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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画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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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3月15日,上午9:17
新城分局三楼最西侧是一间被临时改造为画像室的小会议室。
房间不大,约二十平米,朝北的窗户被厚重的遮光帘半掩着,只留下一条缝隙,透进江城三月阴郁的天光。靠墙摆放着一张宽大的实木工作台,台上杂乱却有序地陈列着各种绘画工具。
从专业的数位板、高分辨率显示器,到传统素描所需的各型号铅笔、炭条、橡皮、画纸,甚至还有一套用于面部结构研究的人头骨模型。墙面贴着许多已完成或未完成的画像,有些是通缉令上的面孔,有些则是刑侦教材中的人像结构分析图。
陈予安坐在工作台前的高脚椅上,脊背挺得笔直,像是某种紧绷的弦。他面前摊开着三张照片:赵志刚生前唯一能找到的证件照,拍摄于八年前、从现场提取的鞋印放大图、以及法医方晴提供的尸体姿态及损伤细节图。旁边还放着一页周远宁昨天在会上手写的侧写要点:
“男性,40-45岁,从事教育、艺术或收藏相关职业,内心承受巨大压力,可能怀有未竟之愿。凶手与死者相识,可能有某种仪式化倾向……”
字迹工整清晰,几乎像印刷体,但陈予安能从某些笔画的轻微颤抖中,察觉到书写者平静表面下的暗流。
他盯着那些照片和文字已经超过二十分钟,手中的4B铅笔在指尖转动,却一笔未落。
不是画不出来,而是不敢画。
每次面对这种需要还原凶手或死者生前状态的任务,他的大脑就会自动切换到某个危险的模式。那个模式会将他拖回2022年秋天的雨夜,拖回那个昏暗的画室,拖回那个戴着鸭舌帽、压低声音说“帮我画一个人,我弟弟失踪了”的男人面前。
孙伟的脸。
孙伟牺牲前最后的表情。
还有鲜血喷溅在画纸上的温热触感。
陈予安闭上眼,深吸一口气,试图压制胸口那阵熟悉的令人窒息的紧缩感。他能听见自己心跳在耳膜上敲击的节奏,能感觉到掌心渗出的冷汗浸湿了铅笔的木杆。
“陈予安?”
门口传来轻柔的敲门声和询问。
陈予安猛地睁眼,几乎是本能地将面前的照片翻面盖住,同时身体微微侧转,挡住工作台上的大部分内容。这是他在艺术学院养成的习惯。他不喜欢旁人观看未完成的作品,更因那场事故后,他对任何靠近画像过程的人都抱有近乎病态的警惕。
但当他看清来人是陆昭言时,紧绷的肌肉稍稍放松了些许。
陆昭言站在门口,没有贸然进入。她今天穿了件浅灰色的立领衬衫,外面套着深蓝色的警用夹克,没系扣子,露出腰间佩戴的警械。长发在脑后束成干净利落的马尾,几缕碎发垂在耳侧,衬得她下颌线越发清晰锐利。她左手腕上那条银色的弹壳手链随着她的动作微微晃动,在室内昏暗光线下折射出冷冽的微光。
“陆队。”陈予安站起身,声音有些干涩。
“打扰你了。”陆昭言走进房间,目光快速扫过工作台,“进展怎么样?”
陈予安沉默了几秒,诚实道:“……还没有开始。”
陆昭言没有表现出惊讶或不满。她走到工作台另一侧,拉开一张椅子坐下,姿态放松却依然保持着某种警觉。
这是刑警的本能。她的目光落在那些被翻面的照片上,又移到陈予安苍白的手指和微微颤动的笔尖。
“遇到困难了?”她问,语气平静,像是普通的同事交流。
陈予安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发现自己发不出声音。
耻辱感像藤蔓一样缠住他的喉咙:一个特聘画像师,拿着分局的特殊津贴,却在第一个正式案件上卡壳。
他想起那些私下议论他的声音:
“艺术学院来的,能行吗?”
