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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无法面对的伤痛与辞职 ...

  •   上海的秋天,风里已经有了凉意,梧桐叶子开始窸窸窣窣地往下掉,铺得满地金黄。可我却像是被扔进了一个巨大的蒸笼,整个人都在一种混沌的高热里浮沉。
      陈泽的离世,不像一场海啸,海啸来临前至少还有预警。它更像是一颗无声的子弹,在我毫无防备的时候,精准地击碎了我的心脏。世界在那一刻静止了,然后,所有的声音、色彩和知觉,都以一种缓慢而残忍的方式从我的生命里褪去。
      我病了。医生说是急性扁桃体炎引起的高烧,可我知道,我的病根在心里。那颗子弹留下的空洞,正在呼啸着往里灌着名为“悲伤”的冷风。
      我的公寓,那个我曾以为是坚固堡垒的地方,此刻成了一个巨大的回音室。我躺在床上,像一截被抽干了水分的朽木。窗帘紧闭着,拒绝了外面世界的一切光亮。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药片和汗水混合的苦涩味道。
      手机在床头柜上震动个不停,我没有力气去看。我知道,是苏雅,是周琪,是莉娜。她们是爱我的,可此刻的我,像一只受了重伤的刺猬,只想蜷缩起来,拒绝任何触碰。
      门铃声固执地响了起来,然后是钥匙转动的声音。苏雅配了我家的钥匙,以防我这种独居女性某天在家里发生意外。
      “林意!” 苏雅的声音带着一丝急切。
      她走了进来,身后跟着周琪和莉娜。周琪手里提着一袋子清淡的粥和水果,莉娜则抱着一束小雏菊,那苍白的花瓣像极了我此刻的心情。
      “天啊,你怎么烧成这样?”周琪一摸我的额头,就惊呼起来,“脸都红得不正常了!苏雅,我说我们应该直接叫救护车的!”
      苏雅没理会她,只是冷静地找出体温计,塞进我的腋下,然后用冷毛巾敷在我的额头上,动作有条不紊。“体温降不下来,要去医院,不能硬扛。”她的声音一如既往地沉稳,像定海神针。
      莉娜把花插进床头的水杯里,坐在我床边,红着眼圈,小心翼翼地握住我的手。“意意,你想哭就哭出来,别憋着……我们都在呢。”
      我看着她们三个,我的朋友们,上海这座巨大城市里我唯一的亲人。她们的脸在我高烧的视野里有些模糊,像隔着一层水汽。我的眼泪终于不听使唤地涌了出来,无声地滑落,浸湿了枕巾。我哭的不是陈泽的死,而是那份再也无法弥补的、巨大的遗憾。
      “我……我只是没想到……”我的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我以为……我以为我们还有很多时间。”
      周琪把粥倒在碗里,用勺子搅了搅,吹凉了递到我嘴边,语气里带着她特有的、刀子嘴豆腐心的刻薄:“哭能解决问题吗?把自己折腾垮了,谁可怜你?那个姓陈的在天上看着,也不希望你变成这副鬼样子吧?吃东西,必须吃!”
      我顺从地张开嘴,喝了一口粥。温热的米粥滑过喉咙,带来一丝暖意,却暖不到心里那片冰冷的废墟。
      在她们的强制看护下,我的高烧总算在两天后退了下去。身体的疼痛在消减,可心里的绞痛却愈发清晰。
      那些和陈泽相处的点点滴滴,像一部无限循环的黑白电影,在我脑海里一遍遍地上演。
      我想起我第一次因为相亲失败,丧气地走进他的咖啡馆。那天上海下着小雨,我浑身湿漉漉的,妆也花了一半。他什么也没问,只是默默地递给我一杯温水和一块干净的毛巾,然后为我冲了一杯带着柑橘和花香的耶加雪菲。他说:“下雨天,适合喝一点明亮的东西。”
      我想起我因为工作压力巨大,深夜还在他那里改PPT。咖啡馆已经打烊,只剩下我和他。他放着一张舒缓的大提琴黑胶唱片,陪我一起熬着。我问他:“你不累吗?”他笑了笑,露出两颗好看的虎牙:“开咖啡馆的人,都是夜行动物。”
      我想起他教我分辨不同产区的咖啡豆,云南的小粒、瑰夏的奔放、曼特宁的醇厚。他的手指修长干净,捻起一颗咖啡豆时,眼神里有一种近乎虔诚的专注。他说,每一颗豆子都有自己的灵魂和故事。
      我还想起有一次,我开玩笑地问他:“陈老板,你这么好的条件,怎么还单身?”
