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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那个比喻---失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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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只没有脚的鸟。
这句话在我心里盘旋了很多年。从十六岁第一次站在试镜间那片刺眼的白光下开始,从母亲用那张笑得狰狞的脸和夸张的语调对我说 “悠悠,我们的好日子来了呀”开始,我就知道,我这辈子大概要一直盘旋在那片灰色的天空,做一只没有脚的鸟。
成为演员似乎是许多女孩们在少女时代的梦想,他们对这个职业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大荧幕、欢呼声、精致的妆容、漂亮的衣服和首饰…….但现实却并不是想象的那样美好。不断的酒局、侮辱讽刺的话语、永远也不完美的脸蛋和身材、不公和委屈…….不愿意被看到,听到的,有时往往才是残酷的真相。
他们说我的眼睛里有故事,是倔强的故事,适合大银幕。导演喜欢让我演那些柔弱的角色——叛逆的少女,爱而不得的宫中小姐,焚身自毁的疯子。他们不知道,其实我厌恶她们的脆弱,厌恶她们的痛苦的不幸,就像厌恶我自己。
直到遇见陆昭白的那一天,我突然想到那个关于鸟的比喻,我想为它找一个落地的可能。
遇见她那天,我正在拍一场坠楼的戏。
《北纬三十三度》第三十七场,女主角林晚发现背叛自己的恋人死于非命,在绝望中从酒店顶层一跃而下。剧组包下了整栋废弃的写字楼,二十八层的高度,底下是密密麻麻的围观群众和仿真的黄色气垫。
深秋的冷风是刺刀一样的凛冽,一次一次毫不留情的划过我的脸,往我透风的外套里钻。
威亚师傅在检查绳扣,隔着衣服我感受到金属冰冷又坚硬的触感。“闻老师,等下下落的时候记得绷直身体,咱们争取一条过。”
我点点头,望向脚下。
从这个高度看下去,人群像聚集的蚁群,灯光师的打光板反射着惨白的光。导演在对讲机里喊:“各部门准备——闻悠,情绪给足!林晚这时候不是怕死,她是求死!能明白吗?”
我明白。
太明白了。
我握紧胸前的道具项链——那是剧中恋人的定情信物——深吸一口气。空气里有灰尘和旧建筑特有的霉味,还有冰冷,无尽的冰冷。
“Action!”
我松开手,身体前倾。
那一瞬间,世界突然变得很安静。风从耳畔呼啸而过,裙摆猎猎作响。我在下坠,以一种缓慢又急速的矛盾状态向下坠落。坦白说,我一点也不恐惧。我无数次想象过这种场景,我想象我尖叫着,眼泪终于肆意流下的样子。但是没有,我居然很平静,就像吃饭喝水那样平常。灯光在我眼前划过模糊的光轨,像流星逆向飞行。
我想起很多年前,母亲也是这样把我往前一推,推进那个装满陌生男人的包厢。她说:“悠悠,去给叔叔们敬杯酒。”
那时候我也是这样下坠的。从某个看不见的高度,一直往下掉,不知道底在哪里,不知道我将落到哪里,最后的坠落似乎成为了一种解脱。
如果就这样死了——
这个念头又一次浮现,清晰得惊人。不是悲伤,只是好奇。如果威亚真的断了,如果气垫没有接住我,如果我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摔得粉碎,明天的头条会怎么写?粉丝会哭多久?母亲会拿到多少赔偿金?
会有人真的难过吗?不是为“明星闻悠”,是为那个十六岁之前还会笑的我。这样想也许很残酷,很自私。我的粉丝们爱我吗?当然是爱我的,可是如果有一天她们终于真正明白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怎样恶心,谄媚,消极。她们还会爱我吗?我不想再想下去。
然后我在一片模糊的视线里,看到了她。
她就站在警戒线外,穿着简单的黑色夹克和牛仔裤,梳着像男孩子一样的短头发,干净利落,仰着头。周围的人都举着手机在拍,兴奋地尖叫与讨论。她却一副眉头紧锁的样子,手按在耳麦上,嘴唇快速开合,在对谁说着什么。
她的目光穿越混乱的片场、穿越刺眼的聚光灯、穿越空中扬起的灰尘,精准地抓住了正在下坠的我。
那不是看明星的眼神,它不是饶有趣味的,像在动物园看马戏表演。它只是冷静,客观,似乎在看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我的心脏随着模拟的坠亡的结束,重重地、鲜活地、跳了一下。我在心里笑了笑,想象中的死亡终究是没有到来。
“咔——!”
