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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第006章 夜半叩门人 ...
腊月二十三,小年的夜,是被炖肉香气腌透了的。那香气有脚,在胡同里慢悠悠地走,踩着谁家窗台挂的干辣椒串,惊起几只麻雀,扑棱棱飞进靛青的暮色里。鞭炮声是冷不丁炸响的——啪!接着便是一串琉璃珠子似的笑声,滚过结了薄冰的地面。
叶葆启值下半夜的班。晚十一点到报社时,门卫张大爷正对着一碟花生米独酌。花生米炸得焦黄,在十五瓦灯泡下泛着油光,像一排排小棺材,装殓着最后的香气。
“葆启,来一口?驱驱寒。”张大爷的舌头被酒泡得有些大,话在嘴里滚了几个来回才吐出来。
“不了张大爷,还得值班。”叶葆启笑笑,呵出的白气在寒夜里开成一朵昙花,瞬间败了。
“今儿小年,也不歇歇?”张大爷用两根手指——那手指粗得像胡萝卜——拈起几颗花生米,递过来时,叶葆启看见他指甲缝里嵌着黑泥,是岁月的沉淀。
叶葆启接过,剥了吃。花生衣粘在舌尖上,涩涩的,像日子本身。“干咱们这行,没年没节。”
上楼时,楼道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那心跳声被墙壁放大,咚咚,咚咚,像是谁在远处敲着一面蒙了牛皮的鼓。其他部门都灭了灯,只有群工部的灯还亮着——昏黄的一团,从门缝里渗出来,在地上淌成一条浅浅的河。
推开门,解平生已经在了。他正守着铁炉子烤红薯,佝偻的背影在墙上投出巨大的影子,那影子随着炉火跳动,一忽儿长,一忽儿短,像个不安分的魂。
“葆启,快来,红薯快好了。”解平生头也不回,用火钳翻动着。那火钳是黑的,尖头却烧得发白,像野兽的牙齿。
炉子上的红薯烤得表皮焦黑,裂开一道道口子,露出里面金黄的瓤。热气从裂缝里钻出来,带着甜香,那香气稠得像蜜,黏在人的鼻腔里不肯走。叶葆启搬了椅子坐下,两人就着炉火剥红薯。红薯瓤烫手,他们便倒着手吹气,像捧着两团小小的、滚烫的太阳。
“真甜。”叶葆启说。甜味从舌尖一直滑到胃里,暖意便从胃里生出来,沿着血管往四肢走。
“老家带来的,红心薯。”解平生吃得满手黑,那黑色钻进掌纹里,像写满了命运的密语,“小时候,冬天就盼着烤红薯。用柴火灰煨的,比这香。”
正吃着,电话响了。铃声在深夜里格外刺耳,像一把锥子扎进寂静里。解平生接起来:“你好,夜间记者站……哦,李大姐,您慢慢说……”
是个老太太,说楼上夫妻吵架,摔东西,吓得她心脏病要犯了。解平生记录,然后给派出所打电话。他的声音在电话线里变得扁平,失了厚度,像纸片人在说话。处理完,红薯也凉了,表皮结了一层糖霜似的硬壳。
“这年过的,”解平生摇头,摇落几缕灰白的头发,那头发飘进炉火里,滋啦一声,化作青烟,“都不消停。”
“越是年节,事越多。”叶葆启把红薯皮扔进炉子,火焰猛地蹿高,舔舐着那黑色的残骸,发出满足的叹息,“心里憋屈,借酒浇愁,一喝多就闹事。酒是胆,也是祸。”
凌晨一点,没什么事了。解平生靠在椅背上打盹,眼皮渐渐沉下去,像两扇被雨水泡胀的旧门。叶葆启翻开一本《内海市志》,看得很入神。书页泛黄,边缘卷起,像秋天梧桐的叶子。他喜欢看地方志,那里面记录着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哪条街原来是什么,哪座桥是谁建的,哪个名人在这里住过。字是铅印的,摸上去有微微的凸起,像土地的脉搏。
正看到“河浮桥”那章,突然,楼下传来“咣咣”的砸门声。
那声音不是敲,是砸。是用整个身体在撞,是用全部的生命在抗议。很响,很急,一声接一声,像要把铁门砸碎,要把这沉沉的夜砸出一个窟窿来。
解平生惊醒,眼睛睁开的刹那,瞳孔里还残留着梦的碎片:“怎么了?”