“听说孙警官就是因为他画的画像才……”
“陈予安。”陆昭言忽然叫了他的全名。
陈予安抬起头。
陆昭言直视着他的眼睛。她的眼神很特别,不像大多数警察那样充满攻击性的审视,也不像普通人的温和包容,而是一种透明又直抵本质的平静。
她能看穿谎言,也能看穿恐惧。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陆昭言说,“你在想,如果你画错了,如果又有人因为你的画像出事,该怎么办。”
陈予安的呼吸停滞了一瞬。
“但我要你明白两件事。”陆昭言继续说道,语气依然平稳,“第一,孙伟的牺牲责任不在你。你是被犯罪分子利用的工具,真正的罪人是设计那个陷阱的人。第二,”
她伸手,将那些被翻面的照片一张张翻回来,动作很轻,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画出的每一笔,背后都有整个刑侦支队的技术支持、法医验证、外围调查。画像只是侦查的起点,不是终点。我们需要你的专业能力,不是要你承担破案的全部责任,而是要你贡献你那部分的拼图。”
她顿了顿,目光落在赵志刚那张已经有些模糊的证件照上。
“这个人死了。被人杀了,抛尸江边,手里还攥着一枚校徽。他可能是个懦夫,可能是个帮凶,也可能只是个不幸被卷入漩涡的普通人。但无论他是什么,他都死了。而我们的工作就是找出杀他的人,弄清楚为什么。”
陆昭言重新看向陈予安,眼神深处有某种灼热的东西在燃烧。
“所以放下你的包袱。我要你用你的笔,把那个藏在暗处的鬼画出来。不是为你自己赎罪,是为这个死者,为所有被掩盖的真相。”
房间里陷入短暂的沉默。
窗外传来远处街道的车流声,隐约而模糊。
陈予安看着陆昭言,看着这个比自己大两岁却已经背负了更多创伤和责任的女性。
他突然想起入职前听说的一些传闻:关于她2017年“执行任务受重伤”的模糊说法,关于她师父郑勇军的“意外坠亡”,关于她那个神秘失踪的前男友。
每个人都有故事。
每个人都在负重前行。
陈予安缓缓呼出一口气,一直紧绷的肩膀终于放松下来。他重新拿起铅笔,手指不再颤抖。
“我需要更多信息。”他说,声音恢复了平静,“死者生前的职业、生活习惯、社会关系。周教授提到的仪式感具体可能表现在哪些方面。还有凶手为什么选择那个抛尸地点?滨江公园在那个时间段的人流量、监控覆盖范围,这些环境因素都会影响凶手的心理状态和外在特征。”
陆昭言眼中闪过一丝几不可察的赞许。
“半小时后技术队会把初步的环境分析报告发给你。”她站起身,“至于其他信息。赵志刚曾是江城一中青少年艺术培训中心的行政助理,2008年离职,2022年被家人报失踪。我们已经派人去调取他的社保记录、银行流水,以及联系他的亲属。有进展会第一时间同步。”
她走到门口,又停下脚步,回头补了一句:
“另外,周教授那边整理了一份关于仪式化犯罪的文献摘要,我让他发你邮箱。他说有些凶手会通过特定的抛尸姿势、物品摆放来满足某种心理需求,甚至是在模仿或致敬某个原型。你可以参考。”
陈予安点了点头,目光已经重新聚焦在照片上。
陆昭言轻轻带上门,离开了。
房间里又只剩下陈予安一个人,还有那些沉默的照片、文字,以及空气中飘浮的铅笔屑。
他闭上眼,再次深呼吸。
这一次,他没有被拖回那个雨夜。
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画面。江边的风,铅灰色的天空,一枚锈蚀的校徽被死人紧握在手心。
一个男人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在想什么?
愤怒?恐惧?还是某种扭曲的释然?
陈予安睁开眼,笔尖落在雪白的素描纸上。
第一笔落下。
上午10:43
新城分局四楼东侧,临时顾问办公室。
说是办公室,其实只是一间闲置的小型会议室,临时摆放了一张办公桌、两把椅子、一个文件柜,以及一台连接内网的台式电脑。窗户朝南,能看到分局后院的停车场和更远处老旧居民楼的屋顶。
