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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壳与核:跨越前世今生的审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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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深人静,沃尔夫冈(钟蔷)独自坐在书房,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一份关于英国下议院近期辩论的摘要报告——这是艾森贝格情报局通过隐秘渠道获取的。报告里,除了那些对奥地利新式蒸汽机可能威胁皇家海军优势的担忧、对电报技术可能改变欧陆情报平衡的议论,还零星夹杂着一些对他个人动机与品格的揣测,其中不乏类似威廉·卡文迪什那种“贪婪的赌徒”、“危险的规则破坏者”、“披着谦和外衣的霸权者”的尖锐指责。
若是纯粹作为“伯爵”,这些指责或许会让他付之一笑,或激起冷静算计的反击。但此刻,那沉睡于灵魂深处的“钟蔷”意识,却被微妙地触动了。
一种复杂难言的情绪,混杂着荒谬、委屈、乃至一丝冰冷的疏离感,悄然弥漫开来。
上辈子的钟蔷,作为一名成长于特定历史语境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近代以来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苦难的西方列强,确实难言好感。那种情感并非简单的仇恨,而是一种沉淀于民族集体记忆深处的警惕、悲愤与不甘。她认可科学无国界,赞叹人类在艺术与哲学上的共通追求,也真诚相信全人类的福祉理应成为终极目标。但在情感内核深处,对那些曾经凭借坚船利炮和鸦片轰开国门、攫取利益、带来屈辱的“列强”,她始终隔着一层难以彻底消融的寒冰。
然而命运弄人。她不仅重生在了西方,更成为了这个即将步入列强行列、甚至可能在未来角逐中占据优势的奥地利帝国的一员,并且正亲自推动着这一切的发生。
起初,这具身体、这个身份、乃至这个时代,对她而言更像是一个需要全力以赴的“绩效项目”,一个可以用超前知识大展拳脚、同时弥补莫扎特艺术生命遗憾的奇特舞台。她以惊人的理性和适应力,迅速接纳并融入了“沃尔夫冈·莫扎特”的一切:他的家庭、他的社交圈、他的责任。
她教导南内尔更独立的音乐表达,尽力调和与父亲列奥波尔得的关系,与莉莉安建立家庭,疼爱女儿克洛可。她真诚地尊重并重用拉瓦锡、卡文迪什、伏特、瓦特这些欧洲科学巨匠,欣赏他们的才华,支持他们的研究,视他们为宝贵的事业同伴。她推动电报、铁路、蒸汽机,心中想的是提升效率、改善民生、增强国力——这些目标本身,在她看来是“进步”的,是符合人类发展方向的。
她甚至开始尝试在冷酷的效率至上主义中,注入一丝人文关怀的暖意,去回应卢梭提出的、关于工业化时代人性异化的深刻诘问。
她在努力成为一个更好的“沃尔夫冈·莫扎特”,一个更负责任、更有远见、也更有人情味的领导者。
然而,报告里那些来自英国政治精英的警惕、指责与敌视,像一面镜子,冷不丁地照出了她灵魂深处可能一直试图忽略或淡化的某种“不协调”。
从英国人的角度看,她的所作所为,不正是在重复她前世所厌恶的“列强”逻辑吗?——利用技术优势,谋求经济利益,拓展势力范围,挤压他国空间。奥土战争中的“声音战”是军事霸权的一种新形式;在意大利的经济渗透是资本与标准的隐形殖民;从各国“招揽”(在对方看来或许是“掠夺”)顶尖人才是智力资源的争夺;绕过东印度公司接触清廷,更是直接触动了老牌殖民帝国的核心利益敏感带。
她的手段或许更“现代”,更依赖于知识和体系而非单纯的炮舰,但其追求实力优势、扩大自身影响、在竞争中占据上风的本质,与19世纪那些扩张主义的帝国,又有多少本质区别?