      他当时正在擦拭一台老式的黑胶唱机,动作顿了一下,然后转过头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读不懂的复杂情绪,像是无奈,又像是忧伤。他只是淡淡地笑了笑,说:“缘分这种东西,急不来。”
      现在我才明白,那不是缘分未到,而是他早已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
      那个轻描淡写的“老毛病”,那个在我看来或许只是胃病或者低血糖的借口,原来是悬在他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如果……
      如果我能早点察觉到他苍白的脸色和偶尔的力不从心;如果我能在他回避我问题的时候,再多追问一句;如果我能放下我那些可笑的、因为受过伤而竖起的防备,主动向他走近一步……
      哪怕只有一步。
      无数个“如果”像毒蛇一样,日夜啃噬着我的心脏,让我痛不欲生。我的被动,我的犹豫,我的故作坚强,最终让我和这辈子可能遇到的、最纯粹的感情,擦肩而过,阴阳两隔。
      陈泽的追悼会,在一个下着毛毛雨的午后举行。
      我穿着一身黑色的长裙,站在人群的角落里。苏雅陪在我身边,沉默地递给我纸巾。
      追悼会的布置很简单,没有哀乐,只有一张巨大的、陈泽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他,穿着一件白衬衫,靠在咖啡馆的吧台边,笑得一脸灿烂,仿佛下一秒就会探过头来,问我:“今天想喝点什么?”
      来的人很多,有他的家人,有他的朋友,还有许多像我一样,只是他咖啡馆的常客。大家都没有嚎啕大哭,只是红着眼眶,低声分享着和陈泽有关的记忆。
      我听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先生说:“小陈这孩子心善,我腿脚不好,每次来喝咖啡,他都把我扶到最舒服的位置。”
      我听到一个年轻的女孩抽泣着说:“我失恋的时候,是陈老板一杯手冲的温度治愈了我。他还告诉我,生活再苦,也要给自己加点甜。”
      我还听到了他的一位朋友,对着他的遗像,哽咽着说:“你这个傻子……不是说好了,要把云南的咖啡豆做出名堂,开到国外去吗?你不是说,那是你的梦想吗?你怎么就先走了……”
      “云南的咖啡豆……”“梦想……”
      这几个字像重锤一样,狠狠地砸在我的心上。我想起他曾经兴致勃勃地拿出几袋产自云南保山的咖啡豆给我看,眼睛里闪烁着从未有过的光芒。他说:“林意,你就是云南人,你知不知道,我们中国的咖啡豆有多好?只是缺少一个被世界看到的机会。总有一天,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最好的咖啡,不只在哥伦比亚和埃塞俄比亚,也在我们中国的云南。”
      原来,那不仅仅是随口一说,那是他心中最执着的梦想。
      我的眼泪再次模糊了视线。那一刻,我感觉自己不仅仅是失去了一个有好感的男人,更是失去了一个无比珍贵的、能够看懂我灵魂的知己。
      病假结束,我回到了公司。
      那栋矗立在陆家嘴的摩天大楼,曾经是我引以为傲的战场。我在这里打拼了七年,从一个初出茅庐的销售代表,做到了销售部主管的位置。我熟悉这里的每一个人,熟悉这里的每一条规则,熟悉空气里那股金属、纸张和野心混合的味道。
      可现在,这里的一切都让我感到窒息。
      我的办公室在32层,有一个巨大的落地窗。从这里望出去,是鳞次栉比的钢筋水泥森林,是奔流不息的黄浦江。而在我视野的斜下方,只要我一低头,就能看到那个街角的咖啡馆。
      它已经关门了。白色的“暂停营业”的牌子,像一块刺眼的膏药,贴在紧闭的玻璃门上。那扇门,我曾推开过无数次,每一次都带着不同的心情——疲惫、烦躁、失落,或是偶尔的期待。而每一次,门后都有一个温暖的人,用一杯咖啡,为我隔绝掉门外的所有风雨。
      如今,那扇门成了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疤,一个沉默的墓碑。
      每天上班,从地铁口走到公司楼下,路过那扇紧闭的门,我的心都会被狠狠地揪一下。我甚至开始绕路,宁愿多走十分钟,也不愿再看到那个让我心碎的场景。
      可我躲不过。坐在办公室里,只要一抬头,那块白色的牌子就会闯入我的视线,像一个无声的嘲讽,提醒着我永远的失去。
      “林主管,这是下个季度的销售计划,您看一下。”
      “林意姐,城投的王总电话,说想跟您约个时间吃饭。”
      同事们的声音在我耳边嗡嗡作响,像一群恼人的苍蝇。我看着电脑屏幕上那些不断跳动的数字、那些复杂的金融模型、那些曾经让我充满斗志的业绩报表,第一次感到索然无味。
      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我曾经为了这些数字,牺牲了多少个夜晚的睡眠?我曾经为了签下一个大单,喝下多少杯言不由衷的酒?我曾经以为,这就是我在上海立足的根本,是我安全感的来源。
      可当死亡如此真切地降临在我身边时,我才发现,这些东西是如此的冰冷和虚无。它们无法给我带来一丝一毫的慰藉,反而让我觉得自己的人生像一个巨大的笑话。
      我那可笑的年龄焦虑,在陈泽短暂而纯粹的一生面前,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和矫情。
      我开始频繁地出错。开会时走神,回复客户邮件时写错名字,甚至在一次重要的项目汇报上,我对着PPT,大脑一片空白,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老板找我谈话了。他叫李总,是一个精明而体面的中年男人,对我一直很器重。
      “林意,”他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双手交叉,神情严肃,“你最近的状态很不对劲。我知道你请了病假,是身体还没恢复好吗?还是遇到了什么别的事情?”