周远宁坐在办公桌后,面前摊开着几份卷宗复印件。都是关于2008年谭松年案的基础材料,包括当年的立案决定书、拘留证、死亡通知书,以及几份证人证言的节选。字迹已经有些模糊,纸张泛黄,边缘卷曲。
这些都是张局特批调阅的。
“只能在这里看,不能复印,不能拍照,不能带出这个房间。”张建国当时这么说,语气严肃,“小周,你知道规矩。这些材料很敏感。”
周远宁当然知道。
他一份份翻阅,目光平静。只有偶尔在某个关键词句上停留过久时,他左手无名指会无意识地蜷缩,指尖轻轻摩挲着指根那道浅色的疤痕。
那三年……
那道疤已经愈合了六年,不仔细看几乎察觉不到。只有他自己知道,在某些特定的时刻,比如现在,比如看到“青少年艺术培训中心”这几个字时,那道疤会隐隐发烫,像是某种烙印在灵魂深处的警报。
他放下卷宗,揉了揉眉心。
胃部传来隐痛般的抽搐。他拉开抽屉,取出那个白色的小药瓶,倒出两片奥美拉唑,就着桌上已经冷掉的半杯温水服下。药片滑过喉咙的感觉有些黏腻,带着化学品的苦味。
然后他的动作停顿了一下。
抽屉深处,靠里的位置,静静地躺着一个巴掌大小的旧铁盒。
铁盒是军绿色的,表面已经有斑驳的锈迹,边缘的漆皮剥落,露出底下暗哑的金属原色。这是很多年前部队里常见的装擦枪油或配件的盒子,坚固,密封,能很好地保护里面的东西。
周远宁盯着那个铁盒看了很久。
久到窗外的阳光移动了几寸,在桌面上投下新的光影分割线。
终于,他伸出手,将铁盒拿了出来。
盒子很轻,里面应该没装太多东西。他小心地打开卡扣。没有上锁,也从未上锁。
掀开盒盖,里面只有一张照片。
照片是标准的6寸规格,边角已经有些磨损,表面覆着一层薄薄的保护膜,应该是后来加上的。画面背景是北方公安大学的操场,深秋的傍晚,天空是干净的湛蓝色,远处能看到红色的塑胶跑道和几棵叶子掉光的白杨树。
照片中央,站着两个人。
左边是二十四岁的周远宁。穿着深灰色的毛衣,外面套着警用作训服的外套,没系扣子。头发比现在短,也更黑,额前有少许碎发被风吹起。他侧着脸,看着身旁的人,眼神温柔得几乎要溢出来,嘴角挂着浅浅的、毫无防备的笑意。
右边是二十岁的陆昭言。扎着高高的马尾,额前有几缕碎发,穿着同样款式的作训服,但袖子挽到了手肘,露出纤细却有力的小臂。她正对着镜头大笑,眼睛弯成月牙,整个人像是在发光,青春、明亮、毫无阴霾。她的左手腕上,已经戴着那条银色的弹壳手链。
那是周远宁送给她的第一个新年礼物,她收到后就再也没有摘下来过。
照片右下角,有钢笔写的一行小字:“2011.10.23,公安大学操场。”
那是他们正式确定关系后的第一个秋天。
周远宁用指尖极轻地拂过照片表面,拂过陆昭言灿烂的笑脸,拂过她手腕上那抹银色的微光。
他的动作小心翼翼,像是在触碰一件易碎的、珍贵的、早已不属于他的宝物。
镜片后的眼睛深处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剧烈地翻涌。
贪恋、痛楚、绝望、温柔、自责。所有被他用理性强行压制的情绪在这一刻找到了缝隙,汹涌而上。
他几乎能听见照片里陆昭言的笑声,清脆的,明亮的,像北方秋天干净的风。
也能听见自己当时的心跳,平稳,有力,对未来充满笃定。
然后所有的画面和声音都在下一秒碎裂,被另一组画面取代。
昏暗仓库,蒙面人,撕扯的衣服,压抑的啜泣,冰冷的摄像头红光。
还有那个人优雅的、带着愉悦笑意的声音:
“看看,因为你,她经历了什么。”
周远宁猛地闭眼,手指收紧,将照片边缘捏出了细微的褶皱。
不能想。
不能。
他深吸一口气,再缓缓吐出,重新睁开眼时,眼底的汹涌已经被强行压回深处,只剩下疲惫的平静。他打开铁盒内侧的一个小夹层,取出一支黑色的钢笔。
这是一支2014年款的派克卓尔系列,黑金配色,笔身修长,笔帽顶端有金色的品牌标志。笔身靠近笔夹的位置,刻着两个极小的英文字母:“Z.Y.”
