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档案迷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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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调通知是在防空洞之夜的第三天正式送达图书馆行政处的。
米哈伊尔被馆长叫到办公室时，老馆长脸上带着一种混合着歉意和不安的表情。“罗泽先生，这是保安总局的直接命令。”他把那份盖着鹰徽印章的文件推过桌面，“您被临时借调到第四处，协助处理一批……缴获的东方文献。时间为期两周，可能延长。”
米哈伊尔接过文件。文字简洁官方，但最下面那行手写的补充说明让他的瞳孔微微收缩：“即日起，每日上午九点至下午六点，至威廉大街8号4楼417室报到。负责人：S.v.S。”
“我理解这可能会打断您手头的研究，”馆长继续说，手指无意识地转动着钢笔，“但您知道，我们无法拒绝这样的要求。我会保留您在这里的职位，当然，薪水照常发放。”
“我明白。”米哈伊尔折叠起文件，放进口袋，“感谢您的安排。”
走出馆长办公室时，他感觉到同事们投来的目光——好奇的，同情的，也许还有一丝幸灾乐祸的。在战时的德国，被保安总局“借调”从来不是什么好消息。那意味着你踏进了一栋进去容易出来难的大楼，意味着你的名字会被登记在某个清单上，意味着你从此进入了一个不同的世界，一个由秘密、怀疑和恐惧构成的世界。
米哈伊尔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关上门。窗外，一月的阳光苍白无力，勉强照亮桌面堆积的书籍。他的手指拂过那些书脊——波斯诗集，蒙古编年史，突厥语语法……这些曾经是他世界的全部，是他隐藏自己的完美伪装。
现在，伪装要被揭开了吗？还是说，这是一次测试，一次更深入的引诱？
他从抽屉里取出那枚琥珀袖扣，放在掌心。在日光下，琥珀内部的纹路更加清晰，那只小飞蛾的翅膀纤薄如纱，仿佛还能感受到亿万年前那阵让它停在松树上的微风。然后树脂滴落，时间凝固，一切都结束了。
西格蒙德·冯·施特恩想要什么？答案似乎很明显：他要确认米哈伊尔的真实身份，要证据，要一个可以写进报告、送上法庭的确凿罪证。但防空洞里的对话，那关于概率论和赋格曲的讨论，那若有若无的触碰——那些瞬间里，有某种超出职业需求的东西。
米哈伊尔握紧袖扣，琥珀坚硬的边缘硌着皮肤。
他别无选择。在柏林，当保安总局召唤时，你只有两个选择：服从，或者消失。而消失的时机还未到来。
威廉大街8号。
米哈伊尔在早上八点五十五分站在这栋灰色建筑前。保安总局大楼比从图书馆窗户看到的更加庞大，更加压抑。石砌的立面没有任何装饰，窗户整齐划一，像无数只没有感情的眼睛。入口处站着两名武装卫兵，戴着钢盔，手持冲锋枪，眼神扫视着每一个进出的人。
他出示了借调文件和证件。卫兵仔细检查，对照照片，用内部电话确认，整个过程持续了整整三分钟。最后，卫兵点点头，示意他通过。
里面的世界和外面截然不同。大理石地面光可鉴人，脚步声在高高的天花板下回响。人们行色匆匆，大多穿着制服，手里拿着文件袋，脸上是统一的专注和严肃表情。空气里有股特殊的气味——消毒水、旧纸张、皮革，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焦虑。
米哈伊尔按照指示牌找到四楼。走廊很长，两侧是一扇扇紧闭的门，门上只有编号，没有名牌。417室在走廊尽头。
他敲门。
“请进。”
西格蒙德的声音从里面传来，平静而清晰。
米哈伊尔推开门。房间比他想象中大，但堆满了东西——十几张桌子上堆着成山的文件、书籍和地图，有些用绳子捆扎，有些散乱地摊开。窗户被厚重的窗帘遮住一半，光线昏暗，只有几盏台灯在工作区域亮着。
西格蒙德站在房间中央一张最大的桌子后面，背对着门，正俯身研究铺开的一张大地图。他今天穿了制服，深灰色的外套，银色的肩章在台灯光下反射着冷光。听到开门声，他没有立刻转身。
“把门关上，罗泽先生。”
米哈伊尔照做。门锁合上的声音在这安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
西格蒙德终于直起身，转过身来。他的表情很专业，是那种公务场合下的礼貌性疏离，但灰色眼睛里的审视一如既往。
“欢迎来到第四处。”他说，做了个手势示意房间，“如您所见，我们最近接收了一批从东线缴获的文献。主要是苏联各共和国档案馆的藏品，以及一些私人收藏。大部分是当地语言——俄语、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还有一些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文字。”
