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线之上》赵景呈

1、回到采尔马特

　　大四那年过的格外漫长，7月正值盛夏，我却冷得像入土。因为那一年，我失去了一切。

　　一个黑色的星期天，空气压抑的要命，通话界面被医院以及各种亲戚朋友的电话塞满，当我坐着末班飞机来到海边的医院，差一点昏死在地上。主治医生架着瘫软的我，按在冰凉的医院长椅上，贴心的给了我一杯热茶，最后用遗憾的语调宣判了我双亲的死亡。比我想象中的时间更早，我以为可以在年末和他们团聚，共同抵御那份痛苦，因为我甚至连父母的最后一面也未曾见上。

　　父亲来自瑞士，患有VCS（瓦莱冰晶症）医生说他撑过45岁就已经是个奇迹了。

　　我的叔叔婶婶年纪轻轻就已不在人世，但我总以为他能活的久一点，再久一点。

　　父母在海边，他们生活的小房子里安静的走了。母亲舍不得父亲，服了安眠药一起去了。他们都收拾的很体面，只是像睡着了一般。直到有人上门叨扰。最后他们躺在医院冰冷冷的床上，我失去了世上与我关联的一切。

　　医生安慰我说来日方长，日子总要往前看，虽知道他是好心，但心中仍涌出苦涩。

　　“您应该知道，瓦莱冰晶症是一种家族遗传病。”我吐出了我们相见20分钟以来的第一句话。

　　“我知道。”医生把神情藏在镜片后面，那是一种怜悯的神态。

　　“唉，…那…那你的病怎么样？”他问我。

　　我摇了摇头，“没有来日方长了，我最多只能活三年。”

　　他张了张嘴，像是要说点安慰人之类的话，最后只化为了一声叹息。我们又相对静坐了五分钟，我站了起来，声音嘶哑，“对不起了，医生，耽误您这么长时间。我父母那边，我会妥善处理的，谢谢您这两天的辛苦照顾。”

　　他起身走了，但在走廊尽头又驻足，“好好吃饭，好好活着，小伙子。”他冲我挥手。

　　即使已经演练过无数次，但离别真正到来，我依然止不住的难受，我蹲在医院墙角，把那些伤心咽进肚子里，变成呜咽，因为我什么也没有了。

　　往后几天我机械处理完各种事情。父母崇尚自由，不愿活在土里。我抱着两个小盒子站在灵堂中央，一声不吭。四周仍充斥着私欲，我的亲戚们毫不掩饰自己幸灾乐祸与得意。我不去理会。他们想要钱，他们在父母生前还算忌惮，死后就觊觎那笔丰厚的遗产。嘴脸扭曲，他们藏在皮下的灵魂丑恶，变成猪狗不如的野兽。我等待着让他们躁动达到高潮，当律师展开遗嘱时，我那伯父的呼吸突然急促的像破风箱。那些伸向遗产的手，在空气里抓挠。但律师开口，所有嘶吼凝滞了。这笔钱早已刻在基金会的大理石基座上，比他们的骨头更硬。我不可能让他们如愿以偿，那是属于我的东西，属于我父母的心血，我不可能让他们夺走属于我的东西。

　　父母的遗产50%捐给了儿童福利院以及医院，另外50%在属于我的基金会里，律师转向了我，“请林翊格先生确认结果。”

　　台下众人当然不会满意，他们恶毒的咒骂着，但葬礼仍然继续，我那可怜的双亲啊，死后也不得安宁。

　　回到家已是傍晚，准确的说是回到父母曾经居住的那个小房子里，八点的钟声肃肃穆，在这一天过后，我将孤独的在世间游荡，人生百味，哪一味属于我呢？仅仅过了两天，地面上就已布满灰尘，我想打扫却毫无力气。

　　葬礼过后，律师给予我一封信，拆开阅读，那熟悉的字迹，书写着母亲的心愿。

　　“回家看看吧，回到父亲的故乡，攀登阿尔卑斯山脉，纵览马特洪峰的景色。我们的孩子是自由的，去吧！完成，这是我们母子二人的心愿！”

　　登顶，这是我与母亲的约定，当然，也包括父亲。

　　我乘着最早的航班飞往瑞士，说实话，我实在不想与这里产生太多纠葛，尤其是那些蠢猪一样的亲戚，今天本来是去领毕业证书的日子，但我着实不愿再去到人多的地方，原想索性不要了，反正也活不过几个年头，与辅导员沟通了半天，终究妥协于邮寄，可证书要寄到哪里去呢？我已经没有家了。

　　两个小小的骨灰盒子引人注目，我明明已经用布包的很好，很严实了，为什么他们一定要这样看着我？我究竟做错了什么呢？甚至为了产生不必要的误会，我单独订了头等舱座位，为什么他们不能给予别人更多一点的宽容呢？

　　到瑞士采尔马特没有直飞的航班，需要转乘。我在苏黎世乘火车，呼吸着凉薄的空气。在路边的站台等了许久，我看周围旅人三三两两。脸颊浮现的笑颜在迸裂胀，将甜蜜的汁液落向地面。我试图用泛蓝的指尖拾起那些被冰川风吹散的液滴，空无一物的掌心却飘下马特洪峰的雪。