这是周远宁名字的缩写,也是他父母生前送给他的最后一份生日礼物。
2014年,他二十七岁,博士二年级。父母特意在公安大学附近的一家老牌西餐厅为他庆祝生日,还执意让他把陆昭言也带来。
父亲是江城大学法学院教授,一个平日里严肃古板的学者。那天破例喝了一点红酒,拍着他的肩膀说:“远宁,做学问要扎实,做人更要正直。我和你妈这辈子最骄傲的就是有你和筱安这么优秀的两个孩子,昭言更是一个好姑娘,以后肯定能成为最优秀的警察。”
母亲同样是法学教授,气质温婉。她悄悄把这份礼物塞给他,笑着说:“你爸挑的,说男人该有支好笔。以后写论文、批注、签字……都用得着。”
一年后,他们死于一场“煤气泄漏爆炸事故”。
周远宁握紧钢笔,金属的凉意透过皮肤渗入骨髓。
他没有哭。
那些被囚禁的日子里,他的眼泪已经流干了。
那个人用尽一切手段想看他崩溃,看他求饶,看他承认自己是个“灾星”,是个“不配拥有光的怪物”。而他最终撑下来的方式,就是把所有情感,包括悲伤,都封存在某个坚硬的壳里。
只剩下责任,只剩下“必须做完的事”。
周远宁将照片放回铁盒,但没有立刻盖上盒盖。他拿起钢笔,拧开笔帽,从抽屉里取出一张空白的A4纸。
笔尖悬在纸面上方,停顿片刻。
然后落下。
字迹工整,笔画平稳,和他平时批注论文或书写侧写报告时一模一样。只有他自己知道写下这些字时,他握笔的力道有多大,大到笔尖几乎要戳破纸背。
“光犹在,身已堕。不敢触,唯守望。”
十二个字。
写完后,他静静地看着,看了很久。
然后他将纸对折,再对折,折成一个很小的方块,放进铁盒里,压在照片背面。
“咔嗒。”
盒盖合上。
周远宁将铁盒推回抽屉深处,推进阴影里,仿佛从未取出过。
他重新拿起那些泛黄的卷宗,戴上眼镜,表情恢复成那个冷静、专业、略带疏离的周教授。只有左手无意识地按在胃部,暴露了身体内部持续的不适。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脚步声,停在他的办公室门口。
“叩叩。”
两声干脆的敲门。
周远宁抬起头,几乎是瞬间调整好表情:“请进。”
门被推开。
陆昭言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份文件夹。她的目光快速扫过房间。整齐的办公桌,摊开的卷宗,冷掉的水杯,以及周远宁脸上那副标准的、礼貌的、带着适当距离感的微笑。
她的视线在桌面上停留了一瞬,落在那个军绿色铁盒露出的一角上。
那盒子她认得。
2011年秋天,他们在公安大学附近的旧货市场淘到的。周远宁说这盒子密封性好,可以装些重要的或怕潮的小物件。她当时还笑他像个老干部,什么都收着。
后来,他果然用这个盒子装了他们第一张合影。
陆昭言的目光只停留了不到半秒,就自然地移开了。
“周教授。”她走进来,将文件夹放在桌上,“这是技术队刚刚整理出来的赵志刚基础社会关系调查,张局让我拿一份给你。另外,画像室那边陈予安已经开始工作,可能需要你的侧写文献作为参考。”
“好,我马上发给他。”周远宁接过文件夹,翻开,目光落在文字上,没有再抬头看她。
陆昭言站在原地,没有立刻离开。
她能闻到空气中淡淡的药味。奥美拉唑,胃药。还有周远宁身上那种熟悉的、干净的、混合着纸张和墨水的味道。这味道让她想起很多年前的图书馆,想起靠窗的位置,想起他低头看书时侧脸的轮廓。
也想起昨晚的噩梦里,那个在仓库中蜷缩的、满身血污的自己。
“周教授。”她忽然开口。
周远宁抬起头,眼神询问。
陆昭言看着他,看着他那双曾经盛满温柔、如今只剩下深邃平静的眼睛,看着他那消瘦的轮廓和眼下淡淡的青黑,看着他握着钢笔指节分明的手。
她有很多问题想问。
想问那几年你到底去了哪里。
想问你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
想问你还记不记得2009年秋天的阶梯教室,2010年冬天星空下的操场,2013年夏天那间狭小公寓里潮湿闷热的空气和郑重其事的承诺。
但最终,她什么都没问。
“注意休息。”她只是这么说,声音平静,“专案组需要你保持清醒。”
说完,她转身离开了办公室,轻轻带上门。
周远宁看着她离开的方向,门板隔绝了视线。他维持着那个姿势,静止了几秒。
然后他低下头,重新看向手中的文件。
只有胃部一直在隐隐作痛。
下午14:20
刑侦支队大会议室。
会议桌坐了七八个人,陆昭言坐在主位左侧,周远宁坐在她斜对面,中间隔着两个位置。张建国坐在主位,乔振华在他右手边。技术队的祝小雨、法医方晴、郑晓东和蒋磊也在。
空气有些沉闷。
投影屏幕上显示着几张照片:赵志刚的证件照、滨江公园抛尸现场全景、那枚锈蚀的校徽特写,以及从现场提取的鞋印和微量物证分析报告。
“基本情况大家都清楚了。”张建国开口,声音沉稳,“死者赵志刚,男,41岁,原江城一中青少年艺术培训中心行政助理,2008年离职,其姐姐赵志红于2022年11月报失踪,当时接警的是港口区分局,初步排查无果,列为普通失踪人口处理。”
他顿了顿,看向祝小雨:“小祝,说一下技术队的发现。”
