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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镇痛药》 双男主 攻:我 受:吴言 “你是我的镇痛药…” “我是你的嘴巴…” (一章完结) ...


  •   我第一次见到吴言,是在市医院肿瘤科三楼的走廊。那天是我调进安保科的第三天,刚处理完一楼门诊的纠纷,裤腿还沾着被患者家属泼的半杯冷咖啡,就被同事老张拽着往楼上跑:“快去看看,302床那小伙子又疼得厉害,护士搞不定了。”

      消毒水的味道裹着深秋的冷风灌进鼻腔,我踩着磨得发响的皮鞋跑过走廊,远远就看见护士站门口围了几个人,白色的护士服在混乱里晃得人眼晕。拨开人群时,我先看到的不是护士说的“小伙子”,是一双攥着病床栏杆的手——指节泛白,手背青筋凸起,连手腕上的留置针都跟着微微颤动,针管里的药液随着他的呼吸轻轻晃。

      “别碰他!”我下意识喊了一声。护士正想伸手扶他,被我这么一拦愣在原地。我慢慢走过去,才看清床上的人:病号服洗得发浅,领口磨出了毛边,露出的锁骨瘦得能看清骨头形状。他侧躺着,脸埋在枕头里,只能看到几缕汗湿的黑发贴在颈后,肩膀抖得厉害,却没发出一点声音,像一只把自己缩起来的鸟,连疼都不敢叫出声。

      “我是安保科的,”我放轻声音,尽量让语气听起来不那么生硬,“医生呢?镇痛药开了吗?”

      旁边的年轻护士红着眼眶摇头:“医生在忙别的抢救,刚让先打支安定,可他不让碰……”

      我的目光落在他攥着栏杆的手上,指缝里还夹着一张揉皱的检查单,边角被汗浸得发潮。犹豫了几秒,我蹲下来,视线和他的肩膀齐平,声音压得更低:“我知道疼,忍一忍,医生马上就来。你松开手,我帮你拿点水?”

      他的肩膀顿了一下,慢慢转过头。这是我第一次看清他的脸——脸色白得像纸,嘴唇干裂起皮,嘴角还沾着一点没擦干净的血痂,应该是刚才咬嘴唇咬的。最让我心揪的是他的眼睛,瞳孔里蒙着一层雾,明明看着我,却像在看很远的地方,只有眼尾的红血丝,泄露了他有多疼。

      “水……”他张了张嘴,声音嘶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只发出一个模糊的音节,又赶紧闭上嘴,像是怕再出声会扯到喉咙。

      我赶紧站起来,从护士站拿了杯温水,又找了根吸管递过去。他没接杯子,只是靠在床头,微微仰起头,我拿着吸管凑到他嘴边,看着他小口小口地喝,喉结动一下,眉头就皱一下,应该是咽口水都疼。

      “谢谢……”喝完水,他又开口,这次声音清楚了点,却还是轻得像风。

      我摇了摇头,把杯子放在床头柜上,目光扫过他床头的病历卡——吴言,28岁,喉癌晚期。后面还写着一行小字:拒绝气管切开,拒绝告知家属。

      “家属呢?”我问他,尽量让语气听起来随意。

      他的眼神暗了一下,慢慢躺下,背对着我,声音从枕头里传出来,闷闷的:“没家属。”

      那天医生来的时候,吴言已经疼得快昏过去了。医生给他打了一支强效镇痛针,又嘱咐护士多盯着点,才匆匆离开。我站在病房门口,看着护士给他擦汗,看着他慢慢放松下来的肩膀,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着,闷得慌。老张拍了拍我的肩膀:“别想了,肿瘤科这样的病人多了去了,咱们管不了那么多。”

      可我还是忍不住想——28岁,本该是最该折腾的年纪,他却只能躺在病床上,连疼都不敢大声喊,连个递水的人都没有。

      后来我值夜班的时候,总爱绕到三楼肿瘤科。有时能看到吴言坐在窗边的椅子上,手里拿着一本翻得卷边的笔记本,一支笔在手里转来转去,却不写字,只是看着窗外的梧桐树发呆。树叶一天天落,从绿到黄,再到光秃秃的枝桠,他就那么坐着,像一尊安静的雕像。

