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拉斯堡的乌鸦》Valerian

2、Epi.02

　　2.
　　安东·索科洛夫坐在长椅上。

　　这里不是莫斯科，因此安东也不叫安东，他在柏林的名字是本杰明·里克特，一个纺织品推销员，能一眼看出土耳其挂毯的质量高下，会弹钢琴，声称很喜欢狗，却从来没有养过。假如他的肩膀比一般的推销员更宽一些，更像一个橄榄球员，那大概可以归因于他的晨跑习惯。里克特有一双士兵的手，那种让人们马上联想起武器的手，满是老茧和细小的伤疤，如果被问起，他必定会说这是搬布料造成的，谁能想到一捆细格子棉布会有这么重呢；要是继续追问，他会提起他那子虚乌有的、在录音带加工厂里度过的青年时代。从口音上听不出里克特来自哪里，但反正不会是比波兰更往东的地方，他的浅色头发和眼睛——说不准到底是蓝色还是绿色——并没有提供更多的帮助。也许在他再年轻些的时候，斯拉夫血统的笔触会更明显，但现在，因为眼角的细纹和一种后天获得的冷漠，里克特看起来就像任何一个疲于生活的东柏林人。

　　这是个适宜谋杀的晴天，他的老朋友会这么说，适宜谋杀，却不适合放风筝。风彻底停止了，像是有人按了个什么开关。子弹离开狙击枪之后能画出一条美妙的弧线，击碎两公里外的血肉和骨头。

　　他的老朋友有一种过分戏剧化的倾向，但现在并不是陷入回忆的好时机。里克特看了一眼手表，三点钟刚刚过去，河堤上出现了一个骑着单车的人影，但那只是个年轻姑娘，脸颊和耳朵被冻得通红，并没有多看他一眼。

　　三点过十分，一个拄着拐杖的人颤颤巍巍地穿过马路，到河岸这一边来。

　　里克特看着他走近，拄着拐杖的老人并不着急，时不时停下来整理一下脏兮兮的灰蓝色围巾，或者用手帕擦一擦鼻子。河里的野鸭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在长及脚踝的大衣里翻了半天，掏出一小块发霉的硬面包，抛给那些满怀希望的水鸟。里克特移开视线，直到老人在旁边坐下，他仍然看看工业区林立的烟囱。

　　“迷人的阳光，在一月份里很少见。”

　　里克特回答说的确是的。

　　老人把拐杖靠在长椅扶手上，“孩子们周末去观鸟了。”

　　“有点太冷了，不是吗？”

　　“孩子们能应付的。”

　　“看见什么稀有的种类了吗？”

　　“还是常见的那些，老实说，孩子们都有点失望，不怕人的小麻雀，杜鹃，聒噪的乌鸦。”

　　他们都沉默了一会。一艘笨重的运沙船吃力地逆流而上，汽笛拉响。码头上的工人使劲挥舞信号旗。

　　“换作以前，乌鸦在这个季节里都到更暖和的地方过冬去了。”

　　“总有些例外。”拄着拐杖的老人伸展双腿，轻轻捶打膝盖，他的皮鞋磨损得厉害，沾满泥点，虽然最近几天并没有下雨，里克特看着那双布满老人斑的手，等待下文，“孩子们还听到一些风声，四天前，斯特拉斯堡告诉巴黎，他们‘派出了最好的人手’。”

　　“斯科特？”

　　“不，他留在了马厩里。孩子们还指望你能解开这个谜题。”老人取出一个棕色牛皮纸信封，放到长椅上。里克特交抱起双臂，注视着运沙船，它正在靠岸，一只庞大的、不识水性的有角甲虫，几条缆绳抛到岸上。

　　“我老了，彼得，不再适合外出打猎。”

　　彼得站起来，拐杖敲了敲开裂的水泥地，“贝尔格莱德，今晚的火车。”

　　老人走了，里克特一动不动地坐在原处，看着河水。一只瘦巴巴的鸽子落在脚边，发出咕咕的叫声。为了不让鸟儿失望，里克特搜索了身上所有的口袋，却只找到了些碎成粉末的烟丝。“抱歉，你得到别的地方去碰运气了。”

　　鸽子飞走了，安东·索科洛夫拿起棕色信封，离开长椅，低着头，以躲避从桥洞里刮来的刺骨冷风。

　　——

　　他的手在发抖，莱昂把车停到路边，对着挡风玻璃和缺乏修缮的马路深呼吸。

　　一切都好，他告诉自己，只需要像个正常人一样开过检查站。但话又说回来，一个“正常人”未必需要驾车驶过意大利和南斯拉夫边境。他想起康涅狄格老家农场里的公羊奥利，这头有角的偶蹄动物在他七岁的脑海里投下了长久的恐惧阴影。他的姐姐荷莉要求他每天把奥利领到草场上，小狮子，她说，把格子衬衫系到腰上，你难道不应该比一头公羊更勇敢吗？虽然这个故事的结尾是莱昂被公羊撵到树上，但还是有所教益的。