祝小雨站起来,走到投影屏幕前,“我们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初步勘查。”
她切换PPT页面,“第一,现场环境。抛尸地点位于滨江公园水泥堤岸和江水交接的浅滩上,距离最近的监控探头有三个,有两个都故障了,没有数据。唯一正常的一个,案发当晚22:00至次日凌晨4:00的数据被人为删除,并且手法专业,恢复很艰难。公园其他出入口的监控我们正在调取,但目前没有发现可疑人员或车辆。”
“第二,物证。死者右手紧握的校徽编号为080317,对应江城一中2008届高三(17)班。我们调取了当年的毕业照和校友名录,确认该班共有48名学生,其中男生27人,女生21人。班主任是谭松年。”
会议室里安静了一瞬。
谭松年。
这个名字像一块投入平静水面的石头激起了无声的涟漪,果然跟他的案子有关联。
陆昭言的手指无意识地收紧,握住了手中的笔。她能感觉到斜对面周远宁的目光似乎朝她这边扫了一眼,但当她抬头时,他已经重新看向屏幕,侧脸平静无波。
祝小雨继续:“第三,死者自身情况。根据方晴姐的尸检报告,死者胃内有未消化的某品牌胃药胶囊残留,血液中检测到奥氮平代谢物。这是一种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通常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或双相情感障碍。此外,死者右手虎口和食指内侧有轻微灼伤痕迹,左手臂内侧有数个针孔,新旧不一。推测死亡时间在3月11日夜间至12日凌晨。”
她坐下,看向方晴。
方晴接过话头,语气冷静专业:“还有一点需要补充。我在死者指甲缝里提取到少量皮屑组织,已经送DNA比对,结果预计三天后出来。另外,死者肺部有少量淡水硅藻,和江水的硅藻种类一致,但含量很低,不符合溺亡特征,应该是抛尸入水时呛入的。”
乔振华沉吟片刻,看向周远宁:“周教授,从心理侧写的角度,这些信息能补充什么?”
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周远宁。
他放下手中的笔,推了推眼镜,声音平稳清晰:“凶手至少具备以下几个特征:第一,对江城一中和谭松年案有一定了解,甚至可能是亲历者或关联者;第二,熟悉滨江公园的环境和监控盲区;第三,有较强的控制欲和计划性,选择深夜抛尸,避开监控,说明他进行了事前踩点;第四,他与死者很可能认识,甚至有一定信任关系。。”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屏幕上赵志刚的照片。
“另外,关于死者体内的药物……奥氮平通常需要处方才能获取。凶手可能是通过某种途径获得了这种药物,或者死者本身就在服用。如果是后者,那么凶手可能利用了这一点。比如,在药物起效、死者意识模糊时下手。”
郑晓东插话:“也就是说凶手可能是医疗系统的人?或者至少能搞到处方药?”
“不一定。”周远宁摇头,“处方药在黑市上并不难获取,尤其是这种相对常见的抗精神病药物。但这是一个侦查方向,可以查赵志刚近年的就医记录,看他是否被诊断为相关疾病,是否在规律服药。”
陆昭言开口:“已经安排了。蒋磊带人去赵志刚最后登记的住址,在港口区老机械厂家属院,但那边三年前就拆迁了,原住户基本都搬走了。我们正在联系拆迁办和社区,尝试找到当年的老邻居。”
她看向张建国:“张局,我建议分两条线走。第一条,顺着赵志刚的社会关系查,重点是他的工作经历、经济状况、近期接触人员;第二条,重启对谭松年案关联人员的排查,特别是2008年那所青少年艺术培训中心的教职工和涉及的学生。”
张建国点了点头,正要说话,会议室的门被敲响了。
陈予安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个素描本。他脸色依然有些苍白,但眼神比上午坚定了许多。
“陆队,张局。”他走进来,声音不大但清晰,“初版画像完成了。”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他身上。
陈予安走到投影仪旁,将素描本放在扫描台上。屏幕上很快出现了一张铅笔素描人像。
画像中的男性约四十岁上下,脸型偏瘦,颧骨略高,眉毛稀疏,眼睛不大但眼神锐利,嘴唇抿成一条直线,嘴角有细微的法令纹。发型是普通的短发,鬓角有些斑白。穿着普通衬衫,领口微微敞开。
画像旁边还有几行手写标注:
“身高推测175-180cm,体型偏瘦,根据鞋印受力分析右手为惯用手;根据颈椎前倾姿态推测可能有长期伏案工作习惯;眼神特征:警惕、压抑、可能长期处于焦虑状态;特别注意:左耳耳垂有一道约1.5cm的陈旧性疤痕,推测为撕裂伤愈合后形成。”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
郑晓东第一个开口:“这疤痕……能确定吗?”