      有次我路过他病房,看到他正在偷偷抽烟。窗户开着一条缝,冷风灌进来,他把烟夹在指尖,没点燃,只是放在鼻尖闻,烟卷的过滤嘴被他咬得变了形。我敲了敲窗户,他吓了一跳,赶紧把烟藏在身后,像个被抓包的小孩,眼神里带着点慌乱。

      “医生不让抽吧?”我推开窗户,把冷风挡了挡。

      他低下头,把烟拿出来,捏在手里揉碎,扔进垃圾桶,声音有点哑:“想闻闻味。”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颗水果糖,是我妈早上塞给我的,橘子味的,包装纸是鲜亮的橙黄色。“这个比烟好,”我把糖递给他,“甜的,能压一压嘴里的苦味。”

      他盯着那颗糖看了几秒,慢慢伸出手,指尖碰到我的掌心时,凉得像冰。他接过糖,没立刻拆开,只是攥在手里,然后从抽屉里拿出那个笔记本,翻开,写了两个字推到我面前:“谢谢。”

      字迹很清秀,却有点抖,应该是手没力气。我看着那两个字,突然觉得喉咙发紧,说了句“不客气”,转身走了。

      那之后,我们就算熟了。我值夜班的时候,会带杯热牛奶给他——食堂的微波炉转两分钟,温度刚好能暖手;他也会在我路过病房的时候,把笔记本推出来,上面写着“今天不疼”“护士给了苹果”“外面下雪了”。有时我会坐下来陪他聊会儿,他写字,我说话,病房里很安静,只有笔尖划过纸的“沙沙”声,和窗外偶尔的风声。

      我知道了他以前是高中语文老师,最喜欢讲苏轼的词,说“竹杖芒鞋轻胜马”里藏着最难得的通透;知道了他父母在他大学的时候走了,一场车祸,没留下一句话;知道了他有个表哥在国外,去年还通视频,说要接他过去玩,可今年他查出病,再联系,就只剩“忙”“没空”“以后再说”;知道了他把攒了五年的工资都交了治疗费,连给自己买件新病号服的钱都舍不得。

      “后悔吗?”有次我问他,看着他手里洗得发白的病号服。

      他低头写了很久,才把笔记本推过来:“后悔没多买几件好看的衣服,后悔没去看一次海,不后悔治这个病——能多活一天,就多看看。”

      我看着那几行字,突然想起我爸。我爸以前是警察,在我十八岁那年抓歹徒的时候没了,临走前也没说一句话,只留下一件洗得发白的警服。我以前总后悔,后悔没跟他说“我爱你”,后悔没多陪他吃几顿饭。现在看到吴言,我突然明白,有些后悔没用,能抓住当下的,才是最好的。

      吴言的疼痛越来越频繁了。有时我值夜班,能听到他病房里传来动静,不是喊叫,是压抑的喘息声,像被捂住嘴的人在挣扎。我每次进去,都能看到他蜷缩在床角,双手抱着膝盖,额头抵在膝盖上,浑身发抖,冷汗把病号服都浸湿了。

      “忍一忍,我找护士。”我蹲下来,想扶他,却被他抓住了手腕。他的手很凉,抓得却很紧,指甲深深嵌进我的皮肤,留下几道红印。

      “别……别找护士,”他抬起头,脸色惨白,嘴唇抖得厉害,“镇痛药……会上瘾……”

      “命都快没了,还怕上瘾?”我声音有点急,伸手想去按床头的呼叫铃,却被他拽得更紧。

      他看着我,眼里有了点水光,却没掉下来,只是小声说:“想……清醒点……想记住点事……”

      我看着他的眼睛,突然说不出话来。是啊,他怕的不是上瘾,是怕自己糊涂了,连那些为数不多的美好回忆都记不住了。我慢慢放下手,坐在他的床边,把他的手放在我的掌心,用体温暖着他:“那我陪你,疼就抓着我,别咬自己。”

      他没说话,只是靠在我的肩膀上,身体还在抖,却比刚才放松了点。我能感觉到他的呼吸落在我的颈窝,很轻,带着点温热的气息。那天晚上,我们就那么坐着,直到天快亮,他的疼痛才慢慢缓解。他靠在我肩膀上睡着了,睫毛上还挂着泪珠,我不敢动,怕吵醒他,只能保持着一个姿势,直到肩膀发麻。

