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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熙宁 ...

  •   庆历新政的尘埃,在时间的流逝中渐渐落定,仿佛一颗投入深潭的石子,激起几圈无奈的涟漪后,终究归于沉寂,只留下潭底浑浊的淤泥。朝堂上,旧态迅速复萌,甚至因那场改革带来的恐慌与反弹,“安静”与“守成”再次成为主流。宋朝的“三冗”之弊如同增生的赘疣,土地兼并如同贪婪的蚁穴,财政困窘如同日渐干涸的池沼,边防压力虽暂缓却从未真正解除,这些并未因理想主义的挫败消失,反而在所谓“仁宗盛治”的余晖下,如同暗流下的漩涡,愈发深邃,伺机要将这艘看似华丽的巨舟吞噬。
      钱辰继续着他那看似平淡,实则身处信息节点的官僚生涯,辗转于三司、户部、度支等与钱粮息息相关的部门。他手中经过的账册、度支记录、各地申禀,年复一年,冰冷而精准地揭示着国库的日益左支右绌,以及从底层艰难传递上来关于民生多艰的片段。“不变则衰,变则生乱”的压抑预感,如同汴京冬季驱之不散的雾霾笼罩在他的心头。他知道历史的残酷之在矛盾积累到临界,会有新的力量彻底的破局。这次登场的是那位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拗相公”王安石。
      时光流转,皇帝赵顼刚刚摆脱纷扰,雄心勃勃,锐意进取,对积重难返的贫弱局面深感屈辱与不满,渴望效法追寻那远古典籍中的治世,建立不世之功,一扫颓靡之气。他早已注意到那位在鄞县、舒州等地任上政绩卓著,以《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等宏论闻名朝野,展现出非凡经世之才的王安石。他力排众议,冲破重重阻碍,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设立旨在绕过旧官僚体系,直接推行新法的核心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史称“熙宁变法”的剧烈变法运动,以雷霆万钧之势拉开大幕。
      钱辰再次被无可避免地卷入时代的浪潮之中,他被调入权力炙手可热的“制置三司条例司”下属的分案,职位较之前有所提升,被赋予了一定的审核权责,具体负责参与“青苗法”和“市易法”在京师及周边畿县试行阶段的核算等工作。这次他不再仅是边缘的观察者或同情的旁观者,而是某种程度上成为新法一颗不可或缺的钉子,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做出判断,并承受随之而来的拷问。
      他参加由王安石主持的条例司内部会议时,清晰地感受到与庆历年间范仲淹主持议事时不同的气氛。王安石面带着近乎执拗,源于学问体系与内心信念的自信,以及不容置疑,雷厉风行的权威。他阐述变法理念,逻辑严密,引经据典,构筑庞大而自洽的“富国强兵”理想蓝图,充满对构建全新秩序的狂热信念。他抨击旧制弊端,言辞激烈,立场鲜明,几乎将所有的反对者或疑虑者都归为“流俗”、“庸人”、“不达时变”的守旧势力。那种气势让钱辰在感到震撼,仿佛看到强大变革意志的同时,也隐隐生出一丝不安。他深知不容异见的信念,固然能凝聚力量,但也往往容易遮蔽对复杂的现实和人性的洞察,可能将改革引向危险的境地。
      钱辰身不由己地卷入“青苗法”的实际运作中,该法本意良善,充满理想色彩。在农民困苦之月,各州县官府动用钱谷作为本钱,向农民提供低息贷款,征收税时随税一并归还,收取利息。旨在以此抑制民间豪强倍称之息对农民的盘剥,也能在灾年平抑物价,并为官府增加可观的收入,理论上堪称一举多得的良法。钱辰在核算试点地区上报的数据时,也确实看到一些地区申报上来此法在官员主持下,帮助贫困农户度过春荒,免受高利贷之苦的案例。这让他对新法抱有期望,或许这次自上而下的改革,能够真正从根本改变。
      理想照进现实的过程,往往布满荆棘。随着“青苗法”作为考核地方官政绩的重要指标被朝廷以强大的力量强力推出,各种意想不到的问题层出不穷,汇集到负责核算与文书稽核的案头。他不断收到来自各路州县呈报上来的报告,揭示了触目惊心的现实。许多地方官员为了完成任务,彰显政策成果,采取强制手段。他们不再区分农户是否需要贷款,而是将“青苗钱”的额度作为硬性任务,强行摊派给那些并无借贷需求的富户,乃至城郭中的工商户。而那些真正家无余粮的贫苦农户,担心自身的偿还能力,或者畏惧胥吏在回收过程中额外的勒索,而不敢贷款。更有甚者,经办的胥吏利用手中发放和回收贷款的微小权力,上下其手,巧立名目,收取“手续费”、“润笔费”、“脚钱”,或者故意在度量衡器上做手脚,大斗进,小斗出,使农民实际承担的利息远远超过法令规定,负担反而比借高利贷时更加沉重。
