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心跳处签收极光》叶尽夏

23、归途

　　卑尔根的雨，似乎成了我生命中永恒的背景音。它不再仅仅是初来时的恐慌伴奏，也不再是高三那年压抑的协奏，它渐渐渗入我的骨血，成为了我呼吸的一部分，冷静，绵长，带着一种北欧特有的、疏离的温柔。

　　大学生活如同一卷徐徐展开的、色调偏冷的画卷。卑尔根大学的古老建筑群在常年的雨水中颜色愈发深沉，石墙上爬满了青苔，仿佛也浸透了时光与知识的分量。我的主修专业是生物化学，一个需要极度理性和严谨的领域。实验室里器皿碰撞的清脆声响，离心机低沉的嗡鸣，还有那些复杂分子式在脑海中构建出的精密世界，它们以一种奇特的方式，给予我一种掌控感。在这里，变量可以被控制，结果可以被预测，与人心那种混沌复杂相比，这些冰冷的数据和反应，反而让我感到一丝安心。

　　我依旧保持着近乎刻板的作息。清晨，在微亮的晨光中醒来，听着窗外淅沥的雨声，进行十五分钟的冥想——这是汉森医生后期极力推荐的，用以替代一部分药物，稳定情绪的锚点。然后去上课，或者泡在图书馆。我选择的位置总是靠窗，能看见中庭被雨水洗涤得翠绿的草坪，和偶尔匆匆走过的、撑着彩色雨伞的学生。他们像移动的点缀，为这片灰绿色的静谧画卷注入些许生机。

　　我的社交圈依旧狭窄，但稳固。利维亚读了传媒专业，活力四射，她总能用夸张的语调和挪威式冷笑话，试图把我从过度沉静的状态里拽出来片刻。艾拉则和我同在理学院，我们常常一起在自习室啃难懂的专著，分享笔记，偶尔在学习的间隙，会用简单的词语交流几句对未来的迷茫，或是分享一块挪威特色的棕奶酪（Brunost），那咸甜交织的奇特味道，像极了我们此刻的人生。

　　汉森医生的会谈，从每周一次，逐渐减少到每两周一次，后来变成每月一次。我们谈话的内容，也从最初剧烈的恐慌、无法排解的乡愁和对程砚初的执念，慢慢转向了更日常的困扰：学业压力，人际关系的微妙，以及对自我认同的探索。

　　“季，你最近一次感到强烈的焦虑，是什么时候？”一次会谈中，汉森医生这样问我。

　　我仔细回想了一下，回答：“上周，有一次小组展示前。但那种心跳加速、手心出汗的感觉，只持续了大概五分钟。我用了你教的腹式呼吸，并且告诉自己，我已经准备得很充分了。然后，它自己就慢慢平息了。”

　　汉森医生微笑着点头：“看，你正在成为自己情绪的主人，而不是奴隶。这非常棒。”

　　是的，我能感觉到那种变化。内心深处那个曾经轻易就掀起惊涛骇浪的海洋，正逐渐变得温顺，虽然仍有潮起潮落，但不再具有毁灭性的力量。我不再依赖那张倒扣的照片和三个短句作为唯一的救命稻草。它们依然在我心里，但更像是一种深埋的、沉默的基石，而非浮于表面、需要时刻触碰的慰藉。

　　那个被程砚初挂断的电话，以及随之而来的所有心碎和疑问，被我小心翼翼地封装起来，藏在了内心一个角落。它依然存在，像一块无法溶解的坚冰，但我学会了与它共存，不再让它冰冷的寒意轻易渗透到我生活的每一个缝隙。我知道，终有一天我需要打开它，直面它，但，不是现在。

　　现在，我有了新的，属于自己的光。

　　大概是在大二的下学期，一种模糊的渴望开始在我心中萌发。生物化学的世界固然精妙，但它似乎无法完全容纳我内心深处某些躁动不安的、想要“创造”的冲动。那些在卑尔根街头看到的、融合了北欧极简与功能性设计的服装，那些在博物馆里看到的、充满历史厚重感的织物，还有……记忆中，福城夏日里，程砚初身上那件简单的、被风吹得鼓起的白色衬衫。

　　一种强烈的、近乎本能的欲望开始浮现：我想把脑海中那些无形的、关于美、关于记忆、关于情绪的感受，变成有形的、可以触摸的实物。我想用布料、线条和色彩，来讲述故事，来构建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世界。

