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心跳处签收极光》叶尽夏

22、雨停之前

　　听筒里传来的忙音，像一根冰冷的金属丝，瞬间贯穿了我的耳膜，直抵大脑深处，然后迅速冻结了全身的血液。我维持着接电话的姿势，僵立在房间中央，窗外卑尔根永不停歇的雨声，此刻变得异常清晰，一下下敲打在玻璃上，也敲打在我空洞的心上。

　　他挂了。

　　程砚初，挂断了我的电话。

　　没有只言片语，只有一片沉重的、令人窒息的沉默，以及最后那一声决绝的“咔哒”。

　　为什么？

　　大脑一片空白，随后，无数个问题如同沸腾的气泡，争先恐后地涌上来，几乎要撑裂我的颅骨。他认出我的号码了吗？还是他以为是骚扰电话？他当时在忙？不方便？或者……他只是单纯地，不想接我的电话？那个帖子里说的，“没什么能让他动容了”，是否也包括了我？我这一年的沉默，是否被他解读成了彻底的告别和疏远？

　　恐慌，并非以往那种灭顶的、伴随着生理不适的恐慌发作，而是一种更深沉、更缓慢渗透的寒意，从脚底蔓延至四肢百骸。它像卑尔根冬季特有的那种湿冷，无孔不入，缠绕着每一寸肌肤，每一个关节，让它们变得僵硬、沉重。

　　我缓缓滑坐在地板上，冰冷的木地板透过薄薄的居家裤传来凉意。手机屏幕已经暗了下去，像一只闭上的、冷漠的眼睛。我盯着那黑色的屏幕，仿佛能从中看到自己苍白失措的脸，看到那双眼睛里刚刚燃起一丝微弱的火苗，又被瞬间掐灭的残影。

　　那一夜，我几乎未曾合眼。雨声是唯一的背景音，而脑海里反复播放的，只有那漫长的“嘟——”声，和最后冰冷的忙音。我试图用汉森医生教的方法安抚自己，告诉自己可能有无数种解释，但每一种解释最后都指向同一个终点——他选择了结束通话。在那个可能知道是我的情况下。

　　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酸涩和胀痛感弥漫开来。一年来的坚持，那些靠着他照片和三个咒语般短句支撑过来的日夜，在这一刻，仿佛都成了一个苍白的笑话。我像个躲在角落里，偷偷编织美梦的孩子，突然被人掀开了遮挡的幕布，暴露在现实刺眼的光线下，无所遁形。

　　卑尔根的晨光来得迟，透过厚重的窗帘缝隙渗进来时，带着一种疲惫的灰白色。我挣扎着从地板上爬起来，镜子里的人眼底带着浓重的青黑，脸色憔悴，那份被汉森医生和我自己小心翼翼培养起来的“沉静的疲惫”，几乎被一种摇摇欲坠的脆弱取代。

　　但当我看到镜中自己身上穿着的、印有学校logo的毛衣时，一个冰冷的念头猛地砸了下来。

　　高三。还有一个半月，就是挪威的“高考”——一系列决定大学申请命运的重要考试。

　　我没有时间沉溺。

　　无论程砚初是出于什么原因挂断那个电话，无论我们之间横亘着怎样巨大的误解或变迁，眼下，我都必须，也只能，先处理好自己的战场。学业，是我在这里安身立命的根本，是我未来一切可能性的基石，也是我……能够有朝一日，挺直脊梁回到福城，面对他，面对母亲，面对过往的唯一凭仗。

　　“要考上好大学。”
　　“变得更好。”
　　“然后，回去找他。”

　　那三个短句再次在心头响起，只是这一次，不再带有温暖的慰藉，而是带上了一种孤注一掷的、冰冷的铁锈味。

　　我深吸一口气，用冷水反复拍打脸颊，直到皮肤传来刺痛感，试图驱散那份彻夜未眠的混沌。然后，我走到书桌前，将那个倒扣着的、程砚初的照片，轻轻收进了抽屉的最底层。不是丢弃，只是暂时封存。现在，我不能再分心去看他了。