他走到最近的一张桌子前，随手拿起一本厚厚的册子。“我们的翻译人员有限，而且对某些专业领域不熟悉。馆长先生高度评价了您的语言能力和学术背景，认为您是协助分类和初步评估的理想人选。”
米哈伊尔走近那张桌子。册子是手工装订的，封面是褪色的蓝色布面，上面用西里尔字母写着“1928-1933年集体化进程中的民间歌谣收集”。他翻开内页，纸张已经泛黄变脆，墨水的字迹有些模糊，但依然能辨认——那是乌克兰语，记录着一些古老的民谣，旁边有收集者的注释。
这些不是军事文件，不是战略地图，不是密码本。这是文化，是记忆，是一个民族口耳相传的故事和歌曲。而现在，它们躺在征服者的办公室里，等待被“分类”和“评估”。
“您希望我做什么，少校先生？”米哈伊尔问，手指轻轻拂过书页边缘。
“首先，将这批文献按语言、主题和可能的学术价值分类。”西格蒙德走到窗边，拉开一点窗帘。苍白的光线照进来，在飞扬的尘埃中形成光柱。“我需要一份详细的清单，以及您对其中哪些内容可能具有……意识形态敏感性的初步判断。”
“意识形态敏感性。”米哈伊尔重复这个词，声音里有一丝难以察觉的讽刺，“您是指，哪些歌谣可能宣扬民族主义？哪些民间故事可能包含反权威的主题？”
西格蒙德转过身，靠在窗台上，双手抱胸。“正是。帝国对东方领土的政策不仅仅是军事占领，更是文化整合。了解被征服民族的思维方式，他们的历史叙事，他们的文化象征——这有助于制定更有效的治理策略。”
他说得那么理所当然，那么冷静客观，仿佛在讨论农作物的轮作或者铁路的调度。米哈伊尔感到一阵寒意，不是因为这房间的温度，而是因为这种将活生生的文化视为需要“处理”的数据的态度。
“我明白了。”他说，摘下大衣和围巾，挂在门边的衣帽架上，“我从哪里开始？”
西格蒙德指了指房间左侧的一片区域。“那里是尚未开封的箱子。已经取出的文献在中间这几张桌子上。您的工作区在那张靠窗的桌子，光线最好。需要什么——纸、笔、标签——那边的柜子里都有。”
米哈伊尔走到指定位置。桌子收拾得相对整洁，有一盏绿罩台灯，一本空白笔记本，几支削好的铅笔。他坐下来，调整了一下台灯的角度。
“您会在这里监督我的工作吗，少校先生？”他问，没有抬头。
“我有自己的办公室，在走廊另一头。”西格蒙德说，走到门口，“但我会经常过来查看进度。午餐会有人送来。卫生间在走廊左侧尽头。如果您需要离开房间——比如去卫生间——请先通知我或我的助手埃伯哈特中尉，他在415室。”
这是礼貌的囚禁。米哈伊尔听懂了潜台词：你在这里的一举一动都会被记录。
“还有什么问题吗？”
米哈伊尔摇摇头。“暂时没有。”
“那么，开始工作吧。”西格蒙德说完，离开了房间。门在他身后轻轻关上，但没有上锁的声音。
米哈伊尔独自坐在桌前，听着门外渐行渐远的脚步声。他环顾这个房间——堆积如山的文献，紧闭的窗帘，空气中飘浮的尘埃。这里像一个文化的墓地，一个记忆的停尸房。而他，一个苏联间谍，要在这里为纳粹情报机构整理自己民族的遗产。
荒谬。残酷。但又无比真实。
他深吸一口气，站起身，走向那些尚未开封的木箱。第一个箱子上贴着标签：“基辅，国立科学院档案馆，1941年9月缴获”。他用箱盖上放着的撬棍撬开钉子，打开箱盖。
里面是书。各种各样的书：学术专著，文学期刊，地方志，诗歌集……有些封面精美，有些简陋。他拿起最上面一本，是一本乌克兰语的儿童绘本，画着色彩鲜艳的动物和田野。扉页上有一行稚嫩的笔迹：“给亲爱的玛琳娜，六岁生日快乐。爸爸，1936年。”
米哈伊尔的手指停在那行字上。1936年。那时战争还没有开始，基辅还是个和平的城市，一个父亲给女儿买生日礼物，在书上写下祝福。七年后，书在这里，在柏林的这间办公室里，而基辅在占领下，那个叫玛琳娜的小女孩现在应该十三岁了——如果她还活着的话。
他把书轻轻放回箱子，感觉喉咙有些发紧。
整个上午，米哈伊尔沉浸在工作中。分类，登记，做笔记。他发现自己能够完全投入，像在图书馆工作时一样，让学术的专业性屏蔽情感的波动。这是他的生存技能之一：在需要的时候，把自我抽离，变成一台处理信息的机器。
中午十二点，门被敲响。一个年轻的士兵端着托盘进来，上面是一份简单的午餐：黑面包、一小块黄油、一碗豌豆汤、一杯代用咖啡。士兵把托盘放在桌上，一言不发地离开。
米哈伊尔慢慢吃着。汤是温的，面包干硬，咖啡有股奇怪的味道。但这是战时的标准餐，比许多人的食物要好。
他刚吃完，门又开了。这次是西格蒙德。
“进展如何？”他问，走到米哈伊尔的工作台前，翻看已经完成的清单。
“按计划进行。”米哈伊尔说，用布巾擦了擦手，“目前处理了大约三分之一箱。大部分是学术出版物和文学作品，暂时没有发现明显的政治宣传内容。”