　　这个念头起初让我自己都感到惊讶。服装设计？这与我正在攻读的、严谨的科学领域似乎南辕北辙。但那种渴望一旦破土，便疯狂滋长。我开始在课余时间，流连于卑尔根的艺术书店，翻阅那些厚重的时尚杂志和设计图册。我在廉价的素描本上，用生涩的笔触勾勒脑海中闪过的轮廓和搭配。我甚至用打工攒下的钱，买了一台二手的缝纫机，从修改旧衣服开始，笨拙地学习踩线，学习如何让一块布料顺从我的意志。

　　这并非易事。我没有任何美术功底，对剪裁、面料的知识几乎为零。最初的尝试往往是灾难性的——歪歪扭扭的线迹，不合身的版型，不伦不类的设计。挫败感时常来袭。但奇妙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很少感到像过去那样灭顶的恐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专注的、带着探索欲的平静。当我把全部心神投入到测量、画图、缝合这些具体而微的动作中时，外界的纷扰，内心的暗涌，似乎都暂时远去了。

　　我把这个决定告诉了汉森医生。他并没有表现出意外，只是温和地问：“这会让你感到有压力吗？同时进行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的学习。”

　　我想了想，回答：“会。但这是一种……好的压力。它让我感觉，我在为自己创造某种可能性，而不是仅仅在应对过去的创伤。”

　　汉森医生赞许地点点头：“跟随你内心真正的兴趣，季，这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疗愈力量。”

　　我也对利维亚和艾拉坦诚了我的新方向。利维亚瞪大了眼睛，随即兴奋地抓住我的胳膊：“天哪！知秋！你终于要开发你隐藏的艺术家属性了吗？我早就觉得你身上有种特别的审美！以后我的衣柜就交给你了！”艾拉则更实际，她送给我几本关于色彩理论和基础剪裁的书籍，轻声说：“做你想做的，知秋，你很勇敢。”

　　她们的认可，像小小的火苗，温暖了我探索路上不可避免的孤寂。

　　于是，我的生活变成了更加明确的双线并行。白天，我是理学院那个安静专注的优等生，沉浸在分子式和实验数据里；夜晚和周末，我则化身成为狭小宿舍里那个对着草图、布料和缝纫机较劲的学徒设计师。时间被填充得前所未有的满，疲惫是常态，但心底却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充实感在缓慢滋生。

　　我对未来的规划，也由此逐渐清晰。大学毕业，拿到生物化学的学位，这是我对自己、也对母亲的一个交代，是我在这片土地上奋斗过的证明，也是一份实在的、保障生存的底线。但之后，我要回国，回到福城。不是立刻去追问程砚初，而是要去学习服装设计。我查询过，福城有几所不错的设计院校，也有相关的进修课程。我想用我在挪威攒下的钱，去系统地学习。

　　这个目标，比“考上好大学”更宏大，也比“回去找他”更属于我自己。它融合了我过去的伤痕，我对美的理解，以及我对未来生活的全部想象。它让我第一次感觉到，我的人生方向盘，正真正地、缓慢而坚定地，挪回到自己的手中。

　　时光在笔尖流淌墨水、实验室闪烁的仪器指示灯和缝纫机规律的哒哒声中飞逝。卑尔根的四季在窗外轮回，雨、短暂的夏、更绵长的雨、被灯火照亮的冬夜。我升入大三，然后是忙碌的大四。

　　我的设计作品从一开始的拙劣，渐渐变得有模有样。我开始敢于使用更大胆的色彩碰撞，尝试更复杂的结构。我从挪威的自然风光中汲取灵感——峡湾的深邃蓝色，雪山反射的冷冽白光，森林里苔藓的浓郁绿色，都被我融入到我的草图里。我的毕业设计，甚至偷偷准备了一个小小的系列，主题就叫“北境回声”，虽然只是几件简单的成衣，但利维亚和艾拉试穿时眼中流露出的惊喜，让我感到了久违的、发自内心的成就感。

　　生物化学的专业课成绩，我始终保持在上游，足够我顺利毕业，拿到一份还算漂亮的成绩单。我知道我不会从事这个领域的工作，它更像是我人生中一段重要的修行，锤炼了我的逻辑、耐心和面对复杂系统的能力。

　　毕业典礼在初夏举行。那天，卑尔根难得地放晴了，阳光慷慨地洒在古老的大学建筑上，也洒在我们这些穿着黑色学士袍的毕业生身上。我站在人群中，听着校长用挪威语和英语交替发表的演讲，心中一片平静的汹涌。四年了。我从一个带着满身伤痕、惊慌失措的男孩，变成了如今这个眼神沉静、内心有着明确目标和隐秘力量的少年。