　　接下来的一个半月，我像一架被设定了精准程序的机器，投入到了近乎疯狂的学习中。

　　日程表被填满到不留一丝缝隙。清晨在雨声中醒来，一边啃着面包一边背诵挪威语文学要点和生物术语；课间十分钟不再仅仅是和利维亚他们笑闹，更多的是和艾拉核对笔记，或者向马库斯请教物理难题；午休时间，我常常独自留在空教室或图书馆的角落，与数学试卷和历年真题死磕；放学后，直接背着沉重的书包前往市立图书馆，直到闭馆铃声响起才离开；回到公寓，继续在台灯下奋战到深夜，窗外的雨声和偶尔传来的轮船汽笛声，是我最忠实的陪伴。

　　我几乎屏蔽了所有与学习无关的信息。不再登录那个高中论坛，不再去思考任何关于程砚初的问题，甚至减少了和汉森医生的会谈频率——除非感到情绪有失控的迹象。我将那个被挂断的电话，连同随之而来的所有不安、焦虑、委屈和心碎，都强行压缩，塞进了内心最深处一个上了锁的盒子里。我知道它们还在，偶尔在夜深人静时，会发出细微的呜咽，但我选择不听。

　　朋友们都察觉到了我的变化。利维亚试图用更夸张的笑话调动我的情绪，索菲亚的赞美更加天花乱坠，艾拉默默地把整理得更详细的笔记塞给我，马库斯则会在小组项目时，承担更多需要耗费精力的部分。

　　“知秋，你还好吗？”一次午餐时，艾拉终于忍不住，用英语低声问我，眼里带着担忧，“你最近……太拼了。”

　　我从一堆化学公式中抬起头，努力扯出一个微笑：“我很好，只是快考试了，有点紧张。”

　　利维亚凑过来，搂住我的肩膀：“放轻松，宝贝！你可是年级前十的学霸！肯定没问题的！”

　　索菲亚也用力点头：“没错！你专注学习的样子，有一种破碎又坚韧的美感！我都要被迷倒了！”

　　我看着他们，心底有一小块地方微微软化。是的，我并非全然孤军奋战。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我拥有了这些珍贵的朋友。他们的存在，像阴雨天气里偶尔穿透云层的、微弱的阳光，虽然不足以驱散我心底全部的寒意，但至少提供了一丝暖意。

　　我只是点了点头，轻声说：“谢谢。”

　　然后，再次埋首于书本之中。

　　高考的日子，终于在卑尔根缠绵的雨季中到来了。没有国内那种锣鼓喧天、全民戒备的紧张氛围，但考场外聚集的学生和家长脸上，同样写满了凝重和期待。

　　我走进考场，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手心有些微湿，但心跳还算平稳。当试卷发下来的那一刻，世界仿佛安静了。只剩下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和我脑海中飞速运转的知识点。

　　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挪威语，英语……一门接一门。我像一名沉着的老兵，调动着过去一年，尤其是最后一个半月里疯狂积累的所有弹药，冷静地应对着每一道题目。遇到难题时，我会深吸一口气，在心里默念那三个短句，然后继续攻坚。那个被挂断的电话，程砚初沉默的脸，母亲疏离的声音……这些杂念偶尔会试图冒头，但都被我强行按压下去。现在，不是时候。

　　当最后一门考试的结束铃声响起，我放下笔，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没有狂喜，没有解脱，只有一种极度的、从骨髓深处透出来的疲惫，以及一种虚脱般的平静。