叶葆启放下书,走到窗边往下看。楼下大门口,一个老人正在用拳头砸铁门。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长得越过马路,爬上对面的墙。老人边砸边喊:“开门!里面有人吗!”
声音苍老,像枯树枝在风里摩擦,但中气十足,每个字都砸在地上,能砸出坑来。
“我去看看。”叶葆启说。
“小心点,万一是个疯子。”解平生也站起来,把火钳握在手里——那火钳此刻成了武器,尖头闪着寒光。
两人下楼。楼梯是水泥的,踏上去有空洞的回响,像走在什么巨兽的腔子里。张大爷已经开了门,老人冲进来,身后还跟着几个中年男女,都怒气冲冲的,脸在灯光下扭曲成奇怪的形状。
“记者在哪儿?”老人进门就问,直往楼梯口走。他的脚步很重,每一步都像是要把地板踩穿。
“老爷子,您找哪位记者?”张大爷拦住后面的人,手臂张开,像一只护巢的老母鸡。
“我找值班记者!”老人不回头,噔噔噔往楼上走。他的背挺得笔直,像一杆旗,一面就要被风扯破的旗。
叶葆启和解平生在楼梯口迎上。老人看见他们,眼睛一亮——那亮不是灯火的亮,是火星子,是就要熄灭的炭火在风里最后的挣扎。他没走直线,而是绕了个弧线,边走边从腰间掏东西。
解平生脸色一变,挡在叶葆启前面。叶葆启也紧张起来——这架势,像要掏凶器。他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咚咚,擂鼓似的。
老人终于掏出来了——不是刀,不是棍,是一张卡片。他举到叶葆启面前,手在颤抖,那颤抖传到卡片上,卡片便也跟着抖,像一片风中的叶子。
“看看!看看!”老人说,每个字都带着唾沫星子,喷在叶葆启脸上,热烘烘的。
叶葆启接过,是张“老年优待证”,街里发的。照片上的老人皱着眉,很严肃,眼神里有种不容置疑的东西,像审判。
“老爷子,您有什么事?”叶葆启尽量温和,声音放软,像哄孩子。
老人不回答,只是喘着粗气。那喘息声很重,拉风箱似的,从喉咙深处扯出来。他的脸色煞白,白得像糊窗户的纸,能透出后面青色的血管来。后面的中年男女跟上来了,一个中年女人说:“记者同志,对不起,我爸他……”
“你闭嘴!”老人回头吼了一句,那吼声像闷雷,在楼梯间里滚来滚去。然后他盯着叶葆启,眼睛睁得很大,眼白上布满了血丝,像一张破渔网,“我问你,今天的《内海都市报》,为什么没给我送?”
叶葆启一愣:“没送报纸?”
“对!没送!”老人声音更大了,震得楼梯间的灰尘簌簌往下落,“我从下午等到晚上,报箱空的!一天不看报,我浑身难受!像有蚂蚁在骨头里爬!”
解平生松了口气,笑了——那笑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干巴巴的:“老爷子,就为这个?”
“就为这个?”老人瞪眼,眼珠子几乎要从眼眶里蹦出来,“这是大事!我订了二十年报,一天没落过!二十年啊,七千三百天!今天为什么没送?为什么?”
