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端叛逃协议》吮碎

46、反响

　　“明天有什么安排？”林景澜问。
　　“施耐德教授说，明天上午是媒体发布会，下午开始起草具体条款。”温叙礼看了眼日程，“之后的几天，会有分小组的专题讨论：技术标准组、法律框架组、实施机制组。我们需要参加一些，但不是全部。”
　　“然后呢？”
　　“然后，草案会提交给联合国相关机构，开始正式的公约制定程序。这个过程可能很长，几个月，甚至几年。”温叙礼说，“但施耐德教授说，有了今天的良好开局，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林景澜点点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等这里的事情告一段落，我想回南城看看我妈。她一个人在餐馆，不知道怎么样了。”
　　“我也想去看看。”温叙礼说，“还有，我想去天文台看看。好久没去了。”
　　“带着心跳记录仪去。”林景澜突然笑起来，“看看在星空下，我们的心跳会是什么样子。”
　　这个简单的想象让温叙礼也笑了。是的，带着真实的心跳，去看真实的星空。没有监听，没有伪装，只有两个人，和整个宇宙的寂静。
　　窗外，日内瓦的夜色越来越深。但城市的灯光温暖而坚定，像散落在地上的星星。
　　而在那些灯光照不到的地方，新的故事正在酝酿。在某个酒店的套房里，马丁·克劳斯正和几位同行密谈；在网络的暗处，关于今天会议的讨论正在发酵；在南城的监狱里，J正通过律师传达新的指令。
　　但今夜，至少今夜，温叙礼和林景澜可以暂时放下这些，享受片刻的安宁。
　　因为他们已经走完了最艰难的第一步。
　　而明天，第二步即将开始。
　　***
　　清晨七点，日内瓦的细雨敲打着酒店窗户，像无数细小的手指在玻璃上弹奏。
　　温叙礼醒来时，发现林景澜已经在房间里的小桌旁坐着，面前摊开着几张打印纸，手里握着笔，眉头微蹙。窗外灰色的天光给他侧脸镀上一层柔和的轮廓。
　　“这么早？”温叙礼坐起身。
　　“睡不着。”林景澜没有抬头，“我在看昨晚网上关于会议的讨论。”
　　温叙礼走过去，从林景澜肩后看去。打印出来的是社交媒体和科学论坛的讨论节选，有英文、中文、德文，用不同颜色的荧光笔做了标记。
　　“反响比预想的复杂。”林景澜递给他一张纸，“主流科学媒体评价很高，《自然》发了快讯称‘伦理意识的里程碑时刻’，《科学》网站有长篇分析。但专业论坛里分歧很大。”
　　温叙礼快速浏览。确实，在一些神经科学和心理学论坛上，讨论要激烈得多。一部分人完全支持公约，认为零域事件暴露了该领域的巨大风险；另一部分人则认为监管过度会扼杀创新，甚至有人质疑他们经历的真实性。
　　“看这条。”林景澜指着一行德文评论，下面有手写的翻译：“‘完美的心跳数据？听起来更像小说情节而非科学案例。需要有独立的第三方验证他们的所有说法。’”
　　“还有这个，”他又指向另一条英文评论，“‘即使故事完全真实，也不能从一个极端案例推导出普遍监管的必要性。零域是犯罪组织，合法研究机构不会那样做。’”
　　温叙礼放下打印纸。这些反应并不意外，但亲眼看到时，仍然有种被审视的不适感。
　　“今天上午的媒体发布会，这些问题肯定会提出来。”林景澜说，“施耐德教授昨晚发邮件说，报名参加的记者超过一百人，其中有些是专门报道争议性科学话题的，提问会相当尖锐。”
　　敲门声响起，是谢婉研。她看起来休息得不错，手里拿着平板电脑。
　　“早，我猜你们已经看到网上的讨论了。”她走进来，把平板放在桌上，屏幕上是数据分析图表，“好消息是，主流舆论正向倾斜。坏消息是，专业圈内的质疑声比预想的大。这部分人的意见会影响公约在学术界的接受度。”
　　她调出另一张图表：“克劳斯那边也没闲着。昨晚他接受了《华尔街日报》的电话采访，今天早上文章就出来了。标题是：‘监管还是扼杀？神经科技企业警告伦理公约可能阻碍创新’。”
　　温叙礼接过平板，快速浏览文章。克劳斯的论点包装得很巧妙：他首先“深切同情”温叙礼和林景澜的经历，强调莱克斯制药“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人体实验滥用”，但随即话锋一转，提出“过度监管”的风险——可能会让欧洲在神经科技竞赛中落后于美国和中国，可能让有潜力的初创公司因为合规成本过高而夭折，可能让真正需要帮助的患者无法获得创新疗法。
