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拉斯堡的乌鸦》Valerian

4、Epi.04

　　4.
　　前两个水龙头都是坏的，莱昂拧开第三个，俯身洗了洗脸，水滴到衣领上，他还穿着那件旧毛衣，夜班发报员借给他一件外套，换下那件从火车上偷来的，沾着血迹的那件早在火车通过土耳其边境之前就扔掉了。

　　电话响了起来，六个里的其中一个，许久，无人接听。声音在走廊、前厅和四个壁橱大小的办公室里回荡。伊斯坦布尔联络站的伪装是一家旅行社，挂在门口的铜牌这么宣称，而镶在相框里的褪色风景照片和杂志架上快要满溢出来的打折套餐小册子进一步说服意外闯入的人们，铜牌确实没有撒谎。旅行社有一辆小型巴士，雇佣了一个当地司机，自然是为了接待游客，决不是别的什么原因。

　　有人敲了敲洗手间的门，莱昂抹了抹脸上的水，拨开了锁。夜班发报员，食指和中指之间夹着一支点燃的烟，一个黑色帆布包挂在手臂上。

　　“司机到了，”他告诉莱昂，“下楼，转右，第二个街口再转右，你会看见一个停车场，我相信你知道一辆巴士长什么样。”

　　莱昂说他应该知道。

　　“别和司机说话，不过说也无妨，他不会英语。我们告诉他你是个摄影师，”黑色帆布包塞到他手上，“你记得地址吗？”

　　莱昂从外套口袋里摸出写着姓名和地址的半张纸里，对方摇摇头：“当我说‘记得’的时候，我的意思是就算有人把你的头按进水里，你还能拼写出街道名。”

　　“我记得。”

　　值班发报员取走那张纸，掏出打火机，点燃。

　　远处，宣礼塔的喇叭响了起来，呼唤人们参加今天的第一次祈祷。

　　——

　　雪盖住了被烟熏黑的屋顶。

　　莫斯科似乎一直以来就是这样的，永恒的雪，清晨的冻雾，低垂的太阳，空旷的街道和广场。空气本身像是长了倒刺，在呼吸的时候刮破上颚和喉咙。安东上一次回到莫斯科的时候奥尔加姨妈还活着，对那颗悄然生长并最终杀了她的肿瘤一无所知。在最后那个痛苦的星期里，尼古拉姨父向管理农场的维克托·谢尔盖耶维奇·普利瓦洛夫借了卡车，把她送到列宁格勒，然后又送到莫斯科，她在那里死去，又被同一辆卡车运回农场，下葬，泥土被冻得如此坚硬，铁铲像是敲在钢板上。这一切都是彼得转告给他的，七个月之后，在华沙一家咖啡馆里，阳光晒暖了他的后背。

　　安东不记得他的父母，奥尔加姨妈坚持说他们都是病死的，刚开始的版本是霍乱，后来又变成了肺炎，但时间是肯定的，1939年，许多父母都在这几年间“病死”。当安东问起墓碑在哪里的时候，她会佯装发怒，开始用“安东·安德烈耶维奇”来称呼他，命令他滚出厨房。

　　他的童年是霜冻的沼泽，当他第一次这么说的时候，他的老朋友，带着一种贫乏的、预科学校毕业生的想象力，问他这是不是一个比喻，不是。奥尔加姨妈家在沼泽边上，农场最偏远的角落，往西走。尼古拉姨父照顾马匹，两个表兄像驮马一样工作，并不怎么和他说话。安东·安德烈耶维奇·索科洛夫，年幼的局外人，独自在旷野里玩耍，用弹弓打田鼠和偶尔出现的狐狸。学校是日久失修的教堂，每周两次，他在长凳上抄写西里尔字母表，弯着腰，壁画里缺了一只眼睛的圣徒严厉地俯视着他。

　　路灯熄灭，太阳还没有出来，捷尔任斯基广场阴影幢幢，这似乎也是它一直以来的样子。人们不得不路过这里的时候都低着头，像独自穿过峡谷的牧民，屏着呼吸，生怕被狼群察觉。安东按紧帽子，走进阴影里。

　　克格勃寄生的这栋建筑物内部由深浅不一的棕色、黑色和米黄色构成。彼得的办公室是其中一个稍微比其他地方更阴暗一些的角落。他不常在这里出现，彼得是那种喜欢巡视蛛网每一个角落的蜘蛛，只会在风暴快来的时候回到蛛网中央，用细瘦的、布满斑点的节肢拨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丝线。