叶葆启明白了。这是个老读者,把看《内海都市报》当成了生活的一部分,一天不看,就像缺了什么——不是缺了报纸,是缺了一天,缺了生命中的二十四小时。那报纸是他和世界的脐带,一天不连通,他就成了孤岛。
“老爷子,您别急。”叶葆启说,“我这儿有今天的报,给您一份。”
他回到办公室,从桌上拿起自己那份晚报——还没来得及看。纸还是温的,油墨味儿钻进鼻孔,是熟悉的、让人安心的味道。
递给老人。
老人接过,双手捧着,像捧着一件圣物。他翻开,看了看日期,又看了看头版标题,嘴唇翕动着,无声地念着什么。然后他长出一口气,那口气很长,把身体里的紧张、愤怒、不安都吐了出来。脸色缓和了,像解冻的土地,有了些许生气。
“谢谢。”他说,居然抬手敬了个礼,很标准,手臂绷得笔直,指尖贴在斑白的鬓角上。那姿势里有种庄严的东西,让人想起仪式,想起誓言。
然后转身就走,干脆利落,像完成了什么重大使命。中年男女们赶紧跟上,脚步杂乱,像一群受惊的麻雀。
一行人下了楼。叶葆启和解平生从窗户往下看,见老人被扶上一辆面包车。车是银灰色的,在路灯下像一条疲倦的鱼。车门关上,发动,尾灯亮起两点红,慢慢游进夜色深处。
“这老爷子,”解平生摇头笑,笑纹从眼角漾开,像石子投入死水,“够厉害的。”
“是个认真的人。”叶葆启说。他想,认真到偏执,偏执到可爱,可爱到可敬。
张大爷上来了,手里还端着那碟花生米,不过已经凉了,油凝在表面,白花花的一层。“问清楚了。老爷子姓姜,退休干部,住海西区。今天投递员漏送了,老爷子晚饭都没吃,把儿子闺女都叫来,非要来报社问个明白。说这是原则问题,不能含糊。”
“投递员为什么漏送?”
“说是新手,不熟悉路线。”张大爷往嘴里扔了颗花生米,嚼得嘎嘣响,“已经批评了,明天补送。可老爷子等不及啊,说今天的事今天必须了。老了老了,倒活回去了,像个孩子。”
叶葆启点点头,回到桌前。他翻开值班本——那本子已经很旧了,边角卷起,纸页发黄,记录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他拿起笔,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像春蚕食叶:
“1月17日凌晨1时20分,姜姓老人因未收到当日《内海都市报》来社反映。情绪激动。经协调,补送报纸。老人满意离开。”
写到这里,他停笔想了想。一天没收到报纸,就半夜砸门,这听起来有些夸张,像戏文里的故事。但换个角度想,一个老人,把看报当成了每天的精神寄托,这份坚持,这份认真,难道不值得尊重吗?在这个什么都讲究“差不多”的时代,这种“差一点也不行”的劲头,反倒成了稀罕物。
他在后面加了一句,用力地写,笔尖几乎要划破纸背:
“读者对报纸的信任,是我最大的财富。那信任薄如纸,却重如山。”
写完,他看看表,凌晨两点。炉火弱了,只剩下一团暗红的心子,在灰白的煤渣里苟延残喘。屋里冷下来,冷气从脚底往上爬,像藤蔓,缠住人的腿、腰、胸,最后扼住喉咙。他添了块煤,煤块滚进炉膛,惊起一片火星,那火星子飞舞着,像夏夜的萤火虫,转瞬即逝。
然后倒了杯热水,慢慢喝。水很烫,烫得舌尖发麻,但烫得舒服,烫得让人确信自己还活着。
解平生已经睡着了,发出轻微的鼾声。那鼾声有节奏,一起一伏,像潮水。叶葆启没有睡意,他翻开《内海市志》,继续看“河浮桥”那章。