　　“典型的转移焦点策略。”谢婉研评价，“不直接否认问题的存在，但把解决方案引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更宽松的监管，更多的行业自主权。”
　　“我们今天需要回应吗？”林景澜问。
　　“需要，但要以建设性的方式。”谢婉研说，“施耐德教授建议我们强调公约的‘支持性’而非‘惩罚性’面向。重点是建立清晰的伦理框架，让研究者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而不是一味限制。”
　　她看了看时间：“媒体发布会十点开始，还有两小时准备。早餐会送到房间，我们边吃边讨论策略。”
　　早餐送来了，比昨天丰盛些，还有专门为林景澜准备的热牛奶——谢婉研注意到他昨晚几乎没怎么睡。
　　“针对几个关键质疑，我想了应对方案。”谢婉研切开她的煎蛋，“第一，关于经历真实性的问题。施耐德教授已经联系了南城方面，专案组同意提供部分不涉密的技术报告和物证照片，用于证明监听设备和药物的存在。”
　　“第二，关于从个案推导普遍性的问题。我们需要强调，零域不是孤例，而是商业化压力下可能出现的极端表现。我整理了过去五年涉及神经科技伦理争议的十三个案例，从轻度违规到严重侵权，形成一个连续谱系。零域处于最严重的极端，但不是凭空出现的。”
　　“第三，关于创新阻碍的问题。这是克劳斯的主攻方向，也是我们最需要谨慎回应的。不能简单说‘创新不重要’，那会显得反科学。我们要说的是：‘创新需要方向，伦理提供方向’。”
　　她打开一份文件：“我父亲和温婉阿姨的早期研究就是最好例证。他们在严格的伦理框架下工作，没有追求短期商业应用，而是专注于基础机制。结果呢？他们的理论比零域的技术更深刻、更有潜力。因为真正创新的科学，不是绕过伦理走捷径，而是在伦理边界内寻找突破。”
　　温叙礼思考着这些论点。谢婉研准备得很充分，但媒体环境与学术会议不同——记者需要简洁有力的引语，需要情感共鸣点，需要能上标题的金句。
　　“我想补充一点。”林景澜突然说，声音很轻但清晰。
　　两人看向他。
　　“关于为什么需要监管。”林景澜放下牛奶杯，“因为当技术能直接触及人的思想、情感、记忆时，权力关系就彻底改变了。在过去，最专制的统治者也只能控制人的行为；但现在，技术有可能控制人的内心。这种力量如果不受约束，比历史上任何武器都更危险。”
　　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寻找合适的表达：“这不是限制创新，这是定义创新的底线——我们创造的技术，应该让人更自由，而不是更受控制；应该增强人性，而不是削弱人性。”
　　房间里安静了几秒。
　　“这段话，”谢婉研说，“就是今天媒体发布会需要的核心信息。简单，深刻，易于传播。”
　　温叙礼看着林景澜。三个月的治疗和恢复，改变的不仅仅是林景澜的心跳规律，还有他理解和表达世界的方式。那个曾经需要用完美伪装来保护自己的少年，现在能够坦然地用自己的语言说出深刻的见解。
　　“那么分工如下。”谢婉研总结，“温叙礼负责解释科学原理和技术风险，我负责政策框架和国际合作，林景澜负责分享个人体验和伦理反思。但记住，媒体发布会更注重互动，问题可能从任何方向来，我们需要灵活应对。”
　　早餐后，他们各自准备。温叙礼重新翻阅了神经同步的基础研究论文，确保自己能用最通俗的语言解释复杂概念。林景澜则安静地看着窗外，似乎在整理思绪。谢婉研在阳台上打了几个电话，协调南城那边发来的材料。
　　九点半，施耐德教授来接他们。今天他穿着稍微休闲一些的西装，但神情依然严肃。
　　“媒体中心已经准备好了，一百二十个座位全满，还有站席。”他边走边说，“BBC、CNN、法新社、新华社的主要记者都到了。问题清单我粗略看了一下，大约三分之一关于你们的个人经历，三分之一关于公约细节，三分之一关于商业与创新的平衡。”
　　他停下脚步，看着三个年轻人：“记住，记者不是敌人，但也不是朋友。他们是信息传递者，需要吸引人的故事和明确的观点。给出清晰的信息，控制讨论的框架，避免被带到他们预设的叙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