      后来我跟护士长说了吴言的情况,护士长叹了口气,说会跟医生商量,调整镇痛药的剂量,尽量让他少疼点。我还从家里带了件我爸的旧毛衣,是纯羊毛的,很暖和,吴言穿上刚好合身。他摸着毛衣的领口,低头在笔记本上写:“很暖,像我妈以前织的。”

      我看着那几个字,鼻子有点酸,赶紧转过头,假装看窗外的风景:“喜欢就好,我爸以前穿这个,很舒服。”

      他没再写字,只是把笔记本放在腿上,手指轻轻摸着毛衣的纹路,像在摸什么宝贝。

      有天晚上,我值夜班,刚走到三楼,就看到吴言站在护士站门口,手里拿着那个笔记本,像是在等什么人。看到我,他眼睛亮了一下,赶紧走过来,把笔记本推到我面前。

      上面写着一行字,字迹比平时工整,也比平时用力:“你是我的镇痛药。”

      我看着那行字,心脏突然狂跳起来,像有只兔子在里面乱撞。我张了张嘴,想说话,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看着他,眼神里肯定满是慌乱。

      他看到我的样子,笑了,嘴角微微上扬,虽然没声音,却比我见过的任何笑容都好看。他又低下头,在那行字下面写:“我是你的嘴巴。”

      “什么意思?”我终于找回自己的声音,有点哑。

      他指着我的嘴,又指了指笔记本,然后写:“你心里有话没说出来,我帮你写;你不敢说的话,我帮你说。以后不管你遇到什么事,我都是你的嘴巴。”

      我看着他写的字,突然想起我爸走后,我妈总说我变沉默了,什么事都憋在心里,不跟她说。其实我不是不想说,是不知道怎么说——我不知道怎么说我想我爸,不知道怎么说我不想当安保,想当警察,不知道怎么说我有时候晚上会哭,怕黑,怕一个人。

      可吴言看出来了。他没说什么大道理,只是用最简单的方式,告诉我,他会陪着我,会当我的嘴巴,替我说出那些没说出口的话。

      那天晚上,我坐在吴言的病房里,说了很多话。我说我爸以前总带我去钓鱼,每次钓不到鱼,就跟我说“下次肯定能钓到”;我说我高考的时候想报警校,我妈不同意,哭着说“你要是出事了,我怎么办”;我说我现在当安保,每天看着人来人往,总想起我爸以前巡逻的样子;我说我很怕,怕自己这辈子都没机会穿警服,怕自己没本事,保护不了想保护的人。

      吴言没说话,只是坐在我身边,手里拿着笔,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等我说完,他把笔记本推过来,上面写满了字:“你不是没本事,你保护了我;你可以穿警服,以后有机会;你想爸爸,他知道,他在天上看着你;你不怕黑,我陪你。”

      我看着那些字,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不是因为难过,是因为有人懂我,有人知道我心里的苦,有人愿意陪着我。我把头靠在吴言的肩膀上,像他以前靠在我肩膀上那样,小声说:“谢谢你,吴言。”

      他没说话,只是伸出手,轻轻拍了拍我的背,像在安慰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

      从那以后,我们的关系近了很多。我不再只是绕到三楼看看他,而是每天都来,早上带份热粥,中午带份软面条,晚上就坐在他床边,陪他聊天,给他读苏轼的词。他的精神好了很多,有时疼得不厉害,还会跟我一起在走廊里散步,他走得慢,我就陪着他慢慢走,阳光落在我们身上,暖得像春天。

      有次我们走到医院的小花园,看到有个小孩在放风筝,风筝飞得很高,在蓝天上飘着。吴言说想去看看,我就扶着他走过去。小孩看到我们,笑着递过来一个小风筝:“叔叔,你们也放吧。”

      吴言摇了摇头,指了指自己的喉咙,又指了指我。我接过风筝,拉着线跑起来,风筝慢慢飞起来,不高,却很稳。吴言站在旁边,手里拿着笔记本,一边看一边写,嘴角一直扬着,眼里的雾好像散了点,能看到里面的光。

      我跑累了,走回他身边,他把笔记本推过来,上面画着一个小风筝,旁边写着:“今天很开心,像小时候。”

      我看着那幅小画,笑着说:“以后我们常来,等你好点了,我们去公园放,放个最大的。”