原来,河上最早没有桥,只有浮桥——用船连起来,铺上木板,人车通行。每年开春,冰化了,桥就要拆;冬天,冰封了,桥又要搭。如此反复,几十年。那些船是旧的,木板是烂的,走上去吱呀作响,像老人的关节在呻吟。可就是这座浮桥,连接了河东河西,连接了无数人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
后来有了铁桥,又有了水泥桥。浮桥消失了,只留在老人的记忆里,像一道褪色的疤痕。
叶葆启想,姜老爷子看报,是不是也像守着一座桥?一座连接他和外部世界的桥?一天不通,就心里发慌,觉得自己被遗弃了,被隔绝了,成了孤岛上的鲁滨逊,只能对着海浪发呆。
凌晨三点,电话又响了。铃声在寂静里格外刺耳,像一根针扎进耳膜。叶葆启接起来,是个年轻女子,哭哭啼啼的,说丈夫打她。她的哭声很破碎,像摔碎的瓷器,一片片的,扎人。叶葆启记录,联系妇联值班室。处理完,天快亮了。
东方的天空开始泛白,那白很淡,像稀释了的牛奶,从藏青的底子上慢慢渗出来。然后变成鱼肚白,又渐渐染上淡淡的橘红——那红很羞涩,只敢在天边抹上一小道,像姑娘脸上的胭脂。城市醒来了,远处传来洒水车的音乐声——是《茉莉花》,悠扬的,在清晨的空气里飘荡,洗去夜的污浊。
七点,白班的同事来了。他们的脸是新鲜的,带着睡眠充足的饱满,像刚出炉的面包。叶葆启交班,骑车回家。车轮碾过路面,发出沙沙的声响,像蚕在食桑。
小年的早晨,胡同里格外热闹。家家户户扫房,擦玻璃,贴窗花。灰尘在阳光里飞舞,金色的,像细碎的金箔。孩子们穿着新衣,跑来跑去,口袋里装着糖,嘴里含着,腮帮子鼓鼓的,说话都含混不清。
回到家,素琴正在扫房。她头上包着毛巾,蓝底白花的,像个村妇。笤帚在她手里舞动,扬起灰尘,那些灰尘在从窗户斜射进来的阳光里起舞,像一场微型的风暴。
“回来了?”素琴放下笤帚,抹了把额头的汗,汗珠在阳光下亮晶晶的,“锅里有豆浆。”
叶葆启喝了豆浆,吃了油条。豆浆是热的,顺着食道滑下去,暖了整个胸腔。小舟醒了,穿着新棉袄,红彤彤的,像个小福娃,又像一团火,能把人的心都烤暖了。
“爸爸,今天小年,咱们吃糖瓜吗?”小舟问,眼睛亮亮的,映着窗外的天光。
“吃,一会儿去买。”叶葆启摸摸儿子的头,头发软软的,像春天的草。
素琴扫完房,开始擦玻璃。叶葆启帮忙,两人一里一外,配合默契。湿抹布在玻璃上划出弧线,水渍流淌,像眼泪。擦到一半,素琴忽然说:“葆启,你说怪不怪,昨天街道办也来了个老人,因为没收到报纸,闹了一下午。”
“哦?”
“姓姜,退休干部,住海西。”素琴说,手里的抹布停下来,水珠一滴一滴往下掉,砸在窗台上,开出小小的水花,“投递员漏送了,老人找到街道,非要我们给说法。我们说这不归我们管,老人不听,坐那儿不走。后来他儿子来接,才劝走。走的时候还念叨:‘规矩就是规矩,定了就要守。’”
叶葆启笑了,笑纹从嘴角漾开:“我昨晚也遇见他了。”
他把半夜砸门的事说了,说得仔细,连老人敬礼的姿势都描述了。素琴听了,又气又笑,手里的抹布攥紧了,水滴滴答答往下淌:“这老爷子,可真够犟的。一根筋,认死理。”
“他是把看报当成了大事。”叶葆启说,手指在玻璃上画着无形的图案,“咱们觉得小题大做,可对他而言,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是仪式,是信仰。没了这份报纸,他的一天就不完整,就像……就像饺子没了馅,只剩皮。”
玻璃擦完了,亮堂堂的,能照见人影。叶葆启看着窗玻璃里的自己——眼袋很重,像两个小小的口袋,装满了疲惫;脸色有些苍白,像褪了色的纸;但眼睛还亮着,那点亮是从深处透出来的,是火种,还没熄灭。
“葆启,”素琴说,声音忽然软下来,像化开的糖,“你最近瘦了。”
“是吗?”