      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农,哭诉到条例司官署门外,被外出核查市易务账目归来的钱辰遇到。老农见到身着官服的钱辰,跪倒在冰冷坚硬的地上,捧着一份字迹模糊的借贷文书,涕泪交加,哭诉道:“大人给我做主,只因里正和县里差人日日登门逼迫,说不借是对抗朝廷,无奈只得借了青苗钱,原指望秋收能还,谁承想收成不好,硬要我多还钱,这是要逼死我。”
      钱辰接过那份文书,看着文书上的手印,再抬头对上老农充满绝望的眼神,又猛然想起自己刚刚核算过那些来自同一地区“青苗钱”回收率高达九成五以上的数据。理想中济困扶危的仁政,与现实里逼得百姓断其生计的苛政,在此刻形成尖锐的对比。
      与此同时,“市易法”在汴京的推行,引发了巨大的经济波澜与社会震荡。该法本意是由官府设立市易务,拨付本钱,平价收购市场上滞销的货物,同时允许商贩以财产抵押,从市易务赊购货物或贷款进行贩卖,以期达到“通有无、权贵贱、以平物价、抑兼并”的目的,打击大商人的垄断,稳定市场。钱辰需要审核市易务日益庞大的购销账目和物资往来记录。他很快发现,市易务在具体操作中,凭借其背后的行政力量和庞大的资金,权力迅速膨胀,逐渐变成官营垄断机构。它不仅可以“平价”收购,更常常利用权力强行以低于市场的价格收购民间商人的货物,甚至规定某些利润丰厚的商品必须由其统购统销,导致许多原本以此为生的商人破产失业,商业渠道被官僚体系垄断。
      汴京城内,原本万商云集的市场经济,受到严重的抑制。钱辰走在昔日喧闹的汴河大街,明显感觉到那份曾经引以为傲的繁华变得沉闷,商贾们的脸上少了往日的精明,多了几分愁苦,对“市易司”的垄断怨声载道,敢怒而不敢言。
      朝堂上,新旧两派的斗争,随着新法的推行达到你死我活的程度。以司马光、富弼、韩琦、文彦博、苏轼、苏辙等大臣、文坛领袖为首的反对派与以王安石、吕惠卿、曾布、章惇、蔡确等为首的支持派,围绕各项新法的具体条款、执行效果及其深层理念,展开了空前激烈的争执。钱辰身处条例司内部,感受到那种无处不在的压力。
      皇帝对王安石给予了超乎寻常的信任,赋予了其极大的权力。在凝聚变法力量的同时,也使新法在推行过程中逐渐丧失弹性。任何对新法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都可能被上纲上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氛围,开始在朝堂弥漫。
      钱辰陷入深沉的矛盾与挣扎,他理解王安石扭转积贫积弱局面的迫切愿望与宏大抱负,也从历史的长河中看到这个时代非大刀阔斧改革不可的残酷现实。他试图在有限职权范围内,做微小的努力。审核各地上报的“青苗法”、“市易法”的文书时,他留意那些如实反映民情怨愤的报告,将其标注,希望能引起条例司上层的注意,能对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
      庆历变法时他是怀着敬意的旁观者,为范仲淹等人的风骨所折服,为变法失败而惋惜,而此刻他身陷其中,是变革的一部分,这种身份与认知的分裂,明知其弊却不得不为之的处境,让他倍感煎熬。
      熙宁变法的风暴持续激荡,席卷汴京以及各地,重塑着大宋王朝的格局。钱辰知道这场毁誉参半的变革还将持续多年,其间充满人事更迭与残酷无情的伐异。而他这个身负秘密,洞悉历史的穿越者,只能继续在这历史的漩涡中如履薄冰般地前行,怀着沉重的心情记录着沉重而纷乱的一页。
      他看着汴河上那些依旧在官船与商船间穿梭的舟楫,思考这条试图驶向富强的大船,在如此汹涌澎湃的风浪中将驶向何方,他只能带着疑虑继续无法回避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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