　　母亲打来了越洋电话，语气里是罕见的、清晰的喜悦和骄傲。她详细问了我的毕业去向，我告诉她，我决定先回国，休息一段时间，再考虑工作。我没有提及服装设计的计划，那对于她来说，或许太过离经叛道。电话那端沉默了片刻，然后她说：“好，回来也好。路上小心。”

　　挂了电话，我看着远处弗洛伊恩山上郁郁葱葱的树木，深深吸了一口混合着青草和阳光味道的空气。回去。这一次，我不是逃亡，而是归航。

　　处理完毕业的一切琐事，退掉宿舍，打包好行李。我四年的积累，除了书籍和衣物，最多的就是那些设计草图、面料小样和几件我亲手制作的成衣。我把它们仔细地收纳好，准备带回福城。

　　离正式回国还有一周左右的时间。利维亚和艾拉已经各自有了安排，我们约好等我安顿下来再联系。突然空闲下来的时间，让我有些无所适从。卑尔根的阳光依旧难得，我决定像过去四年里无数次那样，去市立图书馆消磨一个下午。那里有我熟悉的、带着旧书和咖啡香气的气息，有我惯常坐的靠窗位置，算是我对这座城市，一种安静的告别。

　　我在图书馆里翻看着一本关于北欧现代设计史的书籍，阳光透过高大的玻璃窗，在光滑的木地板上投下温暖的光斑。周围很安静，只有书页翻动和偶尔敲击键盘的细微声响。

　　不知过了多久，我感觉有些口渴，便合上书，起身走向图书馆一楼的咖啡厅，想去买一杯热可可。

　　咖啡厅里的人不多，我排在队伍末尾，目光无意识地扫过坐在窗边休息区的人们。有埋头看书的学生，有对着笔记本电脑蹙眉的学者，还有几个看似游客模样的人，低声交谈着。

　　然后，我的目光定格了。

　　在靠窗最角落的位置，坐着一个黑发的年轻亚洲青年。他穿着简单的灰色毛衣，侧对着我，正低头看着手里的一本厚厚册子，似乎是建筑类的图册。午后的阳光恰好落在他身上，勾勒出他清晰的下颌线和专注的眉眼。

　　那一刻，时间仿佛骤然凝固。图书馆里所有的声音——咖啡机的蒸汽声、低语声、脚步声——都像潮水般退去，只剩下我自己胸腔里，那一声剧烈过一声、几乎要撞碎肋骨的心跳。

　　不可能。

　　是我看错了吗？是阳光太刺眼，还是我潜意识里过度思念产生的幻觉？

　　我僵在原地，血液仿佛在瞬间倒流，又在下一秒疯狂地涌向大脑，带来一阵眩晕。我下意识地握紧了手指，指甲深深陷进掌心，那细微的刺痛感告诉我，这不是梦。

　　他似乎察觉到了长久的注视，微微蹙了下眉，然后，抬起了头。

　　目光，就这样毫无预警地，在空中相遇。

　　时间，空间，所有的一切，在那一刹那都失去了意义。

　　程砚初。

　　那双眼睛，比我记忆中更加深邃，褪去了些许少年时的锐利，多了几分沉静的成熟。但那里面的光，那种我曾无比熟悉、在心底描摹过无数次的光，没有变。

　　他看着我，眼中先是掠过一丝被打扰的不耐，随即是明显的怔忪，然后是难以置信的惊愕，那惊愕迅速加深，变成了某种……我无法精准解读的、剧烈的震动。他的瞳孔，在卑尔根初夏明亮的阳光里，微微收缩。

　　我维持着站在原地、手握成拳的姿势，像一尊被瞬间冻结的雕像。所有的心理建设，所有的冷静自持，所有关于未来的规划，在这一刻，分崩瓦解，灰飞烟灭。只有那个被埋藏了四年的、冰冷的忙音，和眼前这张真实得可怕的脸，在脑海中疯狂对冲。

　　他怎么会在这里？在卑尔根？在这个我即将告别的时候？

　　世界重新被按下了播放键，声音回归，阳光依旧温暖。

　　我们就这样隔着几步的距离，无声地对视着。

　　卑尔根窗外，阳光正好，远处弗洛伊恩山的轮廓在晴空下清晰而温柔。

　　而我的归途，似乎在这一刻，以一种我完全未曾预料的方式，提前拉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