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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第 53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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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难还记得初遇那天,晚上下起了雨。就像今天晚上一样,他接了父母的电话,匆忙地赶了出去。
医院都是红砖灰瓦白色瓷砖地面,没有月光的照射,只有灰蒙蒙的暗黄色光晕倒映在地面上。他面带愁容,心里想得都是病床上莫若苍白的面容,行动却是个矮子,他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呆呆的坐在病房外,他害怕莫若第一眼见到的是他,也害怕莫若见不到他。
祝难打电话叫了张宇过来,现在张宇是唯一有心能照顾莫若的人了,除却张宁的事。
祝长生和唐春荣站在波士顿郊外的这栋白色小楼前,已经犹豫了十五分钟。三楼最左边那个窗户,就是祝难的诊疗室。每个月一次,他们从纽约飞来,坐在这间有着米色沙发和绿植的房间里,听那位永远温和的安德森医生告诉他们儿子“最近的进展”。
“进展。”祝长生咀嚼着这个词,像嚼一块早已无味的橡皮糖。
十三岁那年,他们把祝难一个人留在了美国。安德森医生是华人,在青少年心理治疗领域颇有名望,他建议让祝难“在一个全新的、中性的环境中学习自我整合”。他说,有时离熟悉的环境越远,离真实的自己越近。
“人格的解离性障碍,”安德森医生曾用流利的中文解释,“不是多重人格那种戏剧化的表现,而是一种更隐蔽的撕裂——患者无法建立情感与行为的一致性。他们说的和做的,可能是完全割裂的两套系统,而且自己往往无法察觉这种割裂。”
祝长生记得儿子十岁那年的夏天。邻居家的男孩弄坏了祝难珍视的飞机模型,那是祝长生用一个月加班费买的限量版。祝难笑着对那男孩说“没关系,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还分给对方一半冰淇淋。
第二天清晨,邻居家的车库被人用红漆喷满了污言秽语,男孩的自行车被拆成零件,整齐地码放在垃圾桶旁,像某种诡异的仪式。
报警,调查,一无所获。只有唐春荣在祝难床底下发现了一罐用了一半的红漆,和一双沾着机油的手套。祝难看着那些证据,眼神清澈得让人心寒:“不是我,妈妈。可能是有人想陷害我。”
类似的事情层出不穷。表妹不小心撕破了他的漫画书,三天后表妹的日记本出现在学校公告栏,每一页都被拍照放大;数学老师当众批评他马虎,第二天老师的汽车轮胎全被扎破,雨刷器下压着一张打印的字条:“您也需要检查一下自己的马虎”。
最可怕的是那次火灾。祝长生现在想起来,指尖还是会发凉。
那是祝难十二岁生日的前一周,他们家还住在老城区那栋筒子楼里。半夜,楼道里传来焦糊味和尖叫。等他们裹着被子冲下楼,二楼王老师家已经火光冲天。消防车尖锐的鸣笛声中,祝难安静地站在母亲身边,穿着整齐,连鞋带都系得一丝不苟。
“你怎么穿这么整齐?”唐春荣事后问。
“我睡觉浅,听到声音就起来了。”祝难说,表情毫无破绽。
后来消防队在灰烬里找到一只打火机,是祝长生的,但他说早就丢了。没人能证明什么,只有王老师一家搬走前,看祝难的眼神充满了恐惧——因为火灾前三天,王老师刚刚因为祝难上课玩手机,没收了他的设备并通知了家长。
“我们必须做点什么。”唐春荣在又一次“意外”后,对丈夫说。这次是祝难说原谅了一个嘲笑他口音的同学,第二天那同学的宠物仓鼠被发现死在教室抽屉里。
安德森医生就是那时出现的。朋友介绍,越洋电话,厚厚的评估报告。医生的结论是:祝难需要脱离现有环境,在一个无人知晓他过去的地方,重新学习情感与行为的统一。
“自我疗愈是最好的方法,”医生说,“但需要合适的土壤。”
于是有了波士顿,有了这所私立中学,有了每月一次的父母探访,和诊疗室里的“进展汇报”。
唐春荣深吸一口气,推开了诊疗楼的门。走廊里飘着淡淡的消毒水味和咖啡香,墙上挂着抽象画,色彩柔和得不真实。前台护士认识他们,微笑着点头:“安德森医生在等你们。”
三楼,诊疗室的门虚掩着。安德森医生站起身迎接,五十多岁,灰发梳理得一丝不苟,金丝眼镜后的眼睛温和而锐利。
“祝先生,祝太太,请坐。”他示意那对米色沙发,“祝难今天学校有社团活动,晚点会直接过来。”
例行寒暄后,安德森打开桌上的文件夹:“过去一个月,祝难的表现...很稳定。成绩全A,参加了辩论社,还是校篮球队的替补。老师和同学对他的评价都很好,‘礼貌、友善、乐于助人’。”
唐春荣的手指绞在一起:“那...另一面呢?”
