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历代文化冰山》余默欢

7、家庭价值观

　　一是皇室家庭。所谓皇室，指皇帝和后妃、公主、宫女、内侍等组成的一种特殊家庭，有时候连同皇子们也包括在内，实际上是由皇族的直系亲属所组成的，但不包括皇帝的堂兄弟以下的支系和外戚。宋代皇帝皇后之外，还有妃、嫔、婕妤、才人、贵人等与皇帝皇后一同饮食起居，而且这些妃嫔只有级别的规定，没有数量的限制。北宋仁宗先后五次“出宫人”即放还级别比较低的妃嫔和宫女700人，宋徽宗退位后“出宫女六千人”。[9]加上后妃所生的子女，组成了当时最大的家庭。[10]辽金元时期北方游牧人开始向农耕社会过渡，皇室的生活也逐渐与中原政权趋同，如女真金朝建立之初皇帝和皇后的“屋宇车马、衣服饮食之类，与其下无异”；[11]到金熙宗的时候开始讲究政治等级与生活方式的一致性，开始奢侈了；到金朝末年宫中已经是“婢妾百数，皆衣金绮绣如宫人”，[12]与原来的中原王朝的皇室相同了。

　　二是官(吏)户家庭。两宋时期从皇亲国戚、宰相大臣到地方官吏，凡是有大大小小官职的人，他们的家庭都可以算作官户。[13]而且不止这些，现任级别较高的官员“其亡殁者有荫同”，[14]连被恩荫做官的子孙的家庭也算是官户。细分起来，宋代还曾把历代做官和现任官的家庭称作形势户，只是把恩荫子弟的家庭称作官户。同时，还把级别低的官员和吏员的家庭称作吏户，包括从中央到各路府县衙门的胥吏，有时候还包括乡村基层政权的头目。[15]官户和吏户都有大小不等的官职和权利，级别高的还有一些政治特权。他们的家庭一般都比较大，一妻多妾家庭主要存在于这个阶层(包括一些吏户)之中。

　　三是民户家庭。这是最庞大的等级，也是最主要的社会阶层，除了上层的皇室、官户和下层的奴婢家庭，所有的人都属于这个范围。农民中的自耕农、半自耕农和佃农，没有官爵的平民地主，即宋代的主户、客户，包括主户中的上户、中户和下户，游牧人中的牧民和普通牧主，手工业主和工人，大小商贩[16]……至于元朝的诸色户计，从政治等级上看全是平民，有的著作就直接把军户、医户和平民算作元朝社会的“中间阶层”，[17]如前所说的二三十种户类都属于这个等级。从官府的角度看，他们是纳税服役的主体；从家庭的角度看，他们都是最普通最平常的家庭，有关论著对一般家庭模式的概括，就是以这类民户家庭为参照的，我们所考察的也主要是这个等级的民户家庭。

　　四是奴婢家庭。奴婢在秦汉以后的社会中已经是非主体等级，尤其宋代奴婢只用在家庭生活服侍方面，很少用在生产领域，少数用在手工业中的官府奴隶性质的工人，如唐代以来的部曲、杂户之类，在宋代也通过各种渠道不断向良人身份的雇工转化。[18]辽金元时期的奴婢比宋代多，除了原来的罪犯、债务奴婢和自卖为奴的穷人，更多的是战俘奴隶，元朝初年征战中俘获的工匠、驱口，都是半奴隶身份。这些奴婢都有自己的家室，有的是同一个贵族大户的男奴与女婢婚配，养育下一代奴婢，继续隶属于原来那个大户人家；尽管历代都有一些买卖甚至杀死奴婢的记载，至少在宋代这是违法的。宋辽金元时期的奴婢大都是半奴隶身份，因为他们有家室，有一些生产生活资料，并不是一无所有；就是元代被掠夺到官府作坊去的匠人，也称作匠户，是以“户”来统计的，表明他们有自己的家庭。附带说一下，这种“奴婢家庭”指的是全家都是奴婢的家庭，与第五章提到的有个别人成为奴仆或女婢的穷人家庭不是一回事。

　　宋代把西北地区的羌人分为生熟户，生户是指居住在离宋朝边境比较远的深山僻野，而且经常与宋朝发生冲突的少数民族部落；熟户指距离宋境比较近，交往比较多而且比较友好的部落。[19]生、熟是宋代对周边少数民族的习惯用语，不只是在西北，在东北地区也是把离得远的叫生女真，靠南与宋接壤的叫熟女真。但这不是划分家庭的种类，到辽金元时期就直接依据民族来划分家庭的类型了。
　　第二个原因是家庭的供养能力与供养需要之间找到了最佳平衡点，这是“宋型家庭”形成和定型化的主要原因。从全社会来看，各个阶层的人口比例相对稳定下来，佃农客户约占35%，地主（包括平民地主、官僚贵族地主）在10%以内，自耕农阶层通常占将近60%。宋代自耕农通常是每家平均20亩地，亩产和税率（什一之税）不变，大体可以养活五口人。佃农家庭只要有两个男劳力，也同样可以维持五口人的生活。

　　此外，累世同居的大家庭形态在宋代也达到了历史的顶峰，宋代是同居共财大家庭最多的时候。但是宋元时期这种同居共财的大家庭已经不是主要的家庭形态，而主要是价值观念的产物，缺乏足够的经济基础，故难以长期存在。当时人们对这种大家庭的描绘很逼真，如会稽唐氏，“其家累世合居，一门之中，隐然成小都聚”，即像个小城镇。宋元时期这种同居共财的大家庭存在的时间一般就是几十年，超过百年的不多，所谓五世而居，比较符合实际情况。这种大家庭的地域分布也很有特点。唐以前两个名气最大的“义门”都在北方，即北魏的博陵安平李家，在河北；张公艺家，在山东寿张。宋代以后影响最大的“义门”则出现在东南地区，如越州会稽裘承询、信州李琳、江州陈氏、浦江郑氏。同居共财的大家庭在唐宋之际由“北盛于南”转变为“南盛于北”了。其中的原因，当与晋朝永嘉年间北方人以家族为群体聚族南迁有关。

　　从宋代开始，家族组织的特点和功能由选官、婚配转为“收族”即组织、管理和保护族人，其结果是，在宋代，临时性的兄弟家庭“同居合活”现象少了，累世“同居共财”的大家庭多起来。生存救助的需要由家族组织来完成，兄弟家庭的“同居”从原来的生存需要变成一种对孝悌精神的追求，甚至由实惠的救助变成一种博取“义居”名誉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