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盛夏》》糖霜沐星

50、诺贝尔奖

　　大二那年，我们跟着导师进了实验室。第一次穿上白大褂时，林砚之对着镜子整理衣领，嘴角的笑意藏不住：“感觉像变成了真正的研究员。”
　　“别高兴太早，”我拍了拍他手里的实验报告，“导师说这组数据要是出不来，这个月都别想休息。”
　　实验室的日子比课堂更忙碌，也更充满挑战。调试光路时，往往要在暗室里待上一下午，红色的安全灯把彼此的影子投在墙上，像默剧里的主角。林砚之总比我细心，每次都会提前检查好激光功率，在我不小心碰到导轨时，他总能眼疾手快地扶住，低声说“小心点，这玩意儿贵着呢”。
　　有次做光电效应实验，数据总是偏离理论值，我们熬了两个通宵，把电路检查了一遍又一遍。凌晨三点，我趴在实验台上打盹，迷迷糊糊感觉有人给我盖了件衣服，带着淡淡的消毒水味，还有他身上熟悉的气息。
　　“醒了？”他递过来一杯热咖啡，眼底带着红血丝，“我找到问题了，是滤光片的波长标错了。”
　　我接过咖啡，热气模糊了镜片，看着他在仪器前忙碌的背影，突然觉得，那些枯燥的公式和冰冷的仪器，因为有了身边这个人，都变得生动起来。
　　周末的实验室偶尔也会有轻松的时刻。阳光透过高窗照进来，在地上投下菱形的光斑，灰尘在光柱里跳舞。林砚之会哼起高中时听的歌，调子跑了十万八千里，却总能精准地踩在我的笑点上。
　　“你这破锣嗓子，当年迎新晚会真该让你独奏。”我一边记录数据一边打趣。
　　他转过身，手里还拿着游标卡尺，故作严肃：“这叫物理人的浪漫，你不懂。”
　　我们的实验数据渐渐有了起色，在一次系里的学术沙龙上，导师特意表扬了我们的项目。站在讲台上展示PPT时，我看着台下认真倾听的林砚之，突然想起高三那年，我们在物理竞赛讲座上一起举手回答问题的样子——时光变了，场景变了，可身边的人，眼里的光，都还是原来的模样。
　　沙龙结束后，陈阳突然发来视频，说他来上海出差，约我们晚上吃饭。镜头里的他晒黑了不少，说起大学的趣事眉飞色舞，“你们俩还是老样子，一提到物理就眼睛发亮”。
　　“那是，”我笑着说，“我们可是要拿诺贝尔奖的男人。”
　　林砚之在旁边踹了我一脚，却对着镜头补充：“至少要在《物理评论快报》发篇论文。”
　　陈阳笑得前仰后合，说要去外滩等我们，“让你们请我吃最贵的冰淇淋”。挂了视频，林砚之看着我，眼里的笑意像化开的蜜糖：“诺贝尔奖？周焰，你野心不小啊。”
　　“跟着你，总得有点追求吧。”我拿起他的实验记录本，上面密密麻麻的公式旁，画着两个牵手的小人，笔触稚嫩，却看得人心头发暖。
　　傍晚的外滩挤满了人，黄浦江的风吹拂着发梢，对岸的东方明珠亮着璀璨的灯。我们仨坐在江边的长椅上，舔着甜筒看游船驶过，水花溅起细碎的光。
　　“说真的，”陈阳突然开口，“看到你们现在这样，我特羡慕。”
　　“羡慕什么？羡慕我们天天跟仪器打交道？”林砚之笑着问。
　　“羡慕你们从高中到现在，一直都在同一条路上，”陈阳看着江面，“连方向都没偏过。”
　　我和林砚之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默契。是啊，从那年盛夏的争吵开始，我们就像两条逐渐靠近的线，穿过误解的岔路，绕过犹豫的弯道，最终在同一条轨道上并肩前行，连影子都重叠得严丝合缝。
　　回去的路上，林砚之牵住我的手，指尖带着晚风的凉意。“陈阳说得对，”他轻声说，“我们很幸运。”
　　“不是幸运，”我握紧他的手，看着他眼里映出的灯火，“是我们都没放开过。”
　　实验室的灯还亮着，像黑夜里的一颗星。那些在暗室里调试的光路，在草稿纸上推导的公式，在晨光里分享的咖啡，都成了我们故事里最踏实的注脚。未来还有无数个实验要做，无数篇论文要写，但只要身边有这束并肩的微光，再长的路，都能一步步走得坚定而温暖。