医生沉默了几秒:“根据学校的反馈和我们每周两次的会谈,没有发现明显的行为矛盾。他说的话和做的事,基本一致。”他顿了顿,“当然,这种障碍有时会很隐蔽,尤其是当患者足够聪明时。”
祝长生听出了弦外之音:“您是说,他可能在...表演?”
“我不做没有证据的猜测,”安德森谨慎地说,“但人格解离的一个特征是,患者自己往往相信自己的表演。对祝难来说,‘好学生祝难’和‘做出那些事的祝难’,可能都是真实的,只是存在于不同的意识层面。”
唐春荣感到一阵眩晕。她想起送祝难来美国的那天,在机场,十三岁的儿子拖着小小的行李箱,回头看了他们一眼。那眼神很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深水,扔石头进去都听不见回响。
“爸爸妈妈是爱你的,”她当时哽咽着说,“等你好些了,我们就接你回家。”
祝难点点头:“我知道。我会好的。”
他转身走进安检口,背影单薄却挺直。那一刻唐春荣突然想冲过去抱住他,但祝长生拉住了她的手。“让他走吧,”丈夫的声音沙哑,“这是为他好。”
为他好。这三个字像诅咒,缠绕了这个家庭十年。
诊疗室的门被敲响,祝难走了进来。二十三岁的他继承了父亲的身高和母亲清秀的眉眼,穿着简单的灰色毛衣和牛仔裤,背着一个帆布书包,看起来和任何一个常春藤大学的研究生没什么两样。
“爸,妈。”他微笑,拥抱了他们,动作自然流畅。
唐春荣闻到儿子身上淡淡的洗衣液香味,感受到他手臂的力量。这个拥抱温暖而克制,符合一切社交礼仪,却缺少某种东西——她说不清是什么,就像一件做工精良的复制品,乍看完美,细看总觉得少了灵魂。
“学校怎么样?”祝长生问,这是每次见面的固定开场白。
“很好。一切进展顺利,导师说实习后将记录整理后可以考虑发在期刊上。”祝难在另一张单人沙发坐下,双腿自然交叠,姿态放松。
安德森医生也从美国飞回来,他是特意来看他的,这是他人生中第一个人格解离病人,在无数的自我练习的夜晚,能隐藏到极致,也算是一种痊愈。医生观察着他,像观察一只珍贵的标本。“祝难,上次我们谈到情感识别,你回去有做练习吗?”