西格蒙德点点头，目光扫过清单上的条目。“‘切尔尼戈夫地区民间传说集’、‘第聂伯河船夫歌谣辑录’、‘乌克兰婚礼仪式研究’……看起来确实很学术。”他放下清单，从旁边桌上拿起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这是什么？”
米哈伊尔看了一眼。“那是一本1930年代的乌克兰语识字课本，用于当时的扫盲运动。”
西格蒙德翻开书页。里面是简单的课文，配着插图：一个农民在田里劳作，一个工人在工厂，一个老师在学校教孩子们读书。每课下面有生词表和练习题。
“扫盲运动。”西格蒙德轻声说，手指拂过书页上工整的西里尔字母，“苏联人在这方面确实做了很多。”
他的语气里有一种奇怪的成分——不是赞赏，也不是批判，更像是一种客观的观察，像是科学家在记录实验数据。
“教育是进步的基础。”米哈伊尔谨慎地说。
“也是意识形态灌输的基础。”西格蒙德合上识字课本，放回桌上，“教会一个人读写，你就给了他接触思想的能力。然后你可以决定让他接触哪些思想。”
他走到窗边，再次拉开一点窗帘，看向外面的街道。“您知道吗，罗泽先生，我有时会想，我们和苏联人在本质上没有区别。我们都相信秩序，相信规划，相信通过控制和引导来塑造社会。区别只在于我们想要塑造出什么样的人。”
米哈伊尔放下手中的笔，转过身看着他。“您认为应该塑造出什么样的人，少校先生？”
西格蒙德沉默了很久。窗外的光线照在他脸上，勾勒出紧绷的下颌线条。
“我曾经以为我知道。”他终于说，声音很轻，更像在自言自语，“服从的，忠诚的，为集体牺牲个人的，坚信自己道路正确的……标准的新人。但现在……”
他没有说完。
房间里安静下来。只有远处隐约传来的打字机声音，和两人平稳的呼吸声。
“这批文献，”西格蒙德突然改变话题，转身面对米哈伊尔，“在您看来，它们有价值吗？作为文化，作为研究材料？”
米哈伊尔思考了片刻。“有。民间传说和歌谣是一个民族集体记忆的容器。通过它们，你可以了解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恐惧，他们的希望，他们如何看待世界和自己。”
“即使这个民族被认为是低等的？”
问题尖锐得像一把刀。米哈伊尔感觉自己的后背绷紧了。
“文化没有高低，少校先生。”他缓缓地说，“只有不同。一个民族的歌谣和另一个民族的交响乐，本质上都是人类试图理解存在的方式。只是使用的语言不同。”
西格蒙德看着他，灰色眼睛在昏暗的光线中深不可测。米哈伊尔无法解读那眼神里的内容——是测试？是好奇？还是某种更深层的探寻？
“很有趣的观点。”西格蒙德最终说，走向门口，“请继续您的工作。我晚些时候再过来。”
他又离开了。米哈伊尔听着脚步声远去，然后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手指在轻微颤抖，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出于一种强烈的、几乎要冲破控制的冲动——他想抓住西格蒙德的衣领，想质问他，想撕开那层冷静专业的面具，看看下面到底藏着什么。
但他什么都没做。他只是重新拿起笔，翻开下一本书，继续记录：“《喀尔巴阡山地区民间医药研究》，1937年出版，作者伊万·佩特罗维奇·科瓦连科……”
时间在书页翻动和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中流逝。下午三点左右，米哈伊尔在一个箱子底部发现了一本特殊的册子。它不是印刷品，而是一本手写的日记，封面是简陋的硬纸板，用细绳装订。
他翻开第一页。日期是1941年6月24日——德国入侵苏联的第三天。
日记的主人在基辅，用乌克兰语写着：
“战争开始了。收音机里说德国人已经越过边境。街上的人们在抢购食物，但更多的是茫然。我们该怎么办？去哪里？玛莎在哭，我告诉她一切都会好起来，但连我自己都不相信……”
米哈伊尔快速翻页。日记断断续续，记录了基辅围城的日子：空袭，饥饿，谣言，然后是德军入城，最初的混乱，逐渐建立的占领秩序。笔迹时而工整，时而潦草，反映了作者的情绪波动。
在9月29日那一页，作者写道：
“今天看到了最可怕的事情。在巴比雅尔山谷，德国人带走了一大批犹太人。邻居说他们都被枪杀了。我不敢相信，但晚上的时候，从那个方向传来的枪声持续了几个小时。上帝啊，如果这是真的……”
米哈伊尔的手指停在那一页。巴比雅尔大屠杀，他知道这件事。苏联情报系统已经收到了相关报告，超过三万人被杀害。但看到这第一手记录，看到这颤抖的笔迹，感觉完全不同。
作者有话说
第4章 档案迷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