      他点了点头,眼里的光更亮了。

      可美好的日子总是很短。十一月中旬的时候,吴言的病情突然恶化了。那天我刚下班,就接到护士长的电话,说吴言呼吸困难,正在抢救。我穿着便服就往医院跑,路上摔了一跤,膝盖破了皮,也顾不上疼,只想着快点到医院,快点看到他。

      抢救室的红灯亮得刺眼,我坐在门口的长椅上,手里攥着那颗橘子糖——是早上出门时我妈塞给我的,我还没来得及给他。我看着红灯,心里一遍遍地祈祷,祈祷他能挺过来,祈祷他能再吃一颗橘子糖,祈祷他能再跟我写一句话,哪怕只是“谢谢”也好。

      时间过得很慢,每一秒都像在熬。我想起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躺在病床上,疼得缩成一团;想起他偷偷闻烟味,被我抓包时的慌乱;想起他穿着我爸的毛衣,说“很暖”;想起他写“你是我的镇痛药,我是你的嘴巴”;想起我们在小花园看风筝,他笑得像个孩子。

      这些画面在我脑子里转来转去,像一部电影,每一个镜头都让我心疼,让我舍不得。

      三个小时后,红灯终于灭了。医生走出来,摘下口罩,摇了摇头:“对不起,我们尽力了。他走的时候很平静,没怎么疼。”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像有什么东西炸了,手里的橘子糖掉在地上,包装纸裂开,橙色的糖块滚了出去,停在抢救室的门口。我走进去,吴言躺在病床上,眼睛闭着,脸色苍白得像纸,嘴唇上还带着一点淡淡的笑意,应该是走得很平静。他的手里,还攥着那个笔记本,笔掉在床边,笔尖还在纸上,像是刚写完最后一个字。

      我走过去,坐在他的床边,轻轻握住他的手——还是凉的,却比平时软了点。我翻开他的笔记本,最后一页上,写着一行字,字迹很轻,却很清晰:“别怕,我会在天上当你的嘴巴,替你说所有的话。”

      我把那颗橘子糖放在他的枕头边,跟他说:“吴言,橘子糖我给你带来了,甜的,能压过疼。你在那边要是疼了,就吃一颗;要是想我了,就托个梦给我,我还跟你读苏轼的词,还陪你看夕阳,还带你去放风筝,放个最大的。”

      那天我在抢救室里坐了很久,直到天亮。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落在吴言的脸上,像给他镀了层暖光。我轻轻吻了吻他的额头,跟他说:“再见,我的镇痛药。”

      后来我把吴言的笔记本带回了家,放在我的枕头边。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会翻开看看,看他写的字,看他画的小画——有橘子糖,有风筝,有我爸的毛衣,还有两个小人,一个站在左边,一个站在右边,中间画了一颗心,旁边写着“我们”。

      我还是在医院当安保,还是会值夜班,还是会绕到三楼肿瘤科。那里的窗边椅子还在,小花园的风筝还在,只是再也没有那个穿着洗得发白的病号服、攥着笔记本的人了。有时我会坐在窗边的椅子上,掏出一颗橘子糖,放在嘴里,甜丝丝的味道在嘴里散开,像他还在我身边,像他还在跟我写字聊天,像他还在说“你是我的镇痛药,我是你的嘴巴”。

      有次我值夜班,遇到一个小女孩,也是喉癌,跟吴言一样,不能说话,只能靠写字交流。她坐在窗边,手里拿着一本笔记本,封面跟吴言的很像,也是翻得卷边的。我走过去,递给她一颗橘子糖:“吃吗?甜的,能压一压嘴里的苦味。”

      她接过糖,拆开,放在嘴里,然后低头写了两个字,推到我面前:“谢谢。”

      字迹很清秀,像吴言的。我看着那两个字,突然想起第一次见吴言的模样——他也是这样,接过橘子糖后,在笔记本上一笔一画写“谢谢”,字迹抖得厉害,却透着股认真的劲儿。我蹲下来,摸了摸小女孩的头,声音放得很轻:“你叫什么名字呀?”