陈予安点头:“我在现场照片里发现了一个细节。抛尸位置附近的泥土上有一个不完整的凹陷痕迹,形状和大小类似人耳。我推测凶手在搬运或摆放尸体时可能曾单膝跪地,左耳侧恰好压在了那个位置。如果是正常耳廓,压痕应该更平滑,但那个痕迹边缘有细微的不规则突起,所以我认为凶手左耳可能有伤疤或畸形。”
方晴若有所思:“如果真有疤痕,那会是很好的识别特征。耳部撕裂伤常见于打架斗殴、意外事故,或者……某些特定行业的工作伤害。”
陆昭言盯着画像,脑海里快速闪过无数信息碎片。
四十岁左右,男性,可能与教育或艺术行业有关,熟悉谭松年案,能接触到药物,左耳有陈旧疤痕……
“把画像下发到各派出所和协作单位。”她做出决定,“还是重点排查2008年前后在江城一中或青少年艺术培训中心工作过的人员,特别是离职后去向不明,近期有异常动向的。另外,医疗系统那边也要查,看有没有符合特征、且能接触到处方药的从业人员。”
张建国补充:“注意方式方法。这个案子牵扯旧案,敏感度高,调查过程中注意保密,避免打草惊蛇。”
会议又持续了二十分钟,布置完具体任务后散会。
人群陆续离开会议室。周远宁收拾好笔记本和钢笔,正要起身,陆昭言走到他身边。
“周教授。”她低声说,“关于赵志刚体内的奥氮平……你怎么看?”
周远宁动作顿了顿,抬头看她。
两人的距离很近,近到陆昭言能看清他眼镜片后眼底细微的血丝,能闻到他身上那股淡淡的、混合着药味的干净气息。
“有两种可能。”周远宁的声音也压低了,“第一,赵志刚本身有精神类疾病,凶手利用这一点。第二,凶手有精神类疾病,或者……曾经有过,所以能熟练获取并使用这类药物。”
他顿了顿,目光落在陆昭言左手腕的弹壳手链上,只停留了不到半秒就移开了。
“我更倾向于后者。”他说,“一个长期服用抗精神病药物的人,他的认知、情绪、行为模式都会受到影响。如果这个人同时心怀怨恨,且有一个明确的报复目标……”
他没有说完,但陆昭言听懂了。
一个游走在精神崩溃边缘的、偏执的复仇者。
这比普通的谋杀更危险,更难以预测。
陆昭言点了点头:“明白了。谢谢。”
她转身离开,走向等在门口的蒋磊和郑晓东,开始布置任务。
周远宁看着她利落离去的背影,看着她手腕上那抹晃动的银色,看着她挺直的脊背和坚定的步伐。
光犹在。
他想。
只是他早已沉入深渊,连触碰的资格都没有。
他握紧手中的钢笔,金属的凉意刺入掌心。
然后他转身,朝另一个方向走去。
下午16:50
港口区,原老机械厂家属院旧址。
这里已经是一片废墟。三年前启动的拆迁项目因为开发商资金链断裂而停滞,大部分建筑被推倒,只剩下残垣断壁和堆积如山的建筑垃圾。几栋还没有完全拆完的旧楼孤零零地立着,窗户破碎,墙面斑驳。
蒋磊从车里下来,踩着一地碎砖和水泥块往前走。郑晓东跟在他身后,两人都穿着便服,但腰间鼓起的部分显示着配枪的存在。
“这地方……”蒋磊皱了皱眉,“还能找到人吗?”
“试试看。”郑晓东说,“社区提供的名单上,还有三户老住户没搬走,都是舍不得离开的老工人,住在最里面那栋还没拆完的楼里。”
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穿过废墟,来到家属院最深处。那里果然还立着一栋五层的红砖楼,楼体已经十分破旧,墙皮大面积脱落,露出里面暗红色的砖块。一楼有几间屋子还用塑料布蒙着窗户,隐约能看到里面有人生活的痕迹。
蒋磊敲响了其中一扇门。
等了约一分钟,门才被拉开一条缝。一个六十多岁、头发花白、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服的老头警惕地看着他们:“找谁?”
郑晓东掏出警官证:“老先生您好,我们是新城分局刑侦支队的警察,想跟您了解点情况。”
老头盯着警官证看了几秒,才慢慢拉开门:“进来吧。”
屋子很小,不到二十平米,陈设简陋但整洁。一张木板床,一个老式衣柜,一张折叠桌,两把椅子。墙上贴着几张泛黄的年画和全家福照片。空气里有股潮湿的霉味。
“坐。”老头指了指椅子,自己坐在床沿上,“想问什么?”
