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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要去寻找一个可能--余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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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张名片像一块烧红的炭,藏在包的最里层。我每天打开包几次,指尖总会碰到它硬质的边缘,然后像被烫到一样缩回来。我总是在闲暇时鬼使神差的拿出它,翻来覆去的看着,希望找到一些被我遗漏的信息。
助理告诉我,李志伟的案子已经移交检察院,真凶是个专门倒卖明星隐私的贩子,和我没有直接关系。我加了陆昭白的微信并向她道谢 ,她简短的回复了我,“没事,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我知道这很正常。她是警察,案子结了,她的工作结束了。
所以,我也没有理由再想起她。
可片场休息时,我会下意识看向警戒线外那个位置。那里现在挤满了代拍和粉丝,举着长焦镜头,像一排黑洞洞的眼睛。看着我,审视我。我在心里又一次的嘲笑了我自己,只不过是见了一面,难道你就熟悉了她的存在吗?我告诉自己,不到一周我就会忘记她的脸。
“悠姐,水。”助理小唐递来保温杯。
我接过,水温刚好。就像我的人生,永远被调整在“刚好”的温度——不会烫着,也不会凉着,不温不热。
“明天《暗涌》开机仪式,流程又发来一遍,和上次一样,您要看吗?”
“不用,流程确定了就行。”
我低下头,翻开剧本。民国女特工林晚,周旋在多方势力之间,每一个笑容都是计算,每一次呼吸都是伪装。导演说这个角色层次丰富,有破碎感。
我合上剧本。破碎感。他们总爱用这个词,烦透了。脆弱又有什么可被偏爱的,我的脆弱甚至是不被允许的,她们的脆弱却能被人捧起,怜惜。
真正的破碎是无声的,像陶瓷轻轻的产生了裂痕,然后无声无息,蔓延至每一个角落。是你坐在饭桌前,看着母亲一边给你夹菜,用故作轻松和欢快的语气,夹着嗓子问:“今天见的王总,有没有说下部戏投资的事呀?”
是你明明想摔了碗筷,却只能笑着说:“妈,先吃饭。”
手机震动了一下。
不是工作群。是一个陌生号码的短信。
“我是陆昭白。方便接电话吗?有事需要确认。”
我的手指僵在屏幕上。心脏毫无征兆地重重跳了一下,像昏睡中被突然敲响的钟。
我立刻站起身,对助理说:“我出去透透气。”
走到片场背风的角落,初冬的风刮在脸上,带着干燥的寒意。我拨通了那个号码。
只响了一声,就接通了。
“闻悠女士?”她的声音比记忆里更清晰,透过电流传来,有种干净的颗粒感。
“是我。”我听见自己的声音还算平稳,“陆警官,有什么事吗?”
那边沉默了两秒。我几乎能听见她呼吸的节奏。
“关于李志伟的案子,还有一些……延伸情况需要了解。”她的措辞很谨慎,“你母亲,周雅丽女士,你最近和她联系多吗?”
风好像突然变大了。我攥紧了手机,皱起了眉头,指甲陷进掌心。
“不多。”我说,“她住在城东,我很少过去。怎么了?”
又是一段沉默。这次更长。
“我们查到李志伟购买的部分信息来源,可能与你母亲有过间接接触。”她的语速放慢了,像是在斟酌每一个字,“只是例行排查,不要有压力。但如果你母亲最近有异常的经济往来,或者……向你提过特别的要求,可以告诉我。”
异常的经济往来?特别的要求?
我靠在冰冷的砖墙上,想笑,又想哭,却扯不动嘴角。母亲的要求从来都是“特别”的。上周她才打电话来,说看中一个理财产品,年化收益15%,让我先转五十万过去“试试水”。
我说那是骗局。她在电话那头就哭了,说我不孝,说白养我这么大,说她一个寡妇拉扯孩子多不容易。我听得出那哭声中的虚情假意,小时候,她一喝醉也会这样,拉着我细数我出生所带来的罪恶。
最后我还是转了二十万。不是相信那个理财产品,是买一个星期的清净。
“没有。”我听见自己说,“没什么特别的。”
这句话说出口的瞬间,我就后悔了。我在保护什么?保护那个一次次把我明码标价的女人?还是保护自己心里那点可怜的、关于“母亲”这个词的最后幻想?