　　他重新发动了汽车，驶向边检站。

　　以边境检查站的标准而言，这一个并不特别起眼，只是泥路上的一处岗哨。排在他前面的是一辆运载肉牛的农场卡车，那些庞大的草食动物盯着莱昂，平静地反刍。车队缓慢地移动，卡车过去了，路障移开，重新落下。莱昂在裤子上擦了擦手，取出护照。替他们做这些小玩意的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德州人，没有人记得他的名字和准确职位是什么，但大家都叫他“铜匠”。莱昂手里的护照既不新也不旧，磨损得恰到好处，零星几个海关印戳显示护照持有人曾经到访过捷克和古巴。挎着步枪的士兵敲了敲车窗，莱昂把护照和通行许可递了过去。

　　“泰勒·霍普？”

　　“是的。”

　　“目的地？”

　　“贝尔格莱德。”

　　“为什么？”

　　这是个哲学问题，莱昂想。“我是个记者，准备报道访问南斯拉夫的英国儿童合唱团。”

　　“下来，”士兵命令道，“打开行李厢。”

　　他照做了，绕到这辆墨绿色雪铁龙后面，揭开行李厢盖，里面放着一个备用轮胎和换轮胎用的工具。士兵把他的通行证递给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后者瞥了一眼，不耐烦地挥挥手，示意他过去。

　　驶出差不多两公里之后，莱昂才觉得自己的心跳恢复了正常。

　　离贝尔格莱德还有最后五小时车程，如果他不停下来休息的话，天黑之前就能到达目的地。木工商店，他一遍遍地回忆着副领事在镶着铅板的隔音室里告诉他的，问他们要一盒螺丝，十六英寸木板，一个扳手，按这个顺序问。乌鸦就在那里，把车给他，把第二本护照给他，做他让你做的事，别问问题。

　　一点也不难，小狮子，他脑海里那个听起来很像荷莉的声音欢快地说，没有什么需要担心的。

　　——

　　布里格达大街二十三号的木工商店在这里开了十多年了，是个满是尘埃和木屑的灰暗洞穴，大概是迫于租金压力，还卖起了香烟和糖果。颜色过分鲜艳的柠檬糖装在脏兮兮的宽口玻璃罐里，看上去更像是陪葬品。如果推开柜台后面的低矮木门，走下长长的、咽喉般的楼梯，地下室的一摞木箱挡住了一堵砖墙，看上去和别的砖墙没有什么不同，也许更破旧一些。墙的另一边是个小房间，里面有一台发报机，以及别的足以让人在西伯利亚度过余生的东西，那是说，如果你还没有被秘密处决的话。

　　店主马尔克斯太太是个不好惹的角色：问问街上的任何一个小混混和每一只妄图偷吃的流浪猫，他们都会为此作证。这位寡妇熟悉每一种木工工具和建筑绘图技巧，还很乐意为别人的人生提供修改意见。

　　马尔克斯太太并不特别喜欢星期天傍晚，周末已经结束，没有人愿意出门，即使出来了，也都半梦不醒，绝不会进来买一把好用的螺丝刀。一般而言，马尔克斯太太会希望在星期天歇业，但考虑到她的另一些顾客，她并不能这么做。

　　比如在六点过一刻进来的这一位。

　　“下午好。”她说。天已经完全黑了，路灯还没亮起，恐怕过不了几个小时，雪就要下了。

　　“下午好。”年轻人用俄语回答，他的口音很有趣，就像整齐往一边倾侧的木栅栏，“我需要一盒螺丝，十六英寸的木板和一个扳手。”

　　“木板不好找，”马尔克斯太太说，“稍等。”

　　她绕过柜台，挂出停止营业的牌子，锁上大门。店主和顾客一前一后走下通往地下室的楼梯。年轻人在马尔克斯太太的指挥下挪开散发着霉味的木箱，打开另一扇更矮的门，钻进被一盏台灯照亮的小房间里。

　　斯特拉斯堡的乌鸦站起来，审视着不速之客，他的贝雷帽只差半个指节就会擦到天花板。有那么几分钟，年轻人似乎说不出话来，最后他放下手提箱，清了清喉咙。

　　“我叫莱昂·克里斯滕，先生，我从领事馆来。”

　　——

　　安东在火车靠站的时候醒来。

　　雪已经下了好一会了，月台铺上了薄薄的一层，在煤气灯的光线下看起来是灰蓝色的。哨子吹响，火车最后抽搐了一下，彻底停了下来。安东活动了一下肩膀，戴上帽子。

　　这是今天的最后一班车，乘客陆续离开之后，站厅的灯光也逐一熄灭了。深夜的贝尔格莱德像坟墓一样安静，安东·索科洛夫在空无一人的街角停下来，点了支烟，拍掉落在袖口的雪。

　　在他右前方，萨瓦河在黑暗中淙淙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