蒋磊拿出赵志刚的照片:“老先生,您认识这个人吗?他以前也住这栋楼,叫赵志刚。”
老头接过照片,凑到窗边光线好的地方仔细看了看,然后点了点头:“认识。小赵嘛,住三楼最东头那间。不过他早就搬走了,得有三四年了吧?”
“他是什么时候搬来的?平时是个什么样的人?”郑晓东问。
“搬来……我想想。”老头眯起眼睛回忆,“大概是2006年?对,2006年秋天。当时他拎着个行李箱就来了,说是租房子。我看他一个人怪可怜的,房租给得也爽快,就租给他了。”
“他做什么工作的?”
“刚开始那几年,好像是在什么学校当行政?具体不清楚,他不太爱说自己的事。后来……大概是2008年左右吧,他辞职了,之后就整天窝在屋里,很少出门。偶尔看到他脸色都很差,魂不守舍的。”
老头顿了顿,压低声音:“而且那段时间,他屋里经常传出砸东西的声音,有时候还能听见他自言自语,像是在跟谁吵架。我们几个老邻居私下里都说,小赵是不是……这儿有问题。”
他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蒋磊和郑晓东对视一眼。
“他有没有说过什么特别的话?或者,有没有什么人来找过他?”郑晓东追问。
老头想了想:“特别的话……有一次我在楼道里碰到他,他喝得醉醺醺的,嘴里嘟囔着什么钱拿了,事没完、都是报应……具体我也没听清。至于来找他的人……”
他皱起眉头:“还真有。大概两年前吧,有个穿西装的男人来过一次,开着小轿车,看着挺有派头。他们在屋里谈了大概半个小时那人就走了。之后没多久,小赵就搬走了。”
“那人长什么样?开什么车?车牌记得吗?”
“样子……四十多岁吧,个子不高,戴着眼镜,说话挺斯文的。车是黑色的,牌子我不认识,但车标像个人字。车牌……哎呀,我这老花眼,哪看得清。”
“人”字车标?
郑晓东心里一动。那是本田。
“他搬走的时候,有没有带走什么东西?或者留下什么?”蒋磊问。
“带走的东西不多,就一个行李箱,几个纸箱。留下的……”老头想了想,“他搬走那天,我在楼下碰见他,他递给我一个信封,说‘李叔,这几年谢谢您照顾,这点钱您留着’。我打开一看,里面有两千块钱。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小赵那段时间穷得都快交不起房租了,哪来的这么多钱?”
“他说什么了吗?”
“我问他,他突然笑了,笑得特别……瘆人。他说:‘李叔,我要发财了。有人给了我笔钱让我去办件事。办成了,还有更多的。’”
老头的表情变得复杂:“我当时劝他,说小赵啊,天上不会掉馅饼,你别被人骗了。但他不听,摆摆手就走了。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
房间里安静下来。
窗外的光线渐渐暗下来,废墟的影子被拉得很长。
蒋磊收起笔记本,和郑晓东交换了一个眼神。
“谢谢您,老先生。”郑晓东站起身,“如果想起什么其他细节,随时联系我们。”
老头点点头,送他们到门口。
离开那栋破旧的楼,穿过废墟往回走时,蒋磊低声说:“‘有人给了我笔钱,让我去办件事’……你觉得,他办的是什么事?”
郑晓东看着远处逐渐沉入地平线的夕阳,脸色凝重。
“不管是什么事,”他说,“现在看起来,那件事可能要了他的命。”
晚上19:30
新城分局刑侦支队办公室。
大部分人都已经下班了,只剩下陆昭言和周远宁的办公室还亮着灯。
陆昭言坐在办公桌前,面前摊着蒋磊和郑晓东带回来的走访记录,以及技术队刚刚发来的初步报告。
关于赵志刚的银行流水调查。
流水显示,赵志刚在2021年3月,也就是两年前。收到了一笔来自境外账户的汇款,金额为五万美元。这笔钱在到账后一周内被分批取现,之后他的账户再也没有大额进出记录,只有零星的小额消费。
五万美元。
对于一个失业多年、经济拮据的人来说,这是一笔巨款。
“有人给了我笔钱,让我去办件事。”
老邻居的话在脑海里回响。
陆昭言闭上眼睛,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
她感到疲惫。不是身体上的,而是那种深入骨髓的、长期处于高压状态下的精神疲惫。她能感觉到自己的神经像一根绷得太紧的弦,随时可能断裂。
右手无意识地摸向左手腕上的弹壳手链。冰凉的金属触感传来,带着某种熟悉的、令人安心的质地。
那是周远宁送她的。
2010年冬天,星空下,他说希望它能陪着她,提醒她保护好自己。
她确实一直戴着,从未摘下。
即使在2017年那个仓库里,在那些蒙面人按住她、撕扯她衣服、对着摄像头特写她手腕的时候,这条手链都牢牢地戴在她手上。
其中一个蒙面人问要不要拿走,头目说:“不,老板吩咐了,留着。这是故事的一部分。”
“故事”。
陆昭言猛地睁开眼,眼底闪过一丝冰冷的锐利。
她站起身,走到窗边。窗外是江城的夜景,万家灯火,车流如织,一片和平繁荣的景象。但她知道,在这片灯火之下,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黑暗和秘密。
就像那个至今不知道是谁的“老板”。
就像那些被掩盖了十五年的真相。
手机震动了一下。
陆昭言拿起来看,是许静文发来的消息:“今天怎么样?按时吃饭了吗?”
