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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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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顺路溜达下去,转到文化广场。大热天,广场上人迹罕至,只有蝉声无处不在,绝望的,歇斯底里的。鸣叫就是它们的使命,所以它们不得不如此一刻不停的叫下去。
“有摄影展呃。去看看吧。”冯青青拖着我朝大门口走去。“我热死了。”
我们又在旁边的肯德基一人要了一杯可乐,“多一点冰。”冯青青要求店员,又看着我,“真奇怪你一点也不觉得热。”
我是真的不觉得热。尽管汗水已经湿透了头发。
进了大厅,空气立即阴凉下来。并不知为什么,总隐隐有一种飘荡的油墨香味。我们一边吸着饮品,一边沿着墙根一副副的看过去。空气遇到装冰水的杯子,很快在杯子外壁凝结成小水珠,一颗颗滴下地去。
我们绕了一圈,回到入口。冯青青盯着一副照片,慨叹:“真惨呃。”
那实则是一组照片,关于那场大地震。
我拉她,“走啦。”
她站着不动,嘴巴上说:“叫我爸买个相机给我。”
杯子上的水滴掉在光滑的地板上,我脚上一双板鞋,踩在上头,用力不稳,那点水瞬间变成润滑油。冯青青那句话还未说完,我已经展开四肢往后倒去,身体撞向后方一观众,那人猝不及防,亦陪着我一同做倒地葫芦。接着,放宣传册的铁架子倒了。稀里哗啦发出一串响声。
我屁股着地,痛得龇牙咧嘴,发不出声。冯青青大惊小怪的‘呀’一声,跑过来扶我。我半躺在地上,皱着脸,摸着痛处,无声对她示意不要动。
响声惊动了其他人,有几个大约是展览馆的工作人员,急匆匆的跑过来。我百忙之中,仍然感觉到他们一脸的焦灼之色,只是随后我便明白。他们的目标不是我。
他们齐齐越过我头顶,冲着身后倒下的人询问:“周老师,要不要紧。”
他们两三个人手忙脚乱的将他扶起来。我听得他回答:“没事。我没事。”
我还姿势奇特的半卧在地上,他微微弯下腰,伸出一只手,问道:“小姑娘,你没事吧。”
他的声音温和清越,仿佛黄昏时候的微风刮过竹林。
我的视线顺着地面往上看去,明白为什么大家都焦急的冲过去扶他,以及他试图更靠近询问我而不能——他拄着拐杖,一条裤管,空空如也。啊,这也是他如此容易被撞倒的原因。
但是他的脸有一种平和的关怀之色,略带苍白憔悴,神情十分真诚,再一次问:“你没有摔着哪里吧。”
我在冯青青的搀扶下挣扎着爬起来,扒扒头发,低下头,而后愧疚的说:“对不起。”我已经许久许久没有让自己愧疚了。我对自己造成的那些破坏,一直以来,理直气壮。我甚至旗帜鲜明的宣称:认错是可耻的。
冯青青惊奇的扫我一眼。不说什么。
“不要紧。”那人微笑着。那种云淡风轻的微笑让人以为,这个人也许永远不会生气。他宽慰似的接着说:“小朋友越摔越结实。”
我抬起眼睛,又垂下去,笨拙地低声辩了一句,“我不是小朋友。”
冯青青再一次不认识我似的看我一眼。
他含笑“喔”一声。不再言语。旁边人将他摔得七零八落的手机拾起来,装好还给他。“不知摔坏没有。”
他接在手里,一边开机,一边说道:“不会。这手机没被少摔,不缺这一次。”
许是这一次真的摔坏了。他开半天机。没有反应。他也不恼,仍旧说道:“可能没电了。”随即笑一笑,放回口袋。而后撑着双拐,慢慢的走出去。有一个人立即走过去,替他拉开大门。
他穿一件麻质的白色衬衫,十分宽大。四处是皱褶,飘飘荡荡的。我脑海中闪过白纻春衫如雪色的句子。
待他走得远了,冯青青才推推我。“喂。哭丧着脸干嘛。”
我转过身,冲着方才赶过来的那几个人。冒冒失失的问:“那个,周老师。”他们叫他周老师,“请问他住在哪里。”
那几个人满腹狐疑的看着我。