“下巴都尖了。”素琴伸手摸摸他的脸,手指粗糙,有茧,但很暖,“夜班太熬人。黑夜是口井,掉进去就难爬上来。要不跟领导说说,调调?”
“不用。”叶葆启握住她的手,那手很小,被他整个包住,“我撑得住。再说了,夜班有夜班的好,清静,能想事。”
中午,他们包饺子。素琴和面,面粉飞扬,像细雪。叶葆启调馅,猪肉白菜,加了点虾皮,用筷子顺着一个方向搅,搅出黏性,搅出香味。小舟擀皮——虽然擀得歪歪扭扭,薄厚不均,但很认真,小脸绷着,鼻尖沁出汗珠。
包着饺子,叶葆启忽然说:“素琴,等咱们老了,会不会也像姜老爷子那样,因为一点小事就较真?比如报纸没送,比如电视信号不好,比如孙子没来电话?”
“可能吧。”素琴捏着饺子边,手指灵巧地一捏一折,一个元宝似的饺子就成了,“人老了,世界就小了。原来在意的大事,渐渐不在意了;原来不在意的小事,反而成了大事。因为大事离得远,够不着了;小事就在手边,成了全部。”
“比如?”
“比如今天有没有收到报纸,比如阳台的花开没开,比如孙子来不来电话。”素琴把包好的饺子码在盖帘上,一圈一圈,像盛开的花,白色的花,在竹篾上静静绽放,“这些小事,就是老人生活的全部。它们不是小事,是坐标,是锚点,确认自己还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被彻底遗忘。”
叶葆启沉默了。他想起了父亲。父亲最后那几年,每天就做几件事:看报,听广播,浇花,等他们兄妹回家。有一次,叶葆启忙,两周没回去,父亲没说什么,但母亲后来告诉他,父亲那两周,每天下午都坐在门口,望着胡同口。太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长得像一条路,一条通往虚无的路。
“爸等谁呢?”叶葆启问。
“等你呗。”母亲说,手里的针在头发上蹭了蹭,继续纳鞋底,“又不说,就干等。等到太阳落山,影子没了,才慢慢挪回屋。”
从那以后,叶葆启再忙,每周也要回去一趟。哪怕只坐半小时,说几句话。那半小时对父亲而言,是一周的盼头,是沙漠里的绿洲。
饺子下锅了,翻滚着,白白胖胖的,像一群戏水的白鹅。捞出来,热气腾腾,蘸着醋和蒜泥,一口一个,满嘴香。小舟吃得满脸都是,醋汁顺着下巴往下淌,素琴笑着给他擦脸,手指温柔,像拂去花瓣上的露珠。
吃完饭,叶葆启躺下睡觉。却睡不着,脑子里还是周老爷子那张愤怒的脸,还有父亲坐在门口等待的背影。两张脸叠在一起,渐渐模糊,变成一个象征——所有老人的象征,所有在时间河流边等待的象征。
他起身,拿出采访本——那本子比值班本更旧,页角卷得像秋天的叶子。他拧开笔帽,笔尖悬在纸上,犹豫了片刻,然后落下:
“1993年1月17日。小年夜。姜姓老人因未收到报纸,半夜砸门。看似小事,实为大事——对老人而言,一份报纸,是一天生活的锚,是连接世界的脐带。脐带断了,便是孤岛。
我想起父亲。他晚年时,每天最重要的事就是等我们回家。我们觉得只是回家看看,对他来说,却是全部的期盼。那期盼有重量,压弯了他的脊梁,却撑起了他的日子。
人老了,世界就小了。小到一份报纸的送达,一个电话的铃声,一次子女的探望,都能牵动全部情绪。情绪是放大镜,把小事放大成山,把瞬间拉长成永恒。
作为记者,我记录过太多大事:工程事故、□□、自然灾害。但也许,真正重要的,是这些‘小事’——那些构成普通人日常的、微小的悲欢。它们是历史的毛细血管,不显眼,却遍布全身,输送着生活的血液。