　　“火车，”彼得开口，皱起眉头，像是突然之间忘记了哪一班火车，“终点站是伊斯坦布尔。”

　　我知道，安东想，并没有说出来。

　　彼得点了一支烟，把烟灰缸拨到桌子正中央。房间里没有窗户，灯泡浸泡在烟雾里。彼得就只是彼得，没有父称，没有姓氏，也没有解释，从安东还是个军校生的时候开始就是如此。行动处处长有着蜘蛛般的耐心和不容外人干扰的节奏，安东等待着。

　　“去年十月，一位尤里亚诺夫上尉叛逃到美国，在他随身带着的礼物里，有一份五十六页的名单，克格勃的谍报网，不是全部，但也足够把孩子们从地窖里拖出来，撕成碎片，”彼得磕了磕烟灰，“问题：为什么我们还没有被撕成碎片？”

　　这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安东继续等待着。

　　“因为他们一直没有找到钥匙，直到‘乌鸦’把它偷走。”拿着烟的手晃了晃，“我们不能把孩子们都叫回来，你明白的，他们当中有些人走得太远。所有人都背上了死刑判决，没有人知道行刑时间，两小时后，一个月。”

　　烟被摁熄了。

　　安东看着灰烬，“我会去伊斯坦布尔。”

　　彼得像是没听见他的话，就算听见了，也不感兴趣，“如果我那个死在克里米亚的父亲曾经教会我什么的话，那就是一，怎样凿一个完美的冰洞；二，出发前检查你的猎枪。我认为这是十分正当的行前建议。”

　　这就是你把我召回莫斯科的原因？检查你的猎枪？“确实是的。”安东回答。

　　彼得着手卷一支新的烟，“莫斯科还是你记得的样子吗？”

　　“是的。”

　　“你的意思是‘很不幸，是的’，还是‘感谢上帝，是的’？”

　　“各有一些，我想。”

　　一根火柴被擦亮，硫磺的气味，火光短暂地照亮了彼得骷髅般的脸，“走吧，安东·安德烈耶维奇，有人会送你去机场的。”

　　——

　　车在一条街外停下，一道斜坡的底部。莱昂下了车，开始攀爬，一路核对门牌号码。空气里满是豆蔻、潲水和咖啡的气味，两个男孩骑着自行车，像炮弹一样冲下斜坡，冲莱昂喊叫了一句什么，在他来得及作出反应之前就消失了。

　　他要找的房子平凡无奇，夹在另外两栋相似的住宅之间，只有一小段石阶和钉在墙上的蓝色信箱把它们区别开来。莱昂按了按门铃，没有应答，他退后一步，抬头看二楼的窗户。窗帘紧闭，没有提供任何线索。

　　一只狗冲他吠叫，莱昂转过身，狗主人拍了拍那只黑褐色杂种狗的头，让它安静。他戴着毡帽，大衣外面搭着一条格纹围巾，看起来更应该出现在格林威治，而不是远离伊斯坦布尔中心的窄巷里，“在找什么人吗？”

　　他说的是英语，听不出什么口音，

　　“记错门牌号码了，”莱昂回答，“我现在就走。”

　　戴着毡帽的人往旁边迈了一步，挡住了他的去路，“我在这附近住了很长时间了，也许能帮你。”狗又吠起来，龇起牙齿，“安静，阿尼卡。”他训斥道，这名字的最后两个音节之间有小小的空隙，就像下楼梯时不慎踩空的那一级。

　　“我在找一位海因斯先生。”

　　“多么巧合，这就是他的房子，”戴着毡帽的人指了指那间有蓝色信箱的房子，“试过门铃了吗？”

　　“好几次。”

　　“老混蛋不在里面？”

　　“他没有来开门，如果这是你的意思的话。”

　　“最好进去确认一下，不是吗？”牵着狗的陌生人走上前门台阶，拧了拧门把手，“锁着，但没有理由担心，我碰巧带着钥匙，海因斯先生时不时请我帮他给盆栽浇水。”

　　“我还是更乐意在外面等海因斯先生回来，谢谢。”

　　“我就是海因斯，我感谢你的礼貌。”戴着毡帽的人推开门，莱昂终于看见了他的枪，惊讶于自己为什么没有更早察觉，也许是因为狗，或者那件大衣，“闭上嘴，进去。”

　　——

　　狗趴在软垫上喘气，莱昂在椅子上挪动了一下，想离它再远些。枪放在桌子上，他的黑色帆布包躺在旁边，像头被开膛破肚的动物，海因斯逐一检查里面的物件，护照，铅笔，线圈记事本，少许现金，一个小木盒。他打开了木盒，嵌在软垫里的是薄薄一片金属，末端是近似钥匙的圆形把手。