我涨红脸,“他的手机坏了。我想赔给他。”
过一刻,才终于有一个人说:“三楼书法班。他在那授课。”
文化宫有许多业余培训班。原来他是这儿的老师。
我冲那些人鞠了一躬。说谢谢。每个人都带点异样的神情看着我。冯青青忍无可忍,嚷起来,“你今天表现好奇怪。搞得跟韩国人似的。”
我不理睬她。说道:“咱们回家去吧。”
陶薇回得很晚。隔着房门,我听得她疲倦的问三姐,“有没有吃的。随便热一热我吃。”
三姐回答:“有龙骨汤。我这就去热。”
她没有问起我。
经过多次不同方法的尝试,她均在我处碰到相同的钉子。渐渐发现,对我不予理睬,才是她最好的保全她自己不受搔扰的办法。她太急着表明她可以成为我的后母,结果适得其反。我至少有一百种办法让她不能如愿。故此一年多下来,她渐渐放低了要求,不再对我表示关心,我于是也失去了当初高昂的战斗欲望。彼此当对方透明,是眼下的局面。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偃旗息鼓。
父亲对我,恨铁不成钢。但他的时间大部分用在外头,他并没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关注我。
过不久,门声再度开关,我听到父亲的声音。接着陶薇微带惊喜的问:“不是明天才能回么。”
我希望她后悔嫁给我父亲。不光有我这么个处处与她为难的大龄继女,并且受了捉弄,估计她也自我父亲处得不到多少安慰。他在家的时间比许多人想象的,还要少一点。并且他不喜欢回到家听到抱怨,以前我母亲不明白这一点。
我拉开门,赤脚跑下楼去,故意将动静闹得很大。
他们坐在餐桌前轻声说笑。见到我,齐齐停下来。我板着脸,向着父亲道:“爸爸,我要三千块。”
“喔。”父亲放下汤碗。接过陶薇递过来的纸巾擦嘴。
一切动作这么自然流利。我的心里仿佛塞进一大团的棉花,堵的气闷。
“我这没有现金。”他掏出皮夹子翻一翻。“你那还有不有。”他问陶薇。
“有。我去拿。”陶薇站起来去拿钱。
在给钱方面,父亲十分慷慨。并且很少问用在何处,陶薇到底没有管教住我。
“庆庆。坐下来。”父亲难得像今天这么和气,不黑着脸,不皱眉。“陪爸爸说会话。”
我迟疑一下,拉开一张凳子坐下来。
他打量我,我打量他。像陌生人似的。有时候我不小心翻到幼时照片,那些他将我扛在肩头,搂在怀里,我们脸对脸,抓耳挠腮笑得天翻地覆的照片。几乎像是别人的。想起来,恍惚得厉害。我真怀疑曾与他那样亲密。拍那些照片的人,当然是我母亲。自母亲离开家里以后,我曾无意中翻到过几次,每一次都是将之藏得更隐蔽。为怕与温馨回忆狭路相逢,对照今天,勾起伤心来。
对于伤心这种矫情东西,许庆已经说服自己很久不玩了。
“你这几天要考试了吧。”他问。
“今天考完了。”我笑起来。抿着嘴角,嘲弄地。
瞧。这就是我父亲。他是这样关心女儿的。我想起那些等在学校门口焦灼等待的父母。
“喔。”父亲皱皱眉,他不耐烦的时候,习惯皱眉。嘴上说:“我忙忘了。你考的怎么样。”
“就那样吧。”我耸耸肩。不以为意。
他的眉头皱得更深。我猜他大约开始后悔叫我坐下来。
他摸出烟来。倒并不点着,只一下下在餐桌上顿着,而后问:“若你愿意去北京升学……”
“不。”我不等他说完,立即飞快而果断的回答。
他们离婚后,母亲一直居住北京。但这里始终是她的阵地,我要替她守护住她的阵地。怎么可以轻易离开。
父亲看着我,眼里写着疲惫,无奈,不解。我倔强无惧地瞪大眼睛,等着他发作。
这时候陶薇回来。将一叠整齐崭新的钞票放在餐桌上。我看也不看她一眼,拿起钱转身便走。
上了楼。才听得打火机喀嚓打响点烟的声音。隐隐听得父亲道:“这孩子,我真不知怎么跟她说话。”
陶薇接口:“这年龄的孩子,正是青春期,满脑子叛逆。”
我站在黑暗中。心下恨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