“狼崽子……”她低声重复着那个比喻,嘴角泛起一丝苦涩。在前世,这个词或许会被用来形容那些贪婪的殖民者。而今,却被安在了自己头上。
她感到一种分裂感。作为“钟蔷”,她对这种充满算计与对抗的“列强思维”感到排斥甚至厌恶。但作为“沃尔夫冈”,她清楚地知道,这就是18世纪欧洲乃至全球的政治现实。弱肉强食,不进则退。如果奥地利不强大,就会被法国、普鲁士、甚至奥斯曼吞噬。如果她不主动布局、抢占先机,她所珍视的“帝国引擎”、她所构想的通过技术合作温和影响东方的计划、她所希望守护的家庭与同伴,都可能在未来更大的风暴中倾覆。
为了保护一些东西(亲人、同伴、理想中的未来),她必须去争夺、去算计、去变得强大,而这强大本身,在外界看来,就是威胁,就是“狼性”。
这种认知让她陷入短暂的迷茫与自我怀疑。她改变的够多了吗?她真的摆脱了前世那种基于民族伤痕的狭隘视角,真正拥抱了更普世的人类立场吗?还是说,她只是换了一个舞台,不自觉地扮演起了自己曾经厌恶的角色?
她的目光落在墙上的世界地图上,从维也纳到广州,从伦敦到圣彼得堡。科学或许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艺术或许能共鸣,但艺术家需要面包;人类的福祉是共通的理想,但通往理想的道路却遍布着国家、民族、阶级之间残酷的竞争与利益的荆棘。
她想起了韶关的李管事,那位务实的清朝官员。与他的合作,是基于解决问题、提高效率的务实需求,而非掠夺或征服。这或许是她内心深处更认同的方式:通过平等的技术交流、互惠的合作,共同提升,而非零和博弈。她对东方的策略是“长期渗透、示范影响”,而非武力征服或经济殖民。这是否是她与旧式“列强”的根本不同?还是说,这只是手段和时机的差异,本质仍是扩大影响力?
良久,沃尔夫冈(钟蔷)缓缓吐出一口气,眼神重新变得清明而坚定,只是深处多了一抹沉重的了然。
她无法完全摆脱这具身躯所承载的国家立场和时代局限,也无法彻底抹去灵魂深处那份来自另一个文明、另一段历史的独特情感烙印。这壳(沃尔夫冈的身份与责任)与核(钟蔷的记忆与情感)的融合,注定是复杂而矛盾的。
她所能做的,或许不是强迫自己变成纯粹的“国际主义者”或“世界公民”,而是在认清这复杂现实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在“国家利益”的坚硬外壳内,注入更多“人类福祉”的柔软内核;在不可避免的竞争与博弈中,努力探索合作与共赢的可能;在推动自身强大的同时,警惕霸权思维,并为更公正、更合理的未来国际秩序,埋下一些或许微小但方向正确的种子。
就像她对待拉马克和拉瓦锡,是引导而非灌输;对待韶关的试点,是合作而非掠夺;对待维也纳的工人,是关怀而非纯粹榨取。
改变是艰难的,自我认知的调整更是痛苦的。但她已经走得太远,无法回头,也不愿回头。
“狼子野心也罢,改革者也罢。”她低声自语,手指轻轻拂过地图上广州的位置,“历史会如何评判,留给后人吧。我所能做的,就是沿着我认为对的道路,尽我所能,走下去。保护好身边的人,推动必要的进步,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为世界留下一线或许更好的可能。”
这或许不够纯粹,不够高尚,但这是身处这个时代、背负双重灵魂的她,所能找到的最诚实的答案。
壳与核的冲突或许永难彻底平息,但正是这种内在的张力,驱使着她不断审视、调整、前行,在18世纪欧洲的舞台上,演绎着一场独一无二、充满矛盾却也蕴含无限可能的生命史诗。
莫扎特业绩进度:1020% (灵魂深处的跨文明视角与现实政治行为产生深刻内省与张力,对自身角色与历史定位的思考进入更复杂、更成熟的阶段。)
个人理想准备度:1032% (成功进行深刻的自我审视与身份整合,坦然接受内在矛盾,并在复杂现实与理想之间找到具有建设性的行动平衡点,精神世界与领袖心智完成关键性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