　　火车终于驶入采尔马特，窗外是浅灰色的云层，前方是马特洪峰尖顶，深入天边那是一种近乎残忍的纯粹。冰川在光下泛着冷光般的蓝光，我突然感到一阵刺骨的寒冷，我轻抚自己的脖子，惊觉那里竟然泛起蓝色，那不是静脉血管的颜色，而是冰裂似的蓝光。瓦莱冰晶症，夺走我父亲生命的罪魁祸首，也将他的镰刀伸向我了吗？我骨髓里深埋着阿尔卑斯的雪，我是马特洪峰诞下的孩子，现在它要来索命了吗？

　　旅人的嬉笑声宣告着行程的结束，他们看起来都很开心，活动着四肢，让风穿透自己，但我却感到异常的寒冷，裹着父亲留下的羊毛斗篷瑟瑟发抖。看我如此模样，周围人担忧的看着我。只有旁边的卷发男子，上下打量，毫不掩饰自己嫌弃的目光。他又突然笑起来，用他国语言同朋友讲话。我背过脸去不看他，这种事情我去北美当交换生的时候见习惯了。左不过是因为我的长相和黑发。那又如何？现在想想，那种人挺悲哀的，是民族主义洗脑下的产物。

　　我找到一处旅店歇息，临近小镇。就用它作为旅途的第一站吧，老板告诉我可以上半山腰的营地去看风景，我便乘着缆车，晃晃悠悠的来到了营地。

　　那里比想象中更繁忙。木屋之间穿梭着肤色各异的登山客，空气里混杂着防冻蜡、热红酒和汗水的味道。我裹紧父亲的旧羊毛斗篷，走向营地边缘更安静的训练雪坡。

　　就在这时，一阵不协调的骚动吸引了我的注意。

　　在滑雪练习道旁的休息区，一个穿着亮黄色冲锋衣的年轻男人瘫坐在长椅上，身体古怪地前倾，双手死死抓着胸口，每一次吸气都发出拉风箱般骇人的“嗬嗬”声，脸色在惨白与不正常的紫红间变幻。典型的高原反应急性发作，且正迅速滑向肺水肿的边缘。

　　而他身边，一个同样穿着昂贵登山装备、戴着护目镜的金发男人正急得团团转，试图扶住同伴，却笨拙得不得要领。但真正引发骚动的，是围在旁边的另一对男女——他们正对着一条试图靠近患者的、体型硕大的棕白色圣伯纳犬厉声呵斥。

　　“滚开！你这脏狗！离他远点！”女人尖叫着，挥舞着手里的登山杖，试图驱赶那只犬。

　　“营地管理员呢？！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狗不拴绳乱跑！”她的男伴，一个留着精心修剪胡须的高个子，也满脸嫌恶地挡在患者和狗之间，“谁知道它有没有攻击性！汉斯现在很脆弱，被它扑一下还得了？！”

　　那圣伯纳犬——后来我知道它叫巴里——并未表现出攻击性。它似乎完全无视了那对男女的驱赶，只是焦躁地在患者几步外徘徊，湿润的黑鼻子不断翕动，发出低沉、急促的呜咽，琥珀色的眼睛紧紧盯着喘息不止的男人。它几次想再靠近一点，都被登山杖和呵斥逼退。

　　“求求你们……别管狗了……叫、叫医生……”瘫坐的男人汉斯从牙缝里挤出破碎的句子，但被朋友惊恐的吵闹声淹没了。

　　一道橘红色的身影切入人群。那是个极高大的男人，穿着与营地其他工作人员略有不同的制服，肩章上有更复杂的徽记。他动作快得惊人，瞬间便单膝跪在患者身侧，一只手稳住了汉斯摇摇欲坠的肩膀，另一只手已从腰包中掏出了便携式血氧仪和氧气面罩。

　　“急性高原肺水肿。氧饱和度持续下降。准备担架，立刻下撤到加压舱。”他的声音不高，却带着冰层断裂般的清晰和权威，瞬间压过了所有嘈杂。

　　随后赶到的两名队员立刻开始准备担架。整个过程还不到一分钟。

　　然而，那对讨厌狗的男女似乎觉得权威来了，可以投诉了。女人立刻调转枪口，指着依旧守在一旁、但已安静蹲坐下来的巴里，对那位高大的救援队长尖声道：“你是负责人吗？你看看！你们营地怎么能放任这么大的狗袭击病人？！它刚才一直想扑过来！我朋友有恐犬症，现在心理也受到惊吓了！你们必须负责，赔偿！这狗必须处理掉！”

　　她的男伴也帮腔，语气咄咄逼人：“没错！我们是来体验高山风光的，不是来被野兽惊吓的！你们的安保措施太差了！我要向旅游局和动物管理部门投诉！这条狗，还有你们救援队的管理失职！”

　　被称为队长的男人，刚刚将患者平稳移交给担架队员。他缓缓站起身，转过身面对这对聒噪的男女。他比两人都高出一头多，逆着下午的光线，面容笼罩在阴影里，只有那双冰冷的绿眼睛，清晰地映出对方气急败坏的脸。

　　他没有立刻反驳，只是沉默地看着他们。这种沉默在对方看来更像是理亏和傲慢。

　　“怎么？没话说了？”女人声音更尖，“大家都看到了！这狗就是危险源！你们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

　　周围已经聚拢了一些好奇的游客，窃窃私语声响起。担架上的汉斯发出痛苦的呻吟，急需离开，但他的朋友们却纠缠不休。那人的下颌线绷紧了，我能看到他握着记录板的手指指节微微发白。那不是愤怒，更像是一种深沉的、混合着疲惫与某种难以言喻的讽刺的隐忍。我没在继续看下去，人各有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