“做了。”祝难从书包里拿出一个笔记本,翻到某一页,“我记录了每天的主要情绪,以及引发情绪的事件。比如周二,因为下雨,原定的田野调查取消了,我感到失望,但这种失望的程度是3分——按您说的1到10分制。然后我调整计划,去图书馆查资料,失望感降到1分。”
他念得平静,像在汇报实验数据。唐春荣看着儿子低垂的睫毛,忽然想起他五岁时,因为冰淇淋掉在地上,哭得撕心裂肺的样子。那种鲜活的、不加掩饰的痛苦,现在想来竟珍贵得让她想哭。
“很好。”安德森医生在笔记上写着什么,“识别,命名,管理。这是很重要的步骤。”
接下来的半小时,他们谈论祝难的学业、生活、未来计划。他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明年博士毕业,已经联系了几所大学的教职,甚至在考虑申请绿卡。他说这些时语气平稳,没有任何炫耀或不安,就像在读一份天气预报。
“对了,”祝难像是忽然想起什么,“我上周遇到了中学时的同学,张宇。记得吗?我刚转过来的时候,他比我大一届,每次都考年级第一,父亲还说让我多向他学习。”
唐春荣的心跳漏了一拍。她当然记得张宇,更记得那年夏天的火灾,他看见祝难在一副画展的画前流连忘返。他们十分欣喜这幅画,并且想要把他带回家,画的名字叫做新生,里面确是混乱不堪的火灾之后的现场。张宇的名字,刻在了唐春荣的基因里,因为那幅画还没到竞拍环节,便失踪了,而这篇报道下面,便是张宇的检举信。
唐春荣印象里大概是那孩子的姐姐因为被侮辱了,对身边有权力的人都多了一份警惕之心,并且这幅画的主人也是被检举的对象,不知道他怎么找到的报社记者,或者投递通道,那副洋洋洒洒的手写信被拍照记录发表在了报纸上,唐春荣一面在感慨这个孩子的文字功底之强大,另一边也在落款处注意到了和祝难同一个学校的震惊,经过回想确实想到了这孩子是祝难口中提到的人,但是却因为后续转校和祝难进行诊疗的事情耽误没多想,现在被祝难提起,他一下子想起来了。
祝难在那次之后身边便少发生波折了,甚至他都能发现他平心了很多,但是他的疗愈之旅并未结束。高一结束便匆匆离开了这里,从此之后与外界的联系就少了很多。
“你们还在联系?”祝长生问祝难。
祝难摇头,只是偶然回村遇到了,并没有过多的联系。
唐春荣松了口气,他没有想起来当年的事情。
会谈结束,一家三口走出诊疗楼。b城的深秋,街道上铺满金黄的落叶。他们找了家咖啡馆坐下,这是十年来的固定流程——诊疗室之后,一家人的“私人时间”。
“你真的都不记得了吗?”唐春荣终于忍不住问。她觉得有些事情他肯定是想知道的,但是转念一想他都是个大人了。
祝难搅拌着咖啡,勺子和杯壁碰撞,发出轻微的叮当声。“妈,那都是十年前的事了。人都会长大的。”
他说得那么自然,那么合理。可唐春荣想起的,是那些被毁坏的玩具,被泄露的秘密,被伤害的小动物。每一次,祝难都有完美的理由,或干脆一无所知的神情。
“你小时候...”祝长生开口,又停住,像是不知如何继续。
“我小时候给你们添了很多麻烦。”祝难接过话头,语气诚恳,“我知道的。所以我很感谢你们送我来这里,让我有机会...重新开始。”
他抬起眼睛,看向父母。那双眼睛清澈见底,没有任何隐藏的阴影。唐春荣忽然想,也许真的是他们多虑了。十年了,一个孩子总会长大,总会在正确的引导下痊愈。
“你记得那场火灾吗?”祝长生忽然问。
空气凝固了。祝难搅拌咖啡的手停了下来。唐春荣瞪了丈夫一眼,但话已出口,无法收回。
“筒子楼那次?”祝难问,语气平静,“记得。怎么了?”
“没什么,”祝长生移开视线,“只是忽然想起来。”
祝难沉默了几秒,然后说:“那之后不久,你们就辞职下海了。为什么?我一直没问。”
这是十年来,他第一次主动提起那场火灾,和火灾后父母的巨变。祝长生和唐春荣交换了一个眼神——那是只有他们两人才懂的眼神,充满秘密和伤痛的眼神。
“单位效益不好,”唐春荣说,这是他们准备好的说辞,“就想自己闯闯。”
“哦。”祝难点点头,不再追问。他总是这样,在即将触及核心时,恰到好处地止步,像受过训练一样。
咖啡凉了。窗外的天色暗下来,路灯一盏盏亮起。祝难看了看表:“我晚上还有小组讨论,得回学校了。”
分别时,在咖啡馆门口,唐春荣抱住儿子,比刚才在诊疗室抱得更久、更紧。她感觉到祝难的身体有一瞬间的僵硬,然后放松,轻轻回抱她。
“妈妈爱你,”她在他耳边说,声音颤抖,“你知道的,对吧?”