威亚猛地收紧,我在离气垫还有三米的地方停住,像一条被钓起的鱼,悬在半空摇晃。工作人员冲上来解扣子,助理小跑着递来保温杯。
“悠姐,刚才那条绝了!王导说眼神特别到位!”
我轻轻笑了笑接过杯子,温热的水滑过喉咙。视线却不由自主地飘向警戒线外。
她还在那里,正在和一个场务说话,手里拿着证件。场务的表情从不耐烦变成惊讶,然后连连点头。
“那是谁?”我问助理。
“不知道,好像是什么部门的。”助理顺着我的目光看去,“需要我去问问吗?”
“不用。”
我刚说完,她已经朝这边走来。步幅很大,带着一种干练的节奏感,周围的嘈杂好像自动为她让路。
她在离我两步远的地方停下,出示证件。
“闻悠女士?我是市局刑侦支队的陆昭白。”她的声音比我想象的略低,有种砂纸打磨过的质感,“有个案件需要你协助调查,方便聊几句吗?”
我看着她证件上的照片,又抬头看她的脸。照片里的她更年轻一些,眼神直直地看着镜头,嘴角微微的挂着笑。真人倒是严肃了许多,板着脸,说什么都显得认真。
“现在?”我瞥了眼还在忙碌的剧组。
“不会占用太多时间。”
导演那边已经注意到这里的动静,副导演小跑过来。陆昭白又出示了一次证件,三言两语交代了情况。副导演面露难色,但还是点头:“那……闻悠你先去,我们把其他人的镜头拍了。”
我跟在她身后走出片场。她的背影很挺拔,肩线平直,走路时手臂自然摆动,没有多余的小动作。和这个圈子里的人都不一样——这里的人要么刻意摆出姿态,要么因为常年活在镜头下而养成某种特定的走路方式。她没有,她就是……在走路,直挺挺的走路。想着想着,我就在心里自顾自的笑起来。
我们走到一辆黑色SUV旁,她拉开车门:“上车说吧,这里人太多。”
车内很干净,没有多余的装饰,只有一股淡淡的烟草味和车载香薰混合的味道。她没坐驾驶座,而是拉开后座的门,和我一起坐进去。
“是这样。”她开门见山,从随身的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照片,“这个人你认识吗?”
照片上是一个年轻男人,二十多岁,长相普通,是那种见到转眼就会忘记的长相。穿着格子衬衫,带着黑框眼镜,对着镜头笑得很腼腆。
我仔细看了看:“不认识。”
“他叫李伟浩,是你的粉丝。”陆昭白又抽出几张照片,都是这个男人在不同场合的照片——在我代言的品牌店外、在我参加活动的酒店大堂、甚至有一张是我家小区门口的监控截图,“过去三个月,他跟踪你至少十七次。我们上周以涉嫌骚扰的名义警告过他,但他昨天失踪了。”
我接过照片,手指有点发凉。我想起他了,那个有些偏执的私生饭。这种事不是第一次,大概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做这行,总会有一些人分不清戏和现实,分不清我和我演的角色。
“所以……他可能来找我了?”
“不完全是。具体的情况我们不便告知。”陆昭白顿了顿,似乎在斟酌用词,“今天早上,我们在城东的烂尾楼里发现了他的尸体。”
空气突然凝固了。
车外的喧嚣——导演的喊声、道具车的轰鸣、形形色色的声音——都像被隔在了一层玻璃外。我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还有陆昭白平稳的声音。
“初步判断是他杀。在他的住处,我们找到了大量关于你的……物品。”她看了我一眼,“包括照片、剪报,还有一些你用过的东西——咖啡杯、纸巾,甚至有几根头发。我们怀疑他是从你的助理或者工作人员那里购买的。”
“购买?”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颤。
“私生饭产业链。”她简单解释,“有专门的人偷拍、偷窃明星的私人物品,卖给极端粉丝。李伟应该是其中一个买家。”
我闭上眼睛,胃里一阵翻涌。那些被窥视的感觉——走在路上总觉得有人在看,住酒店时要检查每一个角落,收到莫名其妙的礼物要立刻扔掉——原来都不是错觉。这些繁琐的细节融进了我生活的方方面面,可就算这样,也依然有人能在暗中记录我的一切,然后把它们标价出售。我多么想马上离开,去一个再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
“闻悠女士。”陆昭白的声音把我拉回来,“我们需要你回忆一下,最近有没有注意到什么异常?陌生人的搭讪、奇怪的礼物、或者感觉被人跟踪?”