      她低头写了“乐乐”两个字,还在旁边画了个小小的笑脸,笔尖顿了顿,又补了一行:“我不怕疼,医生说我会好的。”

      我看着那个笑脸,眼眶突然热了。以前吴言也总跟我说“我不怕疼”,可我知道,他是怕疼的,只是不想让人担心。我指了指她手里的笔记本:“你也喜欢写字吗?可以写点开心的事在上面,比如今天吃了什么好吃的,看到了什么好玩的。”

      乐乐点点头,翻开笔记本给我看——里面画满了彩色的画,有彩虹、小熊、还有带着翅膀的星星,每幅画下面都有一行小字,比如“今天护士姐姐给我带了草莓”“窗外的小鸟又来唱歌了”。我想起吴言的笔记本,里面大多是黑白的字迹,偶尔有小画,也是简单的橘子糖或风筝,却同样藏着对生活的期待。

      “以后我值夜班的时候,就来看你好不好?”我跟乐乐说,“我给你读故事,你给我看你的画。”

      乐乐眼睛亮了,用力点头,在笔记本上写:“好呀!我还可以教你画画!”

      从那以后,我值夜班又多了一件事——去看乐乐。每次去,我都会带一颗橘子糖,有时还会带本童话书,坐在她床边读给她听。她会靠在我身边,手里拿着彩笔,一边听一边画画,画里总会有两个小人,一个高一个矮,高的那个手里拿着橘子糖,矮的那个抱着笔记本,像极了我和吴言。

      有天晚上,我给乐乐读《小王子》,读到“重要的东西眼睛是看不见的,要用心去看”的时候,乐乐突然拉了拉我的衣角,把笔记本推过来。上面写着:“吴言叔叔是不是在天上呀?他是不是变成了星星,在看着我们?”

      我愣了一下,才想起之前跟她提过吴言。我摸了摸她的头,点了点头:“是呀,他变成了最亮的那颗星星,每天都在看着我们,看着我们开心,看着我们不疼。”

      乐乐笑着,在笔记本上画了一颗大大的星星,星星旁边画了两个小小的人影,一个在星星上,一个在地上,中间连了一条线,像根看不见的绳子。她指着画跟我比划,嘴巴动了动,虽然没声音,我却看懂了——她是说,不管离得多远,心里想着,就不会分开。

      我看着那幅画,突然想起吴言走后的第一个晚上。我躺在宿舍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总觉得他还在身边,还在跟我写字聊天。我把他的笔记本抱在怀里,像抱着一件宝贝,眼泪打湿了封面,却突然摸到扉页上有个小小的夹层。

      我小心翼翼地打开夹层,里面掉出一张照片——是吴言年轻时的样子,穿着白衬衫,站在学校的梧桐树下,笑得很灿烂,手里拿着一本语文课本,上面写着“苏轼诗选”。照片背后有一行小字,是他的字迹:“25岁,第一次带高三,希望我的学生都能有‘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勇气。”

      原来他以前是这样的,眼里有光,心里有热,对生活充满了期待。我把照片夹回笔记本里,贴在胸口,好像能感受到他的温度,好像他在跟我说:“别难过,我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陪着你。”

      后来,乐乐的病情慢慢好转了。医生说她对治疗反应很好,再观察一段时间,就能出院了。出院那天,乐乐的爸妈来接她,她抱着我的腿,不肯走,在笔记本上写:“我还能再见到你吗?我还想跟你读故事,还想给你画画。”

      我蹲下来,帮她把围巾围好,笑着说:“当然能,我会去看你,还会给你带橘子糖,带你去放风筝,放个最大的。”

      乐乐点点头,抱着她的笔记本,一步三回头地跟着爸妈走了。我站在医院门口,看着她的背影,突然觉得心里很暖。吴言说得对,重要的东西要用心去看,比如爱,比如陪伴,比如那些藏在心里的牵挂,就算隔着生死,也不会消失。

      日子一天天过,我还是在医院当安保,还是会值夜班,还是会绕到三楼肿瘤科,坐在窗边的椅子上,掏出一颗橘子糖,放在嘴里,甜丝丝的味道在嘴里散开,像吴言还在我身边。

      有次我值夜班,遇到一个老太太,在肿瘤科的走廊里哭,手里拿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个年轻的小伙子,跟吴言差不多大。我走过去,递给她一张纸巾,问她怎么了。

      老太太哭着说,她儿子得了肺癌,晚期,不肯治疗,说不想拖累她。我想起吴言,想起他当初也是一个人扛着,不肯告诉任何人。我跟老太太说:“阿姨,您别难过,您儿子不是不想治,是怕您担心。您跟他好好说说,告诉他您想陪着他,不管多难,你们都一起扛。”

      老太太点点头,擦干眼泪,说要去跟儿子好好谈谈。看着她的背影,我突然想起吴言的表哥——如果他知道吴言走了,会不会后悔当初没有多陪陪他?会不会后悔当初说“忙”“没空”?