　　“再说一次你是从哪里来的？”

　　“美国驻斯特拉斯堡领事馆，先生。”

　　“是谁把我的名字告诉你的？”

　　“副领事帕克，先生。”

　　“他应该知道我早就退休了。”海因斯拔掉台灯插头，把它从茶几转移到餐桌上，拧亮，琢磨着金属片上纵横的电路。

　　莱昂清了清喉咙，“那是什么？”

　　“这，”海因斯把金属片放回原处，合上盖子，“是一个特别烫手的马铃薯。”

　　“用简单的话来说？”

　　“用简单的话来说，”一把椅子被拖了过来，海因斯在莱昂对面坐下，他已经脱掉了大衣，衬衫外面套了一件鸡心领毛线背心，看上去就像莱昂的十年级自然科学老师，“假设你要把你的小秘密锁起来，比如说，心爱的餐馆列表，种植兰花的窍门，或者一份外勤特工名单，先加密，是吗？然后你把它锁在一个漂亮的箱子里。这还不够，锁可以被撬开，箱子可以被砸坏，于是你在箱子里加了一个聪明的装置，在箱子打开的时候自动销毁里面的信息，除非，”他打量着莱昂，看他能不能跟上，“除非你有一条特制的钥匙，按特定的次数和方向旋转，箱子打开，里面的猫咪是活着的。”

　　莱昂的目光移到小木盒上，再转回来，“那是一条钥匙。”

　　“那确实是一条上述的钥匙。”

　　“副领事希望你把它送到墙的另一面。”

　　“副领事需要另作打算，”海因斯回到餐桌边，一一把零散的东西收回帆布包里，“我和我的好姑娘阿尼卡哪里也不去。”

　　狗在听到自己的名字时竖起耳朵。

　　“我会死在半路上，先生，我知道这一点。”

　　海因斯把帆布包丢给他，“我会为你祈祷。”

　　刺耳的喇叭声响起，三下，莱昂走到窗边，刚好来得及看见那辆印着旅行社商标的小型巴士开走。从另一个方向开来的是两辆警车，并排停在斜坡底部，穿着制服的警员下了车，向钉着蓝色信箱的房子走来。“见鬼，”海因斯说，把发报员从窗边拉开，“后门，现在。阿尼卡，跟上。”

　　一辆车停在后门，狗跳进副驾驶座，莱昂钻进后排。车倒退着驶出了窄巷，拐了个弯，冲下斜坡。一个警察发现了他们，站到路中央，举起手臂，示意停车。海因斯踩下油门，警察跳开了，高声喊叫着什么。

　　“我们要去哪里？”莱昂问，车冲过电车轨道，扎进马路另一边的车流里，喇叭声四起。

　　“去确认一件事。”海因斯回答。

　　——

　　“狗不能进去，”警卫重复道，“你们也不能。”

　　“拿起内线电话，”海因斯温和地建议，用脚挡住快要关上的门，“告诉领事，麦卡伦先生希望进行友好的拜访，是的，卢克·麦卡伦，带有一个‘a’。”

　　警卫怀疑地看了他一眼，回到门厅里去了。领馆区的街道空荡荡的，莱昂的视线不停地溜向路口，防备着始终没有出现的警车。

　　美国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的门重新打开了，同一个警卫，看起来比刚才更困惑，“你们可以进去了，麦卡伦先生。”

　　一楼办公室电话响个不停，夹杂着打字机不间断的咔哒声。狗抖着耳朵，像是要甩掉噪音。海因斯赶走了一个惊讶的译码员，把莱昂按到椅子上，“给苏联大使馆发一封电报。”

　　莱昂戴上耳机，又摘下来，“哪里？”

　　“苏联使馆，”海因斯告诉他，“内容是‘阿尼卡向父亲致以问候’，明文。”

　　“无意冒犯，海因斯先生，我认为我们应该离开——”

　　“把电报发出去，克里斯滕先生。”

　　回复是在四十分钟后来的，只有一行字。莱昂抽出纸条，“‘退休生活如何’，逗号，‘康纳’，问号。”他放下铅笔，“谁是康纳？”

　　“我。”康纳·海因斯回答，“莫斯科把索科洛夫派来了。”

　　“谁？”

　　“一个老朋友，”海因斯把他拽起来，“现在我们该走了。这是个适宜谋杀的天气，最好不要待在户外。”

　　从斯特拉斯堡来的发报员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于是没有作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