我努力回想。记忆像浸了水的胶片,模糊不清。这半年来我拍了三部戏,飞了八个城市,参加了无数个活动和采访。每一天都被塞满,睡觉都是在飞机或车上完成的。异常?我的整个生活就是异常。
“我不知道。”我实话实说,“对我来说,‘被看’是常态。”说完又觉得显得我像在诉苦,“毕竟这是我的工作”我补充道。
她看了我几秒,然后点了点头,没有继续追问。反倒是从文件夹里拿出一张名片,递给我。
“这是我的联系方式。接下来几天我们可能会有同事来找你做一些常规问询,如果你想起什么,或者感觉到任何不对劲,随时打我电话。”她顿了顿,“另外,出于安全考虑,建议你近期增加随身安保,尽量避免独自出行。”
我接过名片。很简单的白色卡片,只有名字、单位和一个手机号。陆昭白三个字印得方正正。
“陆警官。”我抬起头,“你觉得……他的死和我有关吗?”
这个问题问得有点蠢。但她没有笑,反而很认真地思考了几秒。
“从现有证据看,李志伟的死因还在调查中。但考虑到他和你之间的关联——”她停了一下,选择了一个更谨慎的说法,“我们不能排除任何可能性。所以,请务必注意安全。”
她推开车门,外面的喧嚣重新像海浪一样涌进来。
“今天就到这里。有情况我会再联系你。”
我跟着下车,片场的灯光刺得我眼睛发痛。助理急匆匆跑过来:“悠姐,没事吧?导演问还要多久——”
“没事。”我把名片小心地放进包里,“回去吧。”
转身前,我下意识回头看了一眼。
陆昭白还站在车边,正低头在手机上记录什么。夜风吹起她额前的碎发,她随手拨开,动作干脆利落。然后她抬起头,目光又一次和我对上。
这次很近,没有隔着重重的灯光和人群。
我看见她的眼睛是浅褐色的,在路灯下像琥珀。眼神还是很专注,但少了刚才那种审视案发现场的锐利,多了些别的什么——也许是同情,也许是职业性的关切,也许只是我多想了,我又有什么好同情好关切的呢。
她朝我微微颔首,然后拉开车门,发动引擎。
黑色SUV很快汇入车流,消失不见。
我站在原地,直到助理轻轻拉我的袖子:“悠姐?”
“走吧。”我说。
回到片场,导演立刻迎上来:“没事吧?警察找你干什么?”
“一点小事,已经处理了。”我挤出一个职业性的微笑,“可以继续拍了。”
接下来的戏份是特写镜头,我坐在道具沙发上,对着镜头诉说独白。台词是关于失去和遗忘,关于一个人如何从另一个人生命里彻底消失。
我背得很熟,但说出口时,脑海里却不断闪过陆昭白递给我名片的那只手——手指修长,指甲剪得很短,虎口处有一道浅浅的旧疤。
还有她看我的眼神。那不是看明星闻悠的眼神,也不是看受害者闻悠的眼神。
那是看一个人的眼神。一个具体、真实的人。
“咔!很好!这条过了!”
导演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我起身,接过助理递来的外套。夜已经深了,片场的人开始收拾器材,灯光一盏盏熄灭。
“悠姐,明天早上六点要飞上海,参加品牌活动。车四点来接,您看……”
“知道了。”我裹紧外套,“回去吧。”
坐在回酒店的车里,我掏出那张名片,借着窗外流转的霓虹灯光看。陆昭白的电话号码是一串普通的数字,但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它像一根绳子——一根很细、但很结实的绳子,从那个真实、坚硬、死亡的世界垂下来,悬在我的世界边缘。
我打开手机通讯录,新建联系人。输入“陆昭白”三个字时,指尖在屏幕上停留了几秒。然后我关掉手机,靠回座椅。
车窗外,城市的夜景飞速倒退,像一匹永远织不完的锦缎,繁华,美丽,但看久了,总觉得虚无,乏味。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母亲第一次带我去试镜时说的话。
她说:“悠悠,你要飞得高高的,让所有人都看见你。”
我飞起来了。
飞得太高,以至于忘了怎么落地。
而今天,有个人从地面上抬头看了我一眼。
我自嘲的笑了笑,在娱乐圈摸爬滚打了七,八年,我居然还留有这么天真的想法。我当然知道,那只是我对爱情的错觉。
但天真也好,错觉也好,我需要一个心灵的慰藉。
我攥紧了口袋里的名片,闭上眼睛。
任由思绪漂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