餐厅的小包厢。施耐德教授和他们一起用餐，脸上带着满意的神色。
“表现非常好。”他说，“特别是回应克劳斯的那段，直接击中了要害。下午的讨论会更技术性，但你们的开场已经奠定了基调：这不是纯粹的理论辩论，而是关系到真实的人、真实的生活。”
吃饭时，温叙礼注意到林景澜吃得很少。
“不舒服？”他低声问。
“只是……信息量太大。”林景澜说，“需要时间消化。”
谢婉研看向他：“下午你可以休息，不需要全程参与技术条款的讨论。”
林景澜摇头：“我想在场。即使听不懂所有内容，也想在场。”
温叙礼理解这种感觉。这是他们的战斗，他们需要见证全过程。
午餐后，他们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施耐德教授去准备下午的会议，谢婉研去和几位支持公约的科学家会面，温叙礼和林景澜在万国宫的花园里散步。
一月的日内瓦很冷，但阳光很好。花园里几乎没人，只有几只水鸟在湖边踱步。
“你在想什么？”温叙礼问。
林景澜沉默了一会儿：“在想之前。如果我当时选择告诉J真相——告诉他我已经对任务产生了真实情感，会发生什么？”
“他会调整策略，或者替换你。”
“也许。但也许，一切就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一步。”林景澜停下脚步，看着湖面，“有时候我在想，我们的‘成功’是不是建立在太多代价之上：你母亲的去世，谢婉研父亲的囚禁，还有那些在零域被伤害的其他人……”
温叙礼也看向湖面。阳光在水面上碎裂成千万片光斑，明亮而刺眼。
“我父亲是历史学家。”他突然说，“他常跟我说，历史不是英雄创造的，而是无数普通人在特定条件下选择的总和。有些选择带来好的结果，有些带来坏的结果，但很少有人能预见所有后果。”
他转向林景澜：“我们做了当时能做的选择。也许不完美，也许有遗憾，但至少，我们现在在这里，试图阻止更多错误的发生。这本身就是对过去代价的一种回应。”
林景澜点点头，呼出的气息在冷空气中凝成白雾。
“你说得对。”他说，“而且，至少我们还有未来可以改变。”
他们继续散步，安静地享受这短暂的平静。花园的尽头是一排银杏树，叶子早已落光，但枝干在蓝天映衬下形成优美的线条。
温叙礼想起母亲的胸针，想起银杏象征的希望。
下午的会议准时开始。如施耐德教授所说，讨论变得更加技术性：如何定义“意识科学研究”的范围，如何建立知情同意的具体标准，监督委员会的组成比例，违规行为的认定程序……
温叙礼努力跟上讨论，但很多法律和行政细节超出了他的知识范围。不过没关系，谢婉研和施耐德教授主导着这部分讨论，他们只需要在场，作为个人经历的见证者。
会议进行到下午四点时，一位来自美国的委员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公约如何应对国家主权问题？如果一个国家坚持开展我们认为不符合伦理的研究，我们有什么实际手段阻止？”
讨论陷入僵局。确实，国际公约缺乏强制执行能力，这是所有国际法面临的共同挑战。
就在此时，林景澜突然举手了。施耐德教授有些意外，但还是示意他发言。
“对不起，我不太懂法律细节。”林景澜站起来，声音不大但清晰，“但我想说，公约最重要的可能不是惩罚违反者，而是为那些不愿意违反的人提供支持。”
他顿了顿，整理思路：“在零域，很多人知道那些研究有问题，但他们不敢说，因为觉得自己孤立无援。如果有这样一个国际公约，有这样一个监督委员会，那么下一个‘温叙礼’或‘林景澜’在发现问题时，就知道可以向谁求助，就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简单的道理，但直指核心。公约的威慑力不仅在于事后惩罚，更在于事前支持——为良心科学家提供后盾，为举报者提供保护。
会场里一阵低语，几位委员点头表示认同。
“很好的角度。”施耐德教授说，“我们可以增加相关条款：委员会将建立伦理咨询热线和举报者保护机制，为各国研究人员提供支持。”
讨论继续，但气氛有了微妙变化——从纯粹的技术性辩论，回到了最初的人本关怀。
会议在下午六点结束。第一天的工作完成了超过预期，公约草案的大纲已经确定，核心原则得到广泛支持，只剩下一些细节需要后续会议讨论。
走出万国宫时，天色已暗。城市的灯光亮起，倒映在湖面上，像另一片星空。
在回酒店的车上，三人都很沉默。一天的紧张释放后，疲惫如潮水般涌来。
回到房间，温叙礼脱下西装，倒在床上。手机上有几条信息：陈静仪发来的“为你骄傲”，几个南大同学的问候，还有一条陌生号码的信息，只有一句话：“陈述很精彩，但战争刚刚开始。”
温叙礼盯着那条信息看了几秒，然后删除。也许是支持者，也许是反对者，不重要了。
有人敲门，是林景澜。
“睡不着，”他说，“也不想一个人待着，还有，我想你了。”
温叙礼眸色暗了暗，侧过身让他进来。两人坐在窗边的沙发上，看着窗外的夜色。
“今天，当我说那些经历时，”林景澜轻声说，“我其实很害怕。害怕别人不相信，害怕被当成疯子，害怕被质疑动机。”
“但你还是说了。”
“因为不说更可怕。”林景澜转头看他，“沉默才是最大的背叛——背叛真相，背叛那些还没被救出来的人。”
温叙礼想起自己曾经的选择：是向上级报告林景澜的双重叛变，还是启动叛逃协议，他选择了后者，选择了信任，
选择了共同面对真相。
那也许是他人生中最正确的选择。
作者有话说
第45章 问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