　　结束了。我在卑尔根的高中生涯，画上了一个句号。

　　走出考场，天空依旧阴沉，雨丝飘洒。利维亚和艾拉她们兴奋地围上来，七嘴八舌地讨论着答案和考后的计划。我听着她们的欢声笑语，脸上也露出了一个真实的、如释重负的微笑。

　　成绩公布需要几周时间。这段突然空闲下来的假期，并没有让我感到无所适从。我给自己制定了新的计划。

　　首先，是大学申请。根据预估分数和以往的模拟成绩，我谨慎地填报了志愿。目标明确，主要集中在挪威本土和欧洲其他几个国家排名靠前、我所申请专业实力较强的大学。卑尔根大学自然在列，但我也填报了奥斯陆、哥本哈根甚至更远一些的荷兰、瑞士的学校。潜意识里，或许我仍在寻求某种改变，或者……距离？我不愿深想。

　　同时，我开始利用这段时间打工。在鱼市的一家纪念品店找到了一份兼职，每天穿着雨靴，站在潮湿的空气里，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介绍卑尔根的特色商品。这份工作并不轻松，需要一直站着，还要应对各种口音的英语，但它让我更深入地接触了这座城市的市井气息，也让我赚到了一些钱，为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做准备。

　　晚上，我会强迫自己进行慢跑，沿着熟悉的弗洛伊恩山脚小径。汗水混合着雨水流下，肺叶呼吸着清冷潮湿的空气，身体的疲惫有时能暂时忘却心灵的负累。

　　我也主动约了汉森医生，进行了一次长谈。我告诉了他关于那个电话，关于我之后的状态，关于我对未来的不确定。汉森医生依旧耐心地倾听，然后告诉我，我的应对方式在短期内是有效的，但长期压抑情绪并非健康之道。他鼓励我在进入大学新环境后，继续寻找平衡，学习更健康地处理压力和情感。

　　“季，你做得已经非常好了。”他温和地说，“允许自己拥有各种情绪，包括悲伤和不安，它们是你的一部分。重要的是，不要被它们吞噬。”

　　我点了点头。道理我都懂，但实践起来，总是格外艰难。

　　七月中旬，高考成绩终于公布。如我所料，成绩足够优秀，稳稳地位于全市前列。不久后，录取通知书陆续抵达。我收到了卑尔根大学的录取通知，也收到了奥斯陆大学和一所瑞士顶尖理工学院的offer。

　　经过一番权衡，我最终选择了卑尔根大学。原因很复杂，有对这座生活了两年、已然熟悉的城市的眷恋，有对利维亚、艾拉这些朋友的不舍，或许……也有一丝对彻底改变环境的怯懦。瑞士太远，太新，而我似乎还需要卑尔根这片曾经容纳了我所有脆弱和挣扎的土地，再给我一些时间。

　　确定大学后，整个八月的前半段，我开始有条不紊地准备入学事宜。办理入学手续，申请学生宿舍，购买必要的学习和生活用品。我将公寓退租，把大部分行李打包整理好。日子在忙碌中过得飞快。

　　期间，母亲打来过一次电话。得知我考上了卑尔根大学，她语气里透露出些许欣慰，但依旧简短。

　　“知秋，恭喜你。钱还够用吗？”
　　“够的，妈妈。”
　　“那就好。照顾好自己。”
　　“你也是。”

　　通话时间不超过两分钟。听着电话那端的忙音，我握着手机，站在即将搬离的、空荡了许多的公寓里，心底一片荒凉。我和母亲之间，似乎只剩下这种程式化的、隔靴搔痒的关心。福城的那个家，在我心里，越来越像一个模糊而遥远的符号。但我知道，我必须回去一趟。不仅为了程砚初，也为了……弄清楚，我和母亲之间，到底怎么了。那片横亘在我们之间的、比地理距离更遥远的沉默，根源究竟在哪里。

　　八月下旬，卑尔根大学开学了。

　　大学的生活与高中有很大不同。更大的校园，更自主的选课，更强调自我管理和独立思考的学习模式。我选择了生物化学作为主修专业，课程排得不算特别满，但深度和难度都增加了不少。