她回复:“吃了。还在加班。”
许静文秒回:“别熬太晚。还有记得吃胃药,蓝色盒子那个。”
陆昭言看着这条消息,心里涌起一股暖意。许静文是她在江城为数不多的可以完全信任的朋友,知道她所有的创伤和秘密,却从未用同情或怜悯的眼神看过她。
“知道了。你也早点休息。”
回完消息,她准备关掉手机,目光却无意间扫过通讯录里的一个名字。
周远宁。
这个名字静静躺在列表里,号码是新的。
这是他回归后新办的。他们没有互发过消息,没有通过电话,所有的交流都在工作场合,在众人的注视下,保持着礼貌而疏离的专业距离。
陆昭言的手指悬在屏幕上方,停顿了很久。
最终,她没有点开那个名字。
她关掉手机,走回办公桌,继续看那些材料。
走廊另一端的办公室里,周远宁也还没有离开。
他面前摊开的不是卷宗,而是一本厚厚的笔记本。笔记本的纸张已经有些泛黄,上面的字迹工整而密集,是他父母生前留下的研究笔记。
他父母都是法学教授,但他们的研究方向不同。父亲专注于刑事司法制度,母亲则偏向犯罪被害人学。这本笔记是两人合著的,记录了他们对江城过去二十年重大刑事案件的梳理和分析,其中就包括谭松年案。
周远宁一页页翻阅,目光专注。
笔记本里不仅有案件的基本信息,还有大量的批注、疑问、线索标记,甚至有一些被红笔圈出来的“疑点”。比如谭松年死亡当天值班狱警的突然调岗,比如尸检报告中关于死因描述的模糊之处,比如那些后来翻供或“失忆”的关键证人。
翻到某一页时,周远宁的动作停了下来。
那一页的页眉处,用红笔写了一行字:
“培训中心背后可能涉及人口贩卖链条。谭曾向三名女学生了解情况,其中一名跳楼自-sha,另两名转学后下落不明。疑点:转学手续办理异常迅速,且无家长出面。”
下面还贴了一张剪报:2008年11月《江城晚报》的一则社会新闻,标题是“花季少女为何轻生?心理健康教育有待加强”,内容隐去了真实姓名和学校,但时间地点与谭松年案高度重合。
周远宁盯着那行字,盯着那张已经发黄脆化的剪报。
他的呼吸渐渐变得沉重。
脑海里不受控制地闪过一些画面:昏暗的房间,冰冷的仪器。
还有那个人优雅的、带着笑意的声音:
“你看,远宁,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运转的。有些人注定是燃料,有些人注定是收藏品。而你父母……他们非要当那个试图灭火的人,结果呢?”
结果呢?
结果他们死了。
死在了一场精心策划的“意外”里。
周远宁猛地合上笔记本,发出“啪”的一声闷响。
他摘下眼镜,用力揉着眉心,试图压下那股翻涌而上的、混合着愤怒、悲痛和自责的情绪。
不能失控。
至少现在不能。
他重新戴上眼镜,从抽屉里取出药瓶,这次倒出的是阿普唑仑,一种抗焦虑药。他没有喝水,直接干咽下去,药片刮过喉咙的感觉很涩。
然后他拿起钢笔,在空白的纸上开始写字。
不是侧写,不是分析,而是一串毫无逻辑的、破碎的词语:
“光……暗……罪……赎……昭言……对不起……爸妈……筱安……对不起……”
笔尖在纸上划出深深的痕迹,几乎要戳破纸背。
写到最后,他的手开始颤抖。
他停下笔,看着那些字,看了很久。
然后他拿起那张纸,一点一点撕成碎片,撕得粉碎,扔进垃圾桶里。
做完这一切,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等待药物起效。
窗外的夜色越来越深。
整栋办公楼里只剩下这两盏灯还亮着,隔着九年时光,隔着无数无法言说的创伤和秘密。
遥遥相对。
却永不相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