      我看着他,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我该怎么告诉他?告诉他我爱上了一个咖啡店的老板,而他刚刚去世了?告诉他我现在看到公司的这栋楼都觉得心痛?告诉他我对他口中那些“光明的钱途”已经彻底失去了兴趣?
      他不会懂的。在他的世界里,只有KPI、利润和市场份额。情感,是最不值钱的东西。
      我只是摇了摇头,低声说:“抱歉,李总,我会尽快调整的。”
      可我食言了。我像一具被抽走了灵魂的木偶,每天机械地上下班,应付着工作。我的心,早就随着陈泽的离去,一起死在了那个小小的咖啡馆里。
      终于,在一个阳光好得有些刺眼的下午,我做出了决定。
      那天中午,我没有去员工餐厅,而是独自一人,再次走到了那家咖啡馆的门口。我隔着玻璃门往里看,吧台、桌椅都还在原来的位置,只是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灰尘。阳光透过玻璃,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一切都安静得像一幅定格的油画。
      我仿佛还能看到陈泽穿着白衬衫,在吧台后忙碌的身影。
      我站了很久,直到腿脚都有些发麻。然后,我转过身,走回了公司。
      我走进李总的办公室,将那封我昨晚写了很久的辞职信,轻轻地放在了他的桌上。
      李总的惊讶溢于言表。他摘下金丝边眼镜,揉了揉眉心,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林意,你是不是疯了?你现在是销售主管,下一步就是区域总监,前途一片光明!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走?”
      他试图挽留,言辞恳切,从职业规划到薪酬待遇,分析得头头是道。
      若是放在一个月前,这些话对我还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可现在,我听着,只觉得无比遥远。
      我摇了摇头,第一次用一种无比平静的语气,打断了他的话。
      “李总,谢谢您这些年的栽培。”我的声音很轻,但异常坚定,“我已经厌倦了这里的一切。我需要换个环境,重新开始。”
      “厌倦?”他显然无法理解这个词,“你做得这么好,怎么会厌倦?”
      我没有再解释。我知道,人与人之间的悲欢并不相通。我的痛苦,我的挣扎,我的彻悟,对他来说,不过是一个优秀员工莫名其妙的“职业倦怠”。
      办完离职手续,我抱着我的纸箱子,走出了这栋我奋斗了七年的大楼。
      同事们在背后议论纷纷,眼神里充满了不解和惋惜。我没有回头。
      最后一次,我站在那家咖啡馆的门口,看着那块“暂停营业”的牌子。眼泪再次不受控制地涌了上来,模糊了我的视线。
      再见了,上海。
      这座曾经承载着我所有青春和梦想的城市,这座让我爱过、恨过、笑过、哭过的城市,此刻,却成了我无法面对的伤痛之地。
      我必须离开了。像一只断了翅膀的鸟,必须逃离这片让我坠落的天空,去寻找一片能够让我重新学习飞翔的土地。
      我打开手机,订了一张回昆明的机票。
      我要回到我的老家,云南。
      那里有漫山遍野的咖啡林,那里有陈泽未完成的梦想。那里,或许能让我带着他的那份热爱,重新开始一段,真正属于我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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