　　我搬进了学校的学生宿舍，是一个单人间，比之前的公寓小一些，但更有人气。利维亚和艾拉也考入了卑尔根大学，虽然专业不同，但我们依旧能经常见面。索菲亚和马库斯则去了奥斯陆，离别时难免伤感，但约定好要保持联系。

　　我很快适应了大学的学习节奏。依旧是那种近乎严苛的自律：课前预习，课上专注听讲，课后及时复习整理笔记。图书馆成了我最常待的地方。我享受那种沉浸在知识海洋里的感觉，它能让我获得一种难得的、内心的秩序和平静。

　　第一个学期的几次大小考试，我的成绩都稳定在专业前十。我并没有感到特别兴奋，仿佛这只是理所应当的结果。我依旧很少参与热闹的社团活动，大部分时间独来独往，除了和利维亚、艾拉她们固定的小聚。在同学眼中，我或许是个安静、努力、成绩优异但有些疏离的亚洲女孩。

　　我知道我内心有一部分依旧封闭着。那个装着被挂断电话和相关情绪的盒子，我始终没有勇气打开。我只是把它埋得更深，用学业和日常琐事覆盖在上面。程砚初的照片，依旧安静地躺在我行李箱的底层，我没有再拿出来摆放。

　　时间在 lectures（讲座）、seminar（研讨课）、实验室和图书馆之间悄然流逝。卑尔根的秋天再次降临，山峦染上更深的红色与金色，雨也下得更加频繁和冰冷。

　　在一个这样的秋夜，我结束晚课，撑着伞走回宿舍。雨点敲打着伞面，发出密集的声响。路过学校布告栏时，看到上面贴满了各种讲座、招聘会和交换生项目的海报。

　　我的目光无意中扫过一张关于亚洲地区大学交换项目的宣传单，心脏猛地一跳。

　　福城。我看到了福城大学的名字。

　　一个念头，如同黑暗中划过的闪电，瞬间照亮了我的脑海，也带来了剧烈的悸动。

　　我要回去。

　　不是现在，而是……大学毕业之后。

　　这个想法一旦产生，就迅速变得清晰而坚定。我要以优秀的成绩从卑尔根大学毕业，然后，立刻返回福城。不仅是为了去找程砚初，问清楚那个电话，问清楚我们之间是否还有可能；更是要去面对我的母亲，解开我们之间那道无形的隔膜。我需要一个答案，需要为我这近三年的异国漂泊，寻找一个归宿和解释。

　　回到宿舍，我打开电脑，开始查询福城大学相关专业的研究生申请信息，以及挪威本科毕业生回国就业的可能路径。我知道这还有几年时间，但我需要这样一个目标，一个比“考上好大学”更具体、更迫近的终点。

　　它像一颗被重新擦拭过的北极星，虽然遥远，但光芒穿透了卑尔根黏稠湿润的空气，再次清晰地照耀在我前行的道路上。只是这一次，星光里，掺杂了更多复杂难言的情绪——未解的悬疑，沉甸甸的期盼，还有一丝近乡情怯的惶然。

　　窗外的雨，不知疲倦地下着。我坐在书桌前，台灯的光晕笼罩着一小片区域。指尖在键盘上轻轻敲击，搜索着与“福城”相关的信息，内心却仿佛已经跨越了八千多公里的距离，看到了那座记忆中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南方城市。

　　那里，有我懵懂青春里全部的心动与依恋，也有我仓皇逃离时未能解开的家庭谜题。

　　大学毕业。

　　这个时间点，像一个新的坐标，被清晰地刻在了我人生的时间轴上。我知道，在抵达那个坐标之前，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很多的功课要完成。但至少，方向已经明确。

　　卑尔根的雨，依旧下着。但我知道，总有一个尽头。而我，将在雨停之前，或者即使雨未停，也要整理好行装，踏上归途。

　　去解开沉默的电话背后的真相。
　　去面对疏离的母亲眼中的过往。
　　去缝合，被时间和距离拉扯得支离破碎的，关于青春和家的，所有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