“闻悠。”陆昭白忽然叫了我的名字。不是“闻悠女士”。
我屏住呼吸。
“如果你需要,”她的声音低下去,几乎被风声掩盖,“我们可以安排一次正式的问询,让你母亲来局里。用官方的名义。”
我愣住了。
她在给我一个选择。一个可以光明正大地把母亲挡在外面的、由警察构筑的屏障。
“为什么?”我问。这个问题蠢极了,似乎连答案也没有。
电话那头传来很轻的叹气声,几乎听不见。
“因为你的声音在发抖。”她说。平静的,陈述事实的语气。
就这一句话。
我的眼眶毫无预兆地热了,鼻子酸涩,无法呼吸。我猛地仰起头,看着北京灰白色的天空,把那股酸涩死死压回去。
“谢谢。”我又说了一遍,比上次更轻,我极力掩盖着我的哭腔。
“但不用了。我……自己处理。”
“好。”她没有坚持,“我的号码你存了。任何时候,如果觉得需要,打给我。”
“即使案子已经结了?”我没头没脑的问出这句话。
这次,她回答得很快:“即使案子结了。”
通话结束。我握着手机,屏幕暗下去,映出我自己模糊的脸。眼睛很红,但没有眼泪。
我走回片场时,导演正在发火,一个配角演员连续三次忘词。所有人噤若寒蝉。
我坐回我的位置,翻开剧本。下一场戏是林晚发现自己被最信任的上司出卖,她要在雨夜的长街上独自行走,不能哭,但要让观众看见她心里在下雨。
副导演跑过来,赔着笑:“闻老师,不好意思,还得再等会儿……”
“没事。”我微笑着说,“我正好再琢磨一下。”
我低下头,看剧本上的字。那些字在跳动,模糊,最后凝结成陆昭白那双浅褐色的眼睛。不是同情,不是怜悯。
是看见。
看见了我的颤抖,我的谎言,我死死撑住的那副名为“闻悠”的躯壳下面,那个缩在角落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的女孩。
她看见了,却没有戳穿。
她只是递过来一把伞,说:下雨了,记得打伞。
而我甚至连“下雨”都不愿承认,只是一意孤行的转身,走入瓢泼大雨。
这些年我一个人走的坚决,毫不留情。但我多么希望有一个人能戳穿我的脆弱,即使我看起来坚不可摧。
那天收工格外晚。回到酒店已经凌晨一点。我泡在浴缸里,热水淹没肩膀,手机放在一旁的架子上。
屏幕亮着,是搜索页面。
“警察因公介入家庭纠纷的界限”
“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报案流程”
“母亲长期精神控制可否申请限制令”
一条条法律条文和案例看过去,字字冰冷。最后,我关掉浏览器,点开通讯录。
陆昭白的名字静静躺在那里。
我的指尖悬在屏幕上,然后慢慢下落,点开了她的头像——是系统默认的灰色轮廓。
退出,我打开相册,翻到最底下。那里有一张多年前的照片,像素很低。照片上的女人还很年轻,头发扎成一把,烫成流行的波浪款式,穿着浅黄色的碎花裙子,透明色的凉鞋,半蹲在幼儿园门口,笑的眉眼弯弯的张开手臂。小小的我扎着两个羊角辫,正跌跌撞撞地扑向她。
那是父亲去世前一年,母亲接我放学时,父亲抓拍的。
那时的阳光很好,母亲的笑容里没有阴霾,她的手是为了拥抱而张开的,不是为了索取。
我看了很久,然后按下删除键。
系统提示:“确定要删除这张照片吗?”
我闭上眼睛,手指悬在“确定”上方,颤抖得厉害。
最后,我退出了相册。
我做不到。即使到了今天,我也做不到。
浴缸里的水慢慢变凉。我把自己沉下去,直到水淹没口鼻,在窒息的边缘才猛地起身,剧烈咳嗽。
手机就在这时响了。
不是陆昭白。是母亲。
我看着屏幕上跳动的“妈妈”两个字,像看着一个即将引爆的炸弹。
响了七声,挂断。
然后又是一条短信蹦出来:
“悠悠,妈妈错了,不该逼你投资。你别生妈妈气。这周末回家吃饭吧,妈妈给你煲了你最爱喝的玉米排骨汤。”
玉米排骨汤。父亲还在的时候,每到周末她都会煲。父亲会抱着我坐在餐桌前,说:“我们悠悠以后要是嫁人了,爸爸都喝不到妈妈煲的汤了。”
母亲就会笑着瞪他:“胡说什么,悠悠永远都是我们家的小姑娘。还有你,我煲一辈子的玉米排骨汤给你喝,喝到你厌。”
那些温暖的、散发着食物香气的记忆,此刻像淬了毒的针,一根根扎进心里。
我知道她记得。她记得所有那些美好的,能让我心软的东西。有时候我在想,这些温暖的记忆难道也成为了我母亲的手段之一吗?来伤害我,出卖我的招式吗?那是不是太残忍了一些。她要用这锅汤,让我忘记那五十万的投资,忘记她曾经想把我“介绍”给某个制片人,忘记她可能正在把我生活的碎片,一片片卖给陌生人。
我深吸一口气,手指在屏幕上敲击。
“这周末有工作,回不去。另外,妈,如果最近有陌生人给你钱,问我的事,别收。也别联系我。等我找你。”
点击,发送。
我把手机反扣在洗手台上,发出“砰”的一声闷响。
然后我擦干身体,穿上睡衣,躺进被子里。空调开得很足,但我还是觉得冷,冷到骨头缝里。
半梦半醒间,我好像又回到了那个片场楼顶。
风很大,我在下坠。
而这一次,陆昭白没有站在警戒线外。
她站在楼顶边缘,在我松开手跳下去的前一秒,抓住了我的手腕。
她的手很暖,虎口那道疤硌着我的皮肤。
她说:“闻悠,别跳。”
我笑了笑,没有回话,毅然决然的跳了下去。
然后她松开了抓着栏杆的手,和我一起跳了下来。
我们一起下坠,风声呼啸。她紧紧抓着我的手,
那双浅褐色的眼睛里,没有恐惧,没有计算。
只有一种近乎固执的平静。
她说:“你可以选择脆弱。”
梦在这里断了。
我睁开眼,酒店房间一片漆黑。凌晨三点四十七分。
枕头是湿的。
我摸到手机,屏幕的光刺得眼睛生疼。通讯录里,那个名字还在。
我没有打电话。
我只是点开了短信,输入,删除,再输入。
最后发出去的,只有三个字:
“玉米汤。”
没有上下文,没有称呼。像一个精神病患者的呓语。
我也许真的疯了,我这样想。我立刻把消息撤回了,把手机塞到枕头底下,用被子蒙住头。
我强迫自己闭上眼睛,在残留的、关于坠落和手掌温度的梦境边缘,艰难地睡去。
我知道,有些裂痕一旦出现,就再也无法假装看不见。
而有些人的存在,就像投入深潭的石子。
你以为涟漪会很快平息。
却不知道,那涟漪正一圈圈扩散,终将抵达潭底最深处,搅起经年沉积的、黑色的淤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