“我知道。”祝难说,拍了拍她的背,然后转向父亲,“爸,保重身体。”
他转身走进夜色,背影很快融入波士顿街道的人流。唐春荣靠在丈夫肩上,终于哭了出来。十年了,她每个月都经历一次这样的分别,每一次都像第一次那样疼。
“你觉得他好了吗?”她问,声音闷在丈夫的外套里。
祝长生望着儿子消失的方向,久久没有回答。他想起安德森医生最后私下对他说的话:“祝先生,人格整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时,表面的平静不一定是康复,也可能是...更深的隐藏。”
更深的隐藏。祝长生打了个寒颤。
街角,祝难拐进一条小巷,停下脚步。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屏幕亮起,显示着一条未读信息,来自一个没有备注的号码:“处理干净了。放心。”
他删掉信息,收起手机,继续往前走。脸上的温和表情慢慢褪去,像面具被摘下,露出底下那张没有任何表情的脸。路过一个垃圾桶时,他停下,从背包侧袋掏出一个东西,一个刻印面具的刻刀,刀锋尖锐却精细,他握在手里完全看不到风力。
祝难的手指摩挲着刀柄,刀柄已经被磨的发亮,但刀锋却看不出使用痕迹,他把刀锋碰上铁罐,与铁罐发出轻微的声响。他继续往前走,脚步平稳,脸上重新挂起那种温和的、人畜无害的微笑。
远处,诊疗室的窗户还亮着灯。安德森医生站在窗前,看着祝难消失的方向,眉头微皱。他在笔记上写下今天的日期,然后是一行字:
“患者表现出完美的适应性行为。但完美本身,有时就是最大的破绽。”
他合上笔记本,想起祝难提到火灾时,那一闪而过的眼神变化——不是恐惧,不是困惑,而是一种极快的、几乎无法捕捉的...了然。仿佛他早就知道父母会回避这个问题,早就准备好接受那个敷衍的答案。
安德森医生走到书架前,抽出一本厚厚的档案。翻开,是祝难十年的治疗记录。每一页都记录着“进步”,每一次评估都在说“好转”。但医生自己知道,在心理学领域,有些东西无法用量表测量,比如灵魂的裂痕有多深,比如一个人能在自我欺骗中走多远。
他想起祝难十三岁刚来时,做的第一次沙盘游戏。男孩在沙盘上建了一座完美的城市,街道整齐,房屋对称,连树木都排列成精确的几何图形。但在城市的最中心,他用沙子堆了一个小小的、不起眼的土堆,然后在土堆顶上,插了一根黑色的羽毛。
“这是什么?”安德森当时问。
祝难看了很久,才说:“不知道。它自己就在那里。”
十年了,那根黑色羽毛还插在安德森的记忆里。他有时会想,在祝难那座看似完美的心理城市中心,那根羽毛是否还在。它代表着什么?是被压抑的愤怒?是被隐藏的创伤?还是某种更黑暗、更原始的东西?
窗外,波士顿的夜晚完全降临。城市的灯光次第亮起,像无数只监视的眼睛。安德森医生拉上窗帘,但那种被注视的感觉并没有消失。他知道,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祝难正扮演着一个“康复”的儿子、一个“优秀”的学生、一个“正常”的年轻人。
而医生唯一能确定的是,这场表演,远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漫长,都要精湛。
祝难这次回去并不是一无所获,至少他知道了,他父母对待那件事情是知情的。
他在咖啡厅外面听到了父母的谈话,他们说的就是当年那件事。
从画室到火灾,他们知道一部分,对外却一言不发,祝难不知道他们在隐瞒什么。但是他们肯定知道什么。
“我记得出事的地方离咱们家老宅子很近,你说该不会……”唐春荣紧张的低声道。却被祝长生一口拦下,他压低声音,“我说了这件事不许再提,在家看到的儿子的那些东西,也通通不许跟外人提起,知道吗?”
祝长生说罢,寻顾了下咖啡厅四周,然后旁若无人的喝了口咖啡。
“走吧,现在看起来儿子问题不大,你也知道他实在是太聪慧了,如果再要一个孩子甚至会让他的疑心病更加严重。”祝长生对这一切仿佛是见怪不怪了,甚至有时间还会思考的更深一点,不得不说其实疑心病这点是随他的。
“没意思。”祝难站在窗外最显眼的位置,不是说人都有蜘蛛感应吗?怎么到他父母这里就这么神经大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