素琴说得对,善良比真实更重要。对姜老爷子,一份报纸就是善良;对父亲,一次探望就是善良。善良是具体的,是一碗热汤,是一句问候,是一份准时送达的报纸。
今夜还有夜班。不知道又会遇到什么人,什么事。但我想,我会更耐心些。因为我知道,每一件看似荒诞的小事背后,都可能藏着一个老人全部的世界。那世界很小,小如芥子;也很大,大如须弥。
窗外天色渐暗,又要入夜了。夜是口井,但我愿意做井底的那只蛙,守着这一小片天,听每一滴落下的水声。那水声是故事,是人生,是无数个姜老爷子在时光里的回响。”
合上本子,他走到院里。天阴着,铅灰色的云低低地压下来,可能要下雪。邻居家的收音机开着,在播京剧,《空城计》,诸葛亮的唱腔悠长:“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那声音穿过墙壁,穿过暮色,飘过来,带着岁月的包浆。此时此刻,隔壁院儿赵同的爷爷赵振鹏估计只张嘴不出声,跟着收音机里的声音唱起了“双簧京剧”。
他站着听了一会儿。雪花真的开始落了,很小,很轻,像谁在天上撕棉絮。一片雪花落在他的睫毛上,瞬间化了,凉意渗进眼睛里。
然后回屋,穿上外套。外套是深蓝色的,洗得发白,袖口磨出了毛边。
“又去值班?”素琴问,手里在织毛衣,毛线是枣红色的,在灯下泛着暖光。
“嗯。”
“晚上包饺子,我给你留着。”素琴说,没抬头,手指飞快地动着,针尖闪着银光,“韭菜鸡蛋的,你爱吃。”
“好。”
走出胡同,街上张灯结彩,已经有了年味。商店门口挂起了红灯笼,灯笼在风里摇晃,像一颗颗跳动的心脏。小贩在卖年画、春联、鞭炮。年画上的门神怒目圆睁,秦叔宝和尉迟恭,一左一右,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平安。孩子们围着看,眼睛里闪着光,那光纯净,像清晨的露珠。
叶葆启骑上车,汇入车流。他知道,前方,报社大楼的灯火还在等着他。那灯火在夜色里,是一小团橘黄,是黑暗海洋里的灯塔。今夜,还会有电话,还会有人来访。电话铃会刺破寂静,来访者的脚步会在楼梯上响起空洞的回音。
但他不再觉得这是负担。因为每一个电话,每一次来访,都是一个故事,一段人生。而他,是这些故事的记录者,是这些人生的见证人。他的笔是刀,剖开生活的表皮,露出里面的血肉和筋骨;也是针,缝合那些破碎的,抚平那些褶皱的。
车轮碾过积雪融化后的湿漉漉的路面,发出沙沙的声响。这声响,和他笔尖在纸上的沙沙声,奇妙地重合在一起。都是记录。都是生活。生活是一条河,他是河上的摆渡人,渡人,也渡己。
雪下大了,雪花扑在脸上,凉丝丝的。他抬起头,看见无数雪花从无尽的黑暗中落下来,旋转着,舞蹈着,每一片都有自己的轨迹,最终却都落向大地,融进泥土,成为来年春天的水分。
就像每一个故事,每一个生命。
他蹬车的脚用力了些。前方的灯火,似乎更亮了些。
作者:赵同
自在之心,不拘一格,比上不足,兴之所至。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乐于折腾,即是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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