      后来,我托同事查了吴言表哥的联系方式,给他打了个电话。电话接通后,我跟他说了吴言的事,说了吴言生病时的样子,说了吴言走的时候很平静,说了吴言的笔记本里有他的联系方式,却一直没敢给他打电话。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传来压抑的哭声。他说他不是不想陪吴言,是那段时间公司出了问题,忙得焦头烂额,以为吴言只是小毛病,等忙完了再回去看他,没想到……

      我没再多说,只是把吴言的笔记本寄给了他,里面夹着那张吴言年轻时的照片。我想,就算吴言走了,他也该知道,他的表弟曾经那么优秀,那么坚强,那么渴望被爱。

      再后来,我考上了警察。不是安保,是真正的警察,穿着警服,戴着警帽,跟我爸一样。入职那天,我穿着警服,去了吴言的墓地。他的墓碑很简单,上面刻着他的名字,还有一行小字——“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我把一颗橘子糖放在墓碑前,跟他说:“吴言,我考上警察了,跟我爸一样。以后我会保护更多的人,会像你说的那样,有‘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勇气。你放心,我不会怕黑,不会怕疼,因为我知道,你在天上看着我,你是我的镇痛药,是我的嘴巴,一直都在。”

      风轻轻吹过,带着橘子糖的甜味,好像吴言在跟我说“好”。我站在墓碑前,看着远处的夕阳,突然想起我们第一次一起看夕阳的样子——他靠在我的肩膀上,手里拿着笔记本,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像要一直延伸到未来。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你是我的镇痛药,我是你的嘴巴”这句话的意思。他用他的存在,帮我压过了失去父亲的疼,帮我压过了对未来的迷茫;而我,用我的陪伴,帮他说出了对生活的期待,帮他说出了对爱的渴望。我们就像两颗相互取暖的星星,就算一颗陨落了,另一颗也会带着它的光,继续照亮前行的路。

      有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和吴言坐在医院的小花园里,他穿着我爸的毛衣,手里拿着笔记本,我拿着橘子糖,递给了他。他接过糖,拆开,放在嘴里,笑着跟我说:“真甜。”

      这次,他的声音不再嘶哑,不再模糊,而是清晰得像在耳边。我看着他,笑着哭了,说:“吴言,我好想你。”

      他走过来,轻轻抱了抱我,说:“我也想你。你看,我没骗你,我一直都在。”

      我靠在他的怀里,能感受到他的温度,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橘子糖味,能听到他的心跳,跟我的心跳叠在一起,稳得很。我们坐在小花园里,看着夕阳一点点落下,看着风筝在蓝天上飘着,看着星星一颗颗亮起来,直到天亮。

      醒来的时候,窗外的天已经亮了,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落在我的枕头边。那里放着吴言的笔记本,最后一页上的字,在阳光下格外清晰:“你是我的镇痛药,我是你的嘴巴,一辈子,不分开。”

      我拿起笔记本,贴在胸口,嘴角忍不住上扬。我知道,吴言没有骗我,我们会一辈子不分开。不管在天上,还是在人间,不管是镇痛药,还是嘴巴,我们都会一直在一起,直到永远。

      后来,我去看乐乐,她已经上小学了,还是喜欢画画,还是喜欢橘子糖。她拉着我的手,给我看她的新画——画里有三个小人,一个高的,一个矮的,还有一个小小的,他们站在草地上,手里拿着风筝,天上有一颗亮闪闪的星星,旁边写着:“我、警察叔叔、吴言叔叔,我们一起放风筝啦!”

      我看着那幅画,突然觉得,生活就像一颗橘子糖,就算有苦味,也总会有甜的时候。而那些爱我们的人,就算不在身边,也会变成我们的镇痛药,变成我们的嘴巴,陪着我们走过每一段路,看过每一场风景,直到我们在天上重逢,再一起看夕阳,一起放风筝,一起说那句藏在心里